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契丹人，我們總會想到那位義薄雲天的南院大王蕭峰。

真實的曆史卻是這樣：公元1112年，遼國天祚帝耶律延禧登基已有十餘載。這期間，天祚帝不理國政、生活荒淫奢侈，緻使朝綱荒廢、人心渙散。

這年開春，天祚帝又來到春州遊玩，召集附近女真部門酋長來朝，沒想他的一個決定，招來亡國殺身之禍。宴席期間，喝得酩酊爛醉的天祚帝竟然令女真酋長們為他跳舞，這徹底激怒了完顔阿骨打。拂袖而去的完顔阿骨打從此不再奉招，并積蓄力量，準備反遼。

轉眼到1114年，完顔阿骨打正式起兵反遼。此時，天祚帝還沉溺在紙醉金迷之中，完全沒有意識到危機即将到來。随後幾年裡，遼軍節節敗退，上京等地相繼淪陷，遼國内部叛亂又不斷，形勢岌岌可危。

到1124年，天祚帝已失去遼國大部分土地，他自己先逃到漠北，妻兒家屬大多被殺或被俘，之後又不聽耶律大石等人的勸阻，執意出兵試圖收複失地，結果兵敗被俘，随後又被亂馬踩成肉泥，一代帝王落得如此下場，嗚呼哀哉！

随着遼國壽終正寝，除了耶律大石率領殘部西進新疆地區建立西遼之外，大部分生活在中原地區的契丹人淪為金朝奴隸，受盡壓迫，他們或隐于山林、或改姓埋名，就此神秘消失，在中華文明曆史長河中留下璀璨一筆的契丹文化遺憾終結……

契丹人都去哪裡呢？誰是契丹人的後裔？這已成一個千古之謎。

千百年以來，關于契丹人的傳說在民間廣為流傳，南院大王蕭峰的文學作品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多年以來，曆史學家們在浩瀚的史書中試圖尋找答案，卻始終一無所獲。例如，雲南施甸縣傳來發現消失近千年之久的古契丹文字，當地村民自稱為契丹後裔，但契丹族一直生活在北方，為何會出現在千裡之外的雲南地區？

轉機出現在本世紀初，在一次考古活動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契丹幹屍，科學家利用分子考古學技術，提取古屍的DNA，通過與現代DNA進行對比，得出結論：雲南施甸地區的阿、莽、蔣三姓就是契丹族後裔，千古之謎得以解開。

一段小小的古DNA為何會如此神奇，它背後蘊含了什麼神奇密碼？近年來，分子考古學等交叉學科迅速崛起，充分利用大數據、AI等數字化技術，不僅幫助考古學家們解決了各種“疑難雜症”，也為考古領域注入了數字化新力量，徹底改變考古範式，而古DNA正是分子考古學的核心。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燦爛輝煌、氣度恢弘，之所以有别于其他文明，很重要的一大原因是我們的文字結構一緻、沒有改變，通過文字将曆史長河中那些鮮活的人和事記錄下來，并傳承有序。

但我們依然有很多未解之謎：中國人從哪裡來？中國人類如何遷徙與進化的？古代絲綢之路到底從什麼時期出現？古代北方地區草原遊牧民族之間有哪些相互關系？古代小麥通過何種傳播途徑進入到中國……

這些疑問既是每個中國人生而有之的文化自覺，也是值得不懈探索的終極文明命題。過去，專家們在浩瀚書海的字裡行間中尋找答案；現在，專家們則是通過分子考古學，在海量DNA數據中見微知著、由表及裡探索文明的奧秘。

所謂古DNA研究是指從古代人類和動物遺骸以及古生物化石中提取的DNA，把古代DNA數據同現代基因庫中的數據資料相結合，進行比對、分析，進而解決人類的起源與遷徙、民族融合等重大考古學問題。

例如在去年，吉林大學考古DNA科研團隊首次對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西遼河流域及黑龍江流域近6000年時間跨度下連續的古代人群進行全基因組高精度測定和分析，相關研究結果極富價值，為探讨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證據。

近年來，在房山周口店山洞、三星堆發掘現場、西伯利亞亞納河秀牛角遺址、福建奇和洞等考古活動中，都有着古DNA研究的“身影”，古DNA研究正在成為當今考古領域的一個标配。

