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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打牲烏拉依爾根覺羅（趙氏）武穆普後裔是一個繁盛的大家族，析分三大枝。以武穆普三子為二世祖，而有大太枝（伯枝）、二太枝（仲枝）、三太枝（叔枝），并分别立譜。伯枝譜序，起首“我鑲藍旗依爾根覺羅氏原籍系……”，仲枝與叔枝譜序，起首都為“我覺羅氏原籍系……”三枝譜序以下内容完全相同。

　　趙氏族譜《仲枝》與《叔枝》譜序記載如下：

　　“我覺羅氏原籍遼東長白山附近輝法城部落滿洲國祖居輝發舊崗子結遷興京城坦平溝嗣因随龍至盛京城南距四十裡榆樹堡安居，封王撥兵以先祖輩世遠無可追尋于順治年間奉文調遣打牲烏拉膺差寄迹松花江右通溪屯住址止三年後渡江左蔔地燕居名曰鑲藍旗屯始立宗譜分輩按名排書流傳萬世以啟我後昆永遠之紀念雲爾"從譜序看，這支趙氏本姓應為“覺羅氏”，因先世出自扈倫四部之輝發部亦可稱“呼倫覺羅”。家族伯枝譜序何以與另兩枝不同，在“覺羅氏”的前面多了“依爾根”？

　　對此趙氏族人已說不清。族中多位長者還記得日僞時期住在陳屯（今土城子鄉陳屯村）大太枝當家人趙鴻志家曾遭火災，所供家譜被焚，後來借叔枝、仲枝譜重新立譜，即今伯枝譜。據趙氏族人回憶，趙氏家族曾有專用祭田。族人趙江田回憶，家族祭田平時由家族薩滿管理，為續譜祭祖舉行的全家族的祭祀，所需費用出自祭田。趙江田的父親今88歲的趙鴻庭老人，生于1928年，與趙鴻志是一爺公孫。趙鴻志1939年在牛馬行舉行祭祀時，他時年11歲，對這次祭祀還有印象。

　　趙氏族人關于家族薩滿的記憶與口傳，在僞滿時期一個日本人對東北各族薩滿文化的調查資料中得到證實，這份調查還很翔實地記述了這個家族已遺忘的有關薩滿文化的許多記憶。

　　二

　　日本侵占東北時期，日本為了侵略和對東北各族施行統治的目的，曾對東北各民族的信仰與習俗，進行了全面調查。1995年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方民族與薩滿文化——東北民族的人類學調查》一書，内容就是當年日本學者關于東北各族薩滿教的記錄，一些内容客觀上成為我們可資參考的難得資料。全書收入七篇關于鄂倫春族、赫哲族、達斡爾族及滿族家族薩滿文化的調查報告，其中關于滿族的有兩篇。一篇名為《滿族薩滿祭祀觀看記》，調查對象是黑龍江省黑河市瑷珲大五家子村；一篇名為《薩滿教與滿族家族制度》。後一篇就是以武穆普後裔趙氏家族為典型，記述了這個家族一場曆時三天的家祭儀式，時間為1939年。在記述這次祭儀之先，作者将這個家族傳承的每年作為定例必行的儀式也做了記錄。如下：

　　1.元日日行禮儀

　　2.新正月磕頭儀

　　3.春秋二季官俸祿祭神儀（春在二月朔，秋在八月朔）

　　4.春秋二季祭神儀（春在三月，秋在十月）

　　5.祭天還願儀

　　6.做米酒儀

　　7.撒糕儀

　　8.三月打糕儀

　　9.六月蘇子葉饽饽儀

　　10.換鎖用魚祭神儀

　　11.用鵝祭神樹儀

　　12.除夕日換香爐灰儀

　　這些儀式，都是滿族薩滿文化的組成部分。從中可見薩滿祭儀在昔日滿族日常生活中占有着多麼重要的地位。在羅列這些祭儀之後，作者還強調道：“上述1、2、3、4、5、12等六種儀式為滿族旗人的主要祭祀，在旗人和宮中也是大同小異。其差異隻是詳略而已。這些祭祀中的跳神為滿族大禮，不論富貴士官，在其室内必定供奉神牌，選擇春秋兩季适當的日子緻祭，這就叫做跳神。”

　　這個記錄也傳達了，這些作為定例每年必行的儀式，不隻是趙氏一族所尊行的，曾是所有滿族旗人——不論達官貴人還是普通人家都會如此。而薩滿跳神是這些禮儀中的大禮，是不可缺的。自然像趙氏這樣的滿族望族大戶更不會例外。

　　三

　　1939年趙氏舉行的薩滿跳神儀式，顯然不在以上所列諸儀之内。也不是正常（龍虎年）續譜祭祖的年份——這年為兔年，這次祭禮事出有因。也說明在定儀之外，因特殊需要，也會舉行相應的儀式。

