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鄭春

　　晚清民國時期，西風東漸。廢科舉、興學堂、公費留學，新式教育逐步成為主流。

　　但是，不管是大衆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有一個問題繞不開：優秀的窮孩子怎麼讀書。

　　一，到哪兒去讀？ 1901年清政府頒布“興學诏”，各省書院改設大學堂，府州設中學堂，縣設小學堂。公立學校省州縣隻辦一所，顯然不能滿足需要。

　　1905年正式廢除科舉，民營學校興起，填補了公辦學校不足。

　　這一年，錢穆十歲，進無錫縣果育學校讀書。

　　據錢穆回憶，當時的鄉賢平生三大願望：創辦學校、診所和報館。

　　無錫榮氏家族斥巨資在無錫建有一所中學和大學。

　　錢穆近距離觀察榮德生個人，“餘私窺其個人生活,如飲膳,如衣著,如居住,皆節儉有如寒素。”

　　果育學校由本地富人華子才創辦，校舍借用華氏祠堂，大廳上課，右側房為教師辦公室，大廳後有假山、小池，左側房為外請教師宿舍。

　　這種因陋就簡的學堂是當時鄉村學校的标配，借用祠堂在私塾的舊址上辦新學堂，教師、教材、管理都是新的。

　　新式學堂的誕生标志精英教育向普惠教育轉型。

　　私塾時代每家私塾學生人數少則一二人，多則十餘人。新式學堂學生則以班為單位，滿足了更多的學生求學。

　　錢穆在無錫三兼小學任教時，初小班學生有五十人。

　　二，學費怎麼辦？ 胡适在家鄉讀私塾，學費為每年兩塊銀圓，胡适母親為了老師能為胡适“講書”，每年給六到八塊銀圓，最多給到十二塊銀圓。

　　公辦學校讀書，待遇優厚，不僅免學費，每月還有幾塊銀圓的津貼。

　　張之洞創辦武昌方言學堂，“新學堂管吃管住，每月還發幾兩銀子，作為零用。據說将來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個事。”

　　嚴複就讀的福建船政學堂食宿免費，每人每月四兩銀子津貼。

　　民辦學校對困難學生也有資助機制。

　　杭州的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每月學費二元（銀圓），膳食費二元四角。

　　魯迅覺得“學費貴”，沒敢去報考。

　　錢穆父親病逝後，家道中落，錢穆面臨辍學困境。學校老師為錢穆申請到縣裡恤孤會的獎學金，使得錢穆繼續求學。

　　據馮友蘭回憶，晚清民辦學校，一般稱為“公學”，比官辦的好。

　　民國以後，更為重視教育。上海公學本來是留日學生回國創辦，民國建立後，學校要求各省選派學生入讀。

　　河南省政府确定二十個名額，每人每年官費二百兩銀子。

　　二百兩銀子，相當于發達地區中學教師的年收入。讀個中學，也太奢侈了吧。至于國外留學，有官費也有社會資助。

　　1909年，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庚款留學生正式啟動，補助标準為每人每月60美元。1919年，馮友蘭留學美國時，官費增加到每人每月90美元。

　　當時河南省設有一個“教育款産經理處”，開辦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畢業後官費留學。1918年本校和外校各招考二十名學生送出留學。

　　社會名流眼光遠大，個人資助優秀學子留學。

　　1900年代的杭州知府林迪臣，大力興辦各類學堂。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成績優異的學生，都由他個人出資留學日本。

　　上海工商巨富穆藕初，資助五位學生留美，每人每月120美元。

　　對于窮學生來說，出門的錢都隻能靠親友幫襯。

　　胡适考庚款留學，顧慮有三個：母親生活費、個人欠款、北京應考的旅費生活費。

　　考取後，路費是胡适二哥的好友借的，同宗的叔祖答應年節給胡适母親墊寄生活費，好友許怡荪幫助了一部分。

　　二十年後，功成名就的胡适仍然滿心感激，“沒有這些好心人的幫忙，我是不能放心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國的。”

