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39年，清道光十九年，己亥年。這一年，對于中國政治而言，似乎并無什麼大事，但對于中國文學而言，這個己亥年卻幾乎成了一位中國文人的專屬年号，因為就在這一年，一個叫龔自珍的文人，幾乎以一天一首的速度，創作了315首詩歌，他将自己的詩集命名為《己亥雜詩》，在當時，一個文人出本詩集也許不算什麼，但時隔一個多世紀之後，我們發現，《己亥雜詩》更像是一支火把，照亮了這一年中國文化的天空。

龔自珍在己亥年的大爆發，其實緣于兩點，一個是深厚的家學淵源，一個是抑郁的文人心境。龔自珍生于浙江錢塘縣一個世代為官的書香之家，作為當地望族，龔氏自随宋南渡至清，已曆四百多年，而龔自珍的家譜更值得炫耀，遠的不說，從其曾祖父開始，已是四代功名，他們要麼被封為朝議大夫，要麼在内閣軍機處行走，不僅都是官居上品，而且皆是飽學之士，而龔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更是了得，一部《說文解字注》，已經足以讓其傲視學林。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的熏陶下，龔自珍的文學發韌自然是占盡先機，而像祖輩那樣功名卓著，也理所當然地成為龔自珍從少年時代就立下的志向。然而，中國文人的大悲哀也正在于此。背負着家族的厚望，自己又是博覽群書，志在必得，殘酷的現實卻讓龔自珍陷入了巨大的痛楚之中。自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春，龔自珍首次赴京參加會試，到道光六年（1828年）春，他連續八年參加會試，都接連敗北，打擊可想而知。也正是在科舉失敗的這八年間，龔自珍對封建科舉制度對人才的扼殺有了深入痛徹的思索，在他看來，以抄錄四書、五經的注疏為圭臬的八股取士标準，絕對不能檢驗出一個人的真才實學，而隻能使天下學子“萬喙相因”，“疲精神日力于無用之學”。正基于此，在道光三年（1823年），龔自珍連寫三首《夜坐》，以“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籁無言帝坐靈”，直接對封建專制淫威下暮氣沉沉的用人政策發出怒吼。這個夜中孤坐輾轉難眠的江南才子太想找到求取功名的出口了，但這個出口于他而言，更像是一個難以企及的夢。

道光九年（1829年）三月，對龔自珍而言是難忘的，因為就在這一年，已經三十八歲的他在第六次參加會試之後，排名第九十五位，有了參加朝考的機會。對于這個機會，龔自珍看得很重，面對“安邊綏遠疏”這道天子考題，龔自珍更是動用了自己所有的才思，他根據當時的邊防狀況，大膽提出“以邊安邊”“足食足兵”的主張，以洋洋千餘言，表達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然而，這紙答卷最終卻以“楷法不中程”為由，未列優等，再次被朝堂忽視。盡管此後龔自珍也算在京城做了閑曹小官，但畢竟與其胸懷的淩雲之志相去甚遠，二十年的歲月蹉跎，最終卻因書法不合規範而失去成為宰輔之材的可能，龔自珍隻能拭一把熱淚，徒喚奈何。

時間走到己亥年，這一年是道光十九年（1839年），北京城乍暖還寒，時年四十八歲的龔自珍抖一抖身上的寒霜，挂印辭官，悄然離開了他生活了二十年的京城。“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悄然離京的龔自珍看似走得很匆忙，其時心中的去意已盤桓多年，據吳昌绶《定庵先生年譜》說：“先生官京師，冷署閑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嗜奇好客 ，境遂大困，又才高動觸時忌，……乃乞養歸。”這段文字基本可以看作是龔自珍辭官離京的原因。

“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己亥雜詩•其五》） 這首詩是龔自珍離京南下路上寫下的第五首詩，雖然脫離官場，但龔自珍依然關心着國家的命運，不忘報國之志，以此來表達他至死仍牽挂國家的一腔熱情，他不會想到，自己的這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日後會成為脍炙人口家喻戶曉的名句；而更讓龔自珍不曾想到的是，當擺脫了功名利祿的羁絆，當歸隐林泉一路南下，這位大志難申的詩人，已經在文字中找到了可以任意馳騁的天地，他的目的地是杭州老家，一路上，他經河北，過江蘇，出淮浦，入揚州，幾乎無日不為詩，無物不入詩，完全将詩歌作為自己抒發胸臆的載體，尤其是在江蘇鎮江，龔自珍更是面對滔滔江水，濡筆立成，寫下了這首千古傳唱的佳作。“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 《己亥雜詩·其二百二十》 ）這首詩，堪稱龔詩中分貝最高的作品，在奔湧的文字中，我們能夠感受到詩人面對萬馬齊喑的沉寂局面，發出的響遏行雲一般的呐喊，這種呐喊卷集着層雲，夾帶着風雷，而他的出發點，決不是出自對個人命運的自哀自憐，而是出于對家國命運的大關懷，出于對社會變革的強烈渴盼，他希望的是，“天公重抖擻”，能夠“不拘一格降人才”。這種大情懷，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回溯一千年前，與在破蔽的茅屋中吟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的杜甫形成對應，都是時運不濟的詩人，都是一生漂泊的思想者，兩人站在曆史長河的兩端，已經用他們聲震寰宇的呐喊，完成了精神的對應，掀起了巨浪狂瀾！

由此，“己亥”,注定成為詩人龔自珍專屬的年号。在己亥這一年間，龔自珍先是辭官南歸，繼而又接眷南歸，往返九千裡，伴着九千裡路雲和月，龔自珍曾自言，“忽破詩戒，每作詩一首，以逆旅雞毛筆書于賬簿紙，投一破簏中，……至臘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發簏數之，得紙團三百十五枚，蓋作詩三百十五首也，中有留别京國之詩，有關津乞食之詩，有憶虹生之詩，有過袁浦紀奇遇之詩，刻無抄胥，……乃至一坐卧、一飲食，曆曆如繪。”可以說九千裡征途，對于龔自珍是一個自省的過程，是一個叩問的過程，更是一個将心緒由郁悶轉向平和的過程，他将詩歌創作完全當作了自己羁旅行役的心靈之約，一個個跳動的文字，騰躍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教育的各個路口，最終構成了中國詩歌史上數量最多并獨領風騷的大型組詩。當龔自珍為自己這部創作于路上的詩集以《己亥雜詩》定名，他也許不會想到，在那個詩人寥落萬馬齊喑的時代，自己已經将“己亥”變成了一個專屬于自己的年号，這個年号，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龔自珍死在49歲的盛年，彼時，他剛剛歸鄉不久，《己亥雜詩》也才修訂完成，但就在一切歸于平靜之時，他卻神秘地暴斃身亡。關于他的死因可謂衆說紛纭，但後人對他的評價卻幾乎是一緻的，他被史家譽為中國改良主義運動的先驅人物，是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經進入“衰世”，是“日之将夕”，自他之後，波及魏源，中經譚嗣同、康有為、蔣智由、再到南社詩人柳亞子、蘇曼殊乃至秋瑾和早期魯迅等人的詩歌創作，都在以倡言變革、呼喚風雷、沖破藩籬為詩歌的軌迹。“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梁啟超對龔自珍做出的這番評價，決非過譽之詞，而是源于一份發自心底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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