但古DNA研究雖美，卻也着實面臨不少現實困難。

古DNA研究是當前考古研究中的前沿領域和熱點方向。

但古DNA研究比現代DNA研究要難得多。這主要受自然環境各種因素的影響，DNA自溶、水解、斷裂的情況普遍存在，使得古DNA很難完整保存下來，即使保存情況較好，也可能會發生其他微生物進駐并破壞DNA的情況。

另外，古DNA的提取環節也是關鍵，在提取環節很容易被現代人的DNA所污染。在古DNA最開始探索的階段，時有因為污染的原因，造成古DNA提取失敗。之後，人們意識到這個問題，超淨室封閉環境、防護服、實驗室細微操作成為提取的标配，盡量避免現代DNA污染，提升提取的成功率。

提取DNA之後，還需要比對（Mapping）至所研究物種的參考基因組（References），以及利用群體遺傳學分析工具、系統發育軟件等對序列信息進行分析，并與現代或者其他古代人群、動物等遺傳信息進行比對，從而追溯個體或群體的來源、遷移以及融合過程等。

無論是比對（Mapping）、群體遺傳學分析、還是系統發育分析，這些研究數據的處理都對算力提出高要求。尤其是二代高通量測序技術平台的開發應用對小片段古DNA分子捕獲能力增強後，科研人員所能獲得的DNA序列大幅提升，帶來了巨大的DNA數據處理算力需求。

歸納下來，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使得古DNA研究遠比現代DNA更加複雜。尤其是随着二代高通量測序技術的普及之後，古DNA大規模測序和獲得有效數據得以實現，随之而來的就是對比與分析對算力的極度渴求，這對海量DNA數據的計算處理能力和處理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DNA研究誕生于上個世紀八十年，直到最近十年才進入到繁榮階段，很關鍵的因素就是數據積累、測序方法和數據分析方法三個方面都取得了長足進步，共同驅動着古DNA研究大踏步前進。

如果說古代DNA基因庫是完成了原始數據積累的關鍵，為古DNA研究夯實了牢固的數據基礎；那麼，高通量測序技術的采用，能一次并行對幾十萬到幾百萬條DNA分子進行序列測定和一般讀長較短，并破解以往測序技術高成本的難題；而大數據和AI技術近年來的迅猛發展，則猶如一把關鍵鑰匙，支撐起高通量測序帶來的巨大基因數據的分析研究，為古DNA研究充分提速。

以吉林大學考古學院為例，作為中國古DNA研究的先行者，吉林大學考古學系早在1998年就與生命科學學院合作，成立國内首個考古DNA實驗室，開展有關古代DNA方面的研究工作。

随着DNA考古研究的逐步深入，古DNA實驗室已初步建立了我國邊疆地區的古代DNA基因庫，已有超過萬例的古人類、古動植物樣本，數量位居全國第一。而面對高通量測序技術所帶來了大規模DNA數據處理和計算需求，吉林大學考古學院聯合浪潮打造了業界領先的大數據處理平台，讓自身的基因數據處理能力也處于領先水平。

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大偉教授如是說：“用台式機工作站來做測序數據處理，完成一次古人類的全基因組樣本分析至少需要兩周，還要面臨宕機帶來的處理流程中斷風險，以這種速度要建立邊疆地區古代DNA基因庫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為此，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在國内DNA考古領域首次将浪潮智算解決方案運用到古DNA基因測序之中，為吉林大學的古DNA研究提供了強大加速能力。浪潮智算解決方案可在9.64小時内完成基因組分析，48分鐘完成全外顯子組分析，相比于傳統計算方案，基因數據處理速度提升39倍。

如今，吉林大學考古DNA實驗室的科研工作者正充分借助智慧計算解決方案，對我國北方地區的草原遊牧民族，如匈奴、東胡、鮮卑、烏桓、契丹、蒙古等諸族的人骨以及出土的動植物進行古DNA提取和研究工作，并開展我國新疆地區古代“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相互關系、人群間的遷徙及混雜過程、經濟文化生活、自然環境與人類相互關系等相關研究。

就像行業用戶加速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一樣，數字化能力也将成為考古領域未來的基本能力配置。越來越多的考古真實案例顯示，數字化能力對于解決諸多千古之謎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也許在不久的将來，人類就能夠尋找到“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去哪裡”這三個終極問題的準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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