　　這幾種助學方式覆蓋面都很小，更多的窮學生，需要勤工助學、借貸等各種方式籌錢，才能繼續學業。

　　因此，棄學、辍學的比例仍然很高。在很多名人回憶中，能看到這些痛苦的記錄，包括瞿秋白、劉半農、錢穆等人。

　　三，蹭學很流行 幼有所學，天賦人權。否則人生至苦。

　　鑿壁偷光的另一面是公共服務的缺位。

　　窮孩子求學精神可歌可泣。

　　蔣百裡家貧讀不起書，由母親指導識字。八歲時，家鄉人張冷生請先生教自己孩子，蔣百裡“伴之讀”。

　　這一伴，就是三年，期間，讀完了《四書》，開始讀《五經》。

　　說起蹭課，蔡元培領導的北京大學厚待求學青年，任何人都可以免費旁聽，免費獲取講義，向先生請教問題。

　　北大學風自由。一九三一年，錢穆在北大任教。“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聽課的人除了學生外，還有教師，一些教師夫人，蹭課青年。

　　學生選課自由，可以跨專業選。選定後也可以随意缺席。教師上課前将講義印好，學生上課前自取，先到先得。

　　自由的北大，吸引了全國學子前往。

　　“當時有一種說法，說北大有三種學生，一種是正式學生，是經過考試進來的；一種是旁聽生，雖然沒有經過考試，可是辦了旁聽手續，得到許可的；還有一種是偷聽生，既沒有經過入學考試，也不辦旁聽手續，不要許可，自由來校聽講的。”

　　很多青年就在北大附近租房旁聽，以至于在北大沙灘附近形成了一個北漂區。

　　“先後有過幾萬人不遠千裡來到北京，住到這19世紀的公寓裡，戀戀的住了一年、兩年、甚至三年、四年”，在這裡埋頭苦學、蹭課、求師。

　　四，蹭課也出人才 一九三一年夏，錢穆來到北大講授《中國通史》，每堂課聽課學生近三百人，其中很多人都是蹭課的北漂青年。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回憶，五十年代錢穆到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楊聯升告訴錢穆，自己曾在北大蹭錢穆的課。

　　還有一位張姓學生，從高三開始來蹭錢穆的課，一蹭四年。抗戰後錢穆轉到西南聯大，這個學生繼續蹭了兩年課，還和錢穆交流這門課的心得，指出錢穆前後講課的不同之處。

　　錢穆稱贊“如張生亦可謂善用其心矣。”名校教授如此贊揚蹭課學生，應當是民國時期北大的一道亮麗風景。

　　蹭課的學生中，有一位不得不說，就是作家柔石。

　　一九二五年二月，柔石來到北大，當了一名蹭課者。旁聽課程中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從此與魯迅結緣。

　　柔石蹭課，因為家中經濟困難和疾病，在當年底離開北京。柔石被殺後，魯迅親筆寫了《柔石小傳》、《悼柔石詩》等詩文緬懷這位蹭課的學生。

　　蹭課的學生中，最有名的要算沈從文了。

　　一九二三年夏，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沈從文來到北京，就住在沙灘附近的一個公寓裡。

　　沈從文回憶： “來京窮學生日多，” 掌櫃的把貯煤間也改造成公寓出租，沈從文風趣地取名“窄而黴小齋”。跟沈從文相同情形的學生，“比住東西二齋的正規學生大緻還多數倍。”

　　沈從文像正式學生一樣，在沙灘呆了四年。

　　親耳聆聽大師的講課，努力為理想拼搏，使自己迅速得到升華。沈從文滿懷感恩地回憶：“其實當時最重要的，還是北大學校大門為一切人物敞開。這是一種真正偉大的創舉。”

　　史料來源：《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四十自述》，《胡适傳記作品全編》，《我的學術之路•馮友蘭自傳》，《蔣百裡先生傳》陶菊隐著，文海出版社，《文化人的經濟生活》，《沈從文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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