　　此次跳神，事主為趙鴻志一家。趙鴻志為當時趙氏家族大太枝的當家人。趙鴻志原住陳家屯（今陳屯村）的家失火，所供神龛、祭具及家譜一并被焚。火後趙鴻志于吉林市牛馬行另建新居。這場家祭就是在新居建成後舉行的。遷到新居的趙鴻志，需在此另立祖宗神龛，重新修訂伯枝家譜和譜碟，供于新宅。

　　此次修譜是參照趙氏叔枝與仲枝兩家家譜完成的。譜序部分原本各枝是相同的，抄錄譜序時，不知是筆誤還是其他原因，現在所見趙氏伯枝譜序起首“我鑲藍旗依爾根覺羅氏”，而與叔枝、仲枝有别——這或許是趙氏由原本姓氏“覺羅氏”（或“呼倫覺羅氏”）而成依爾根覺羅氏之開始。滿族及其先世有多個覺羅氏，依爾根覺羅氏是諸覺羅氏之一。清乾隆年間編撰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覺羅為滿族著姓，内有依爾根覺羅、舒舒覺羅、西林覺羅、通顔覺羅、阿顔覺羅、呼倫覺羅、阿哈覺羅、察喇覺羅等。”在打牲烏拉時代直到今天的吉林市松花江兩岸，趙姓與關姓，是滿族最著名的大姓，有“七關八趙”之說，武穆普家族自然占“八趙”之一。今天武穆普趙氏後裔亦均以“依爾根覺羅”為本族老姓。

　　1939年的祭祀，是這個家族可能有的無數祭儀唯一有案可查的，參祭察瑪共有八位。關于趙氏薩滿的情況，在《薩滿教與滿族家族制度》的注釋裡，留下難得的記叙：“薩滿分巫（女性）和巫觋（男性），而現在的滿族中都是男性。薩滿是與祖宗交流的神聖靈媒者。在趙氏宗族中有薩滿家世者七人，正統老薩滿為貴薩滿。貴薩滿的年輕弟子，稱作‘擡神’，現在趙氏宗族裡有老薩滿二人（其一是貴薩滿），擡神即小薩滿有六個，計八人。正在修行的見習弟子有二十人。從前，趙氏宗族從他處選請了老練的薩滿，該薩滿在趙氏宗族中去世之後趙氏祖宗的兄弟接受了巫醫，在這期間他治愈疾病快，其文祭詞是口傳的，這個人就是趙氏薩滿的元祖。以後從趙氏宗族中選擇适當的候補者作薩滿修行，以充薩滿。現在的貴薩滿是趙鴻志氏祖父的弟子，在祭祀中跳神的是作為貴薩滿弟子的擡神。貴薩滿從衆多弟子中選一人為薩滿接班人。以前是世襲，現在是選定。作為接班人被選定的人平時稱為薩滿。其他的弟子（擡神）中有的在祭祀時被稱為薩滿，平時稱其名字。舉行家祭時請同宗族薩滿，不從他姓請薩滿。平時貴薩滿也有妻室，過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平時擡神當然是平民百姓了……”

　　《薩滿教與滿族家族制度》這篇調查中，除了記述了趙氏家族當時的薩滿——老薩滿二人、正式（擡過神）小薩滿六人，還有二十餘人學習中的弟子，還追溯了這個家族最早薩滿的來曆——從他處選請了老練的薩滿，較詳細地記述了當時的薩滿以及祭祀和傳承情況。從中可見昔日趙氏家族薩滿及傳承情況之概觀。

　　四

　　《薩滿教與滿族家族制度》除了記錄這個家族薩滿教典儀時況，還極為珍貴地保留了武穆普後裔居于陳屯的一枝——大太枝的生活境況，反映了這個打牲家族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正經曆的改變之一斑。文中記道：“我所調查的地點為吉林市牛馬行複成店東胡同二号趙鴻志氏的住宅，時間，從康德六年（僞滿洲國年号，即1939年）陰曆十月十二日（陽曆11月22日）到同月十月十五日（陽曆11月25日）。

　　大同元年（僞滿洲國元年即1932年），在陳家屯的趙氏住宅起火，神龛及祭具等一切燒盡，當年在上述場所蓋新房移居，一切都是重新安排，舊住宅的日用器具等一切是古色古香的，而新宅日用器具有些已經簡化……

　　因為趙鴻志是趙姓宗族的宗家，屬廂（鑲）藍旗，是繼承祖宗官職的家庭，所以其祖父曾在京師任官。現在他們是占有四十垧土地的地主。他們種的主要農作物為粟、高粱、大豆等，一垧地收二石糧食，所以每年收糧八十石。當時一石糧食收入為二十圓，一年農作物收入為一千六百圓。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出租的房屋。他們作為滿族人，是富裕之家，主人辭去吉林省警務廳的官職，過着舒适的生活，而他是今年剛43歲的中年人。”

