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院的後院，也是村民跳廣場舞的地方

紅星新聞記者｜王震華 藍婧 發自湖北陽新

編輯｜潘莉

2021年，在做關于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課題研究時，有人給夏柱智介紹了其老家湖北農村的一家“養老院”。80後的夏柱智是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這家“養老院”位于湖北省黃石市陽新縣，長江邊上的一個村子裡。在一棟改造後的三層自住小樓中，三個年過六旬的老人，照料着最小75歲，最大93歲的8個老人。“養老院”同時還是附近老人的“活動中心”，白天有人打牌，讀報，晚上有人跳廣場舞。

相對于時下流行的“日間照料中心”，夏柱智更願意稱它為“小作坊式的養老院”。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人口“變老”的整體趨勢下，中國城鄉老齡化已經出現倒置。鄉村60歲、65歲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為23.81%、17.72%，比城鎮分别高出7.99、6.61個百分點。由于農村地區軟硬件落後，市場化、社會化養老服務欠缺。農村養老、尤其是留守老人的養老矛盾已愈發突出。

在完成對中部三省9縣農村養老狀況的調研後，夏柱智認為，在大型養老院和小作坊式的養老機構之間，“顯然後者更适合農村。”

院長鄧加丁在打掃活動中心。村裡的老人會聚集到“養老院”打牌聊天

“鄧院長”

61歲的鄧加丁被三洲村村民稱為“鄧院長”。

高中畢業後，鄧加丁在長江上開過20年貨輪，40歲後外出務工數年，回鄉做了4年村幹部後，因供養兩兒一女讀大學的經濟壓力陡增，鄧加丁又外出務工。

2012年，83歲的母親突然中風，兩個弟弟又在外工作，鄧加丁的打工生涯被中斷，“隻好留在家裡照顧母親，偶爾在附近打一點零工。”

在照顧母親的過程中，鄧加丁發現村裡很多人外出打工，家裡老人無法照料。于是想到自己能不能辦個養老機構，在照顧母親的同時，“吸收”其他老人，也可以增加點收入。

因為做過村幹部，關于養老的國家政策，鄧加丁多少知道一些，“我如果能夠搞一個養老機構，把這些老人聚在一起照料，年輕人也可以安心在外面打工。”

2018年，鄧加丁向村裡打了報告，自己要辦養老院。

三洲村距離縣城将近50公裡，原屬黃石市陽新縣黃颡口鎮，2021年劃歸黃石市新港（物流）園區海口湖管理區管轄。

53歲的村主任張向陽介紹，三洲村目前全村戶籍人口有6000多人，常年在外務工的有2000多人，包括老人小孩在内，留守的4000人中，60歲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人,70歲以上的老人有400人左右。

張向陽說，60歲以下的村民大部分都在外地和當地務工。

而據最新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50979萬人，占總人口的36.11%。有專家認為，考慮到近幾年人口老齡化快速提升的趨勢，普遍預計農村留守老人達1600萬人左右。65歲以上農村留守老人是社會中相對脆弱的群體。

而與城市老年人相比，農村老年人面臨着更多的困難和問題。如生活水平較低、經濟來源匮乏，以及由于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到城市打工，農村留守老年人身邊普遍缺乏年輕人照顧等。

“我記得當時的情況，鄧院長寫了報告。這肯定是一個好事。免去了在外面務工村民的後顧之優。”張向陽介紹，申請交上去後，從村裡到縣裡，各級政府都是積極支持的态度，“在民政部門也備了案。”

由于達不到養老院的标準和要求，地方民政部門決定以村辦的名義成立“日間照料中心”，由鄧加丁經營，2021年，海口湖管理區三州村老年人（兒童）日間照料中心挂牌。

鄧院長的愛人在給老人準備晚餐

“口耳相傳 ”

中午11點25分，鄧加丁的妻子準時做好了午飯。兩葷兩素加一湯，是鄧加丁定的午餐标準。每隔兩天要有一個葷湯，排骨，豬腳，或雞湯。雞是鄧加丁自己養的，“老人營養要保證。”

8個老人中，有一個老人吃素，要單獨盛出來。一個老人卧床，要先給她端過去，看着她“動筷”。

飯菜端上桌子後，6個老人才緩緩“挪”進餐廳，分别在6張桌子上坐下。

2019年春節後，鄧加丁的“養老院”開始運營。除了母親，有4個老人是本村的，有兩個人是從陽新縣城的養老院轉過來的。

一年後，老人增加到8名。三年來，最多的時候有10個老人，全部來自周邊的村莊。年齡在75歲到93歲之間，多為“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上個月，年齡最大的93歲老人連着兩天“不怎麼吃飯”，鄧加丁通知了家人，送往醫院治療，“養老院”裡的老人又剩下了8個。

