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轼去世前說了八個字?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法學院 □　殷嘯虎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蘇轼去世前說了八個字?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蘇轼去世前說了八個字

稿件來源： 法制日報法學院 □　殷嘯虎　(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蘇轼有兩首脍炙人口的“絕命詩”,即《獄中寄子由》二首,是寫給弟弟蘇轍(字子由)的。關于這首詩寫作的緣由,蘇轼有過一個說明:

“予以事系禦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别子由,故和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其一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珰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知葬浙江西。

引發這兩首“絕命詩”的,就是人們所熟知的“烏台詩案”。北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蘇轼調任湖州知州。到任後,按照慣例,給皇帝上了“謝表”。他在這份謝表的文辭裡,夾帶着一點小小的牢騷,婉轉地表達了對因不願苟同新法而遭新黨排擠的不滿。沒想到,這幾句話觸怒了朝中的某些人,招來了一場大禍。他們以蘇轼所上謝表“譏諷朝廷,妄自尊大”為名,請求朝廷對他嚴加處置。為此,宋神宗命禦史台選派官員,專程赴湖州,将蘇轼押解來京,關入禦史台大牢,由禦史中承李定、知谏院張操等人共同審理此案。他們以蘇轼的“親筆手迹”為證據,指控他“謗讪朝廷”“指斥乘輿、包藏禍心”。所謂“親筆手迹”,就是蘇轼抄贈沈括的《山村》絕句三首:

煙雨蒙蒙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

但教黃犢無人佩,布谷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

豈是聞韶解忘味,迩來三月食無鹽。

杖黎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赢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前兩首詩,批評了當時鹽法嚴峻給人民生活帶來的影響；後一首詩,則是批評了新法中的《青苗法》。對這一切,蘇轼在受審時也當堂供認不諱。但僅憑這三首詩,不足以定重罪。于是禦史們又百般羅織,一定要坐實蘇轼的“謗讪朝廷”“指斥乘輿、包藏禍心”的罪名。按照宋朝刑律《刑統》的規定,讪謗朝廷,包藏禍心屬于“謀反”罪；指斥乘輿則屬于“大不恭”,這些都是“十惡不赦”的罪名。一旦将這些罪名坐實,蘇轼隻有死路一條了。其實蘇轼自己也預感會有不測,因此在被押赴禦史台時,就同兒子蘇邁約定:送飯隻送蔬菜和肉,如果有壞消息(判死刑),則改為送魚,因為“蘇”字中有“魚”字。蘇邁送飯時嚴格遵守了約定,但一個多月後,錢糧用盡,蘇邁外出籌劃,把送飯之事托付給親戚,卻沒有告知這一約定。親戚想給蘇轼改善一下夥食,便送了一條魚去。蘇轼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命不長久,便給蘇轍寫下了這兩首“絕命詩”。

其實,從宋朝當時的法律制度來看,蘇轼的擔憂其實就是多餘的。北宋除了沿襲前朝的對士大夫的法律特權外,還有一項特别的制度。據《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開國後,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廟寝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内有誓詞三行,一是“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内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所以,在宋神宗以前,并未有過刑殺士大夫之舉,神宗當然也不會破這個例。從北宋的司法實踐看,對于官員犯罪,除了罰奉,罰銅、降職、貶官等處罰外,一般都是以勒停(勒令停職)、除名(開除官籍)、居住(指定于某地居住)、安置(限制行動自由),以及編管(管制)等代替刑罰,不會真正判刑的(當然,貪贓犯罪的除外)。

此外,宋朝的司法實行“鞫谳分司”的制度,即案件的審理(鞫)與判決(谳),分别由兩個不同的機構負責。在京城開封,負責案件審理的,主要是禦史台和開封府；負責案件判決與複核的則主要是大理寺與刑部。“烏台詩案”審理結束後,便移送大理寺。盡管禦史台在審訊時給蘇轼羅織了許多罪名,而且不少都是死罪,但大都查無實據,因而大理寺最終認定的隻有兩項罪名,判處蘇轼徒二年。

大理寺作出判決後,還未執行,就遇到降德音大赦,一些大臣紛紛上書建議赦免蘇轼,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書神宗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其實,宋神宗本來也沒有深究的意思,加上看到了蘇轼的絕命詩後也深受感動,這時正好做個順水人情,将蘇轼“責授檢校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蘇轼走出囚籠後,感歎寫道:“平生文字為我累,此去名聲不厭低。”但他似乎并沒有吸取教訓,依然是口無遮攔,結果又有兩次因詩文而遭禍。一次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禦史賈易說他得到神宗皇帝去世的消息後,在揚州賦有“山寺歸來聞好語”的詩句,是“聞諱而喜”,請求予以追究；另一次是紹聖元年(1094年)在定州知州任上,侍禦史虞策等人重翻舊案,彈劾他在任翰林學士時撰寫的诰詞中有“譏斥先朝”的文字,結果被貶為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後又再貶往海南瓊州。直到宋徽宗即位後才被赦還,卒于常州。

蘇轼一生雖多次因詩文遭禍,但終得保全性命,以一代文宗名流千古,比起後來者,可算是幸運多了,這也緣于當時的法制環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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