　　文中提到趙鴻志的曾祖父曾任将軍，祖父任佐領，父親是吉林縣倉官，這些信息亦值得趙氏研究者關注。這份資料珍貴之處在于，文中所記，不僅是作者親聞，還有作者所見。

　　他記道：“我于陰曆十月十二日訪問了趙鴻志的家。那天他們的兩個神龛上放着祖宗盒。兩個神龛，一設在作為神堂的正窒北炕牆壁上部，面向南，一設在西炕牆壁上部，面向東。各神龛上放着祖宗盒……來參加家祭的趙氏家族人，禁忌在趙鴻志家以外的地方吃飯，并要共同進餐，親屬間保持和氣狀态。在神堂裡的和藹氣氛中，從很遠的烏拉街、陳家屯、藍旗屯來的同族朋友（最近朋友的數量有所增加）們圍坐一席談笑風生，以此溝通感情、交換信息、立相互扶助契約等等。這就是通過家祭，又以此為機緣而進行的滿族人社會的自律性統制……”

　　文中除了翔實記述祭儀過程，還介紹了來參加祭祀的趙氏族人的來曆以及與祭禮主人的關系：

　　“……以趙鴻志家為中心的宗族，在家祭上集聚者為宗族64名、親戚31名，計95名，朋友105名，計200名……純趙姓有20戶，在近親中請了能請到的人。如果要加上遠親宗族親戚達500人。他們居住在以陳家屯、藍旗屯為中心的吉林市、烏拉街、亮子屯（今亮屯村）、付爾河屯（今富爾村）等地。以陳家屯來說隻由陳姓和趙姓組成的。他們是以趙鴻志家為中心來組成分支家族的。他們平常共患難，擁有共同的墓地。而他們現在的親屬範圍包括父、祖父、曾祖父、子、孫、曾孫等同一血緣關系的人……在這次趙鴻志氏的家祭時天主教信奉者同宗族的趙鴻鈞氏一族即趙鴻鈞及其子趙守田、趙有田沒來參加……”

　　《薩滿教與滿族家族制度》記述的有關武穆普家族的這場祭禮，不隻是趙氏家族有據可查的一場隆重的家祭，也可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東北滿族薩滿教情況的縮影，是以這個家族為典型的有關滿族薩滿文化的重要資料，也是以這個家族為代表的打牲家族在清亡及打牲烏拉事業終結後的生活見證。

　　從記述中還可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外來文化包括天主教的滲透對一個有着深厚傳統的家族也發生着不可抗拒的離析作用。而随着時代的變遷，特别是全球性現代文明的加速發展，從根本上改變着世界物質與精神生活，世界各民族曆經數百甚至數千年積澱的傳統與文化，如堅冰化水，逐漸被侵蝕被瓦解。

　　趙氏家族的傳統與文化雖然最終也沒能逃避時代的命運，但是傳續下來的，無疑是更值得保護與珍視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産——包括家譜、祖先墓碑、家族記憶和有關薩滿文化的記錄。

　　昔日吉林滿族旗人某一家族祭祀中的薩滿影像，攝于1921年。皮福生 供片

　　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搶救與保護工程啟動以後，吉林地區的薩滿教及其文化備受矚目。在薩滿研究領域，曾流傳這樣的概說：世界薩滿研究看中國，中國薩滿研究看東北，東北薩滿研究看吉林，吉林薩滿文化中心在烏拉。

　　這一概說并非誇張。滿族這個東北最古老的民族，是薩滿文化最重要的創造者與傳遞者。有清一代，吉林和烏拉是滿族非常重要的聚集區。特别是烏拉，其中相當多的滿族，作為打牲人，生活與清王朝直屬内務府的打牲烏拉總管衙門相始終。其傳統與習俗相沿幾百年，清朝結束直到民國時期仍然保存，包括以薩滿教為核心的薩滿祭祀。在這個特殊區域，曾經每一個滿族姓氏都有屬于自己的家薩滿，這些薩滿也隻為本族姓祭祖、續譜及祈福還願服務。

　　雖然在烏拉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薩滿教活動非常普遍，但是有關這些活動的記載卻很寥寥，特别是有關某姓某氏的薩滿情況更鮮有提及。

　　近年，打牲烏拉鑲藍旗依爾根覺羅（趙氏）家族，随着始祖武穆普滿文碑的發現并被批準為吉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對這個家族的曆史開始不斷深入發掘。近日一份關于這個家族于1939年舉行的薩滿祭祀資料被重新發現備受關注。其中的記載，補充或佐證了這個家族曾發生的一次重大變故的細節。最重要的是，這份資料不僅有關這個家族、而且為吉林滿族薩滿教情況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

　　消息來源/江城日報，2016年8月24日5版

　　作者/李桂華

　　曼陀羅文化微信平台編輯/五色墨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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