鄧加丁沒做過宣傳，一方面他覺得“養老院”還沒批下來，另一方面，他覺得老人和家屬的“口耳相傳”比什麼都重要。

“老人子女經常來看，會知道老人狀況，他們的宣傳比什麼都重要。縣裡規定的硬件标準，有些我這裡達不到，但最重要的是要把老人照顧好。”

在向村裡打報告前，鄧加丁到縣城和附近鎮上的養老院考察學習過。

鎮上的是“福利院”，隻收“五保戶”，國家免費贍養。縣城的民辦養老院，人多，床位多，價格高。

最初從縣城養老院轉過來的兩個老人，一個是家人為了探視方便。“到縣裡去，來回兩百裡，早上天不亮就要坐車，到了晚上才能回來。”

另外一個老人，“縣裡的養老院人多，8點準時開飯，老人行動遲緩，經常吃不上飯。”

鄧加丁愛人送午餐給卧床的老人

縣裡的養老院收費“也高”。

鄧加丁制定的收費标準，是按項目“收費”：生活費每天20元，住宿費一個月400元。“護理費有變化，一般一個月500元”有的老人不能走路，不能上衛生間，要洗澡，洗臉，穿衣服，護理費就會高一點。“多出來的護理費都給護工了。”

“這裡一個月在1500元左右。至少比縣城便宜500元。”

冬天，天氣冷，附近會有老人過來吃飯，洗衣服，就隻收生活費和護理費，“每個月八九百塊錢。”

三洲村村主任張向陽說，鄧加丁的養老院“基本上沒有什麼盈利。收費很公道。”

2019年，做課題研究時，夏柱智和他的團隊先後兩次對鄧加丁的“養老院”進行了深入的走訪和觀察。

在他看來，鄧加丁的“養老院”能夠維持常态化運營，收支基本能夠實現平衡。其根本在于考慮當地經濟狀況，保障合理性消費。

“養老院”的日常開支主要有兩項：一是一日三餐的食材費用，8名老人，共約5000元/月。二是兩名護工照料費用。1名專門護理，工資3000元/月；1名廚師，工資2000元/月。與此對應，三洲村當地村民的收入主要來自于進城務工，人均1.6萬元/年，家庭收入在2萬~10萬元/年。

夏柱智介紹，相比于縣城的養老院，村民認為收費價格“是他們能夠承受的。”這主要是照料的費用，至于入住老人生病等其他的費用都是由子女額外支付。

“我們這裡的收費與開支不能太高，而且要有一定的靈活性。”鄧加丁說。

夏柱智認為，中西部縣域養老院中，由于養老院的高端化，且要匹配對應的服務，收費必然會脫離村莊的經濟水平，從而導緻一些養老院運營不可持續。

朱姐在給老人們準備晚餐。作為護工，她也已經年近7旬

“朱姐”

鄧加丁對于老人的“入院”有自己的标準：有傳染病的不能收，完全不能自理的不能收，有精神疾病的不能收。除了風險之外，鄧加丁認為“自己支付不了高工資來請護工。”

除了鄧加丁，“養老院”開辦以來，一直是兩個護工，一個負責做飯的，是其妻子的姐姐，負責護理的則是鄰居介紹的臨鎮的“朱姐”。兩個人年齡都在65歲左右。61歲的鄧加丁除了接待家人探訪和其他外部事宜，主要的工作是種菜和養雞。老人吃的多是自家土地上的産出。

“年輕能外出打工的，人家嫌工資低不願意做這些事情，更年輕的高工資也不願意，我這裡是老人照顧老人。”

65歲的朱翠花是8公裡外的泵站村人，已經有三個重孫的她會笑着說：“我是一個護工。”而養老院那些比她大十多歲甚至二十多歲的老人都叫她“朱姐”。

比她大9歲的老伴，5年前去世。嫁到三洲村的同鄉介紹她到養老院來做護工後，打掃衛生，照顧老人早上洗臉，晚上睡覺，換洗衣物，吃飯吃藥都是她一個人的事。

“這些老人都喜歡我，她們都比我大，卻叫我朱姐。”朱姐說自己跟這些老媽媽們處得很開心。

她說鄧院長管理得很好，很認真，“晚上10點，12點，淩晨3點，都要親自查夜，每個房間都要查看。”在她看來，這些老人都是“有福的老人”，兒女們願意花錢送到這裡養老，“平時過節，都來看她們。”

這些老人在她眼裡都是“老小孩”，“她們經常會把紐扣扣錯，我再幫她們重新扣好。”

對每個老人的生活習慣，“朱姐”都了然于心，“她們每個人穿的衣服，連襪子我都認得。哪個老人吃什麼藥，吃幾次我都記得，有的是高血壓，有的是糖尿病，有什麼不舒服，都會給我說。”

2021年住進來的一個83歲的老人，已經“有些老年癡呆”，兒子在武漢打工，老人經常尿濕自己的衣服，一天至少要換三四次，“我要經常去看看，尿濕了就給她換。晚上還要給她洗臉洗腳。”冬天有一次，老人的衣服洗了還沒幹，朱姐把女兒給自己買的“七百多塊錢的褲子”，給她換上了。

老人們有午睡的習慣，“朱姐”要等到老人都躺下了自己才去休息一會兒，“老人有一個不睡，我就不睡。”

鄧加丁說，“照顧老人這種事情，隻能是老人來幹，年輕人往往覺得累和髒，尤其是半失能的老人一般脾氣都不是很好。”因此，“鄧院長”聘請護工有兩個标準，一是老人不管怎麼發脾氣，護工不能發火；二是每天24小時必須在養老院，有事情的話護工需要處理。

在夏柱智看來，鄧院長照顧的是自己的家鄉人，有一定的面子關系，“經營不好他就破産了。經濟上和信譽上都面臨破産。”而一些大型養老院裡，老闆、護工對于老人沒有多少鄉土鄉情的關系維系。

“朱姐”平時吃住都在養老院，一個月休息兩天。“可以回家看看”。回來還要給每個老人帶禮物，家人探訪時帶給老人的禮物，她們也悄悄給她吃。在養老院做護工，最讓朱姐高興的是，“自己快70歲了，還能掙錢養活自己。不給孩子們添麻煩。”

“養老院”改造後的後院

“半開放”

5月13日，老人們吃過晚飯，不到7點，跳廣場舞的人開始陸續聚集到“養老院”。

有人聊天，有人在院子裡玩健身設施。

健身設施是“鄧院長”從黃石買回來的，考慮到老人的安全和場地面積，鄧加丁采購的是可以“手握的”和“蹭背的”。

鄧加丁的三層小樓建于2000年，建築面積約200平方米。2018年，擴建了50平米的前院，50平米的廚房以及200平米菜園。

決定開養老院後，原來的房屋不适合老人的集中生活和活動。鄧加丁利用後院菜地擴建了一間餐廳和休閑後院。改造後，餐廳面積約100平米，裡面放置了十幾張桌椅，以及用于冬天取暖的火爐。

擴大的休閑後院約100平米，增添了健身設施，石凳，還種了樹、拓展入住老人的安全活動空間。“冬天天冷在火爐旁烤火，天晴就在院子裡曬太陽。”

原來的三層小樓，鄧加丁把一層的客廳、1個衛生間、4間卧室進行了改造。每間房面積大約20平米，安裝了空調，隔出2~4張床位，就近搭配一個衛生間，方便入住老人如廁。在大廳添置了沙發家具，成為老人會見家人、看電視、聊天的場所。

2021年，在相關部門的要求下，鄧加丁又辟出了辦公室，閱覽室。2022年上半年，還在後院的兩排房屋上加蓋了隔熱層。

家人來探望老人，入住這裡的老人多為周邊村莊村民

“現在，我這裡最多可以接納20個老人入住。”

前後持續的改造，鄧加丁說自己投入了三四十萬，一部分是在外工作的兒女們支持的。一方面，鄧加丁希望自己的養老院能夠達到标準，可以獲得一定補貼，另一方面，他希望這裡可以繼續成為村裡老人活動的中心。

“老人最怕孤獨，我照顧母親照顧了八九年，她不能走路，隻能坐輪椅。我了解她，她最怕孤獨，很想有人陪他聊天。”

村主任張向陽說，村裡對鄧加丁的要求，除了确保老人安全，有人護理，還要解決老人的孤獨。“要有人跟老人聊天，老年人在那裡，娛樂設施都要有，我們希望這個地方不僅僅是個養老機構。”

鄧加丁去過城裡的養老院，自己的養老院裡前後有一半老人曾在縣養老院住過。在鄧加丁看來，城裡房租貴，不可能有農村的便利條件。同時，由于人多雜亂，也不可能開放管理。

為保證入住老人的安全，鄧加丁規定入住老人不能随意出養老院。但村裡的老人孩子都可以進，“是半開放的”。他一直提供村民看電視、打牌、跳廣場舞的場地，還有免費茶水。“村民跳廣場舞的設備一直放在我這裡，用電也是免費的。”

“不做事的白天來玩，做事的老人晚上來玩。”在夏柱智看來，正是這種半開放管理，構造起非入住老人和入住老人集體活動的場景空間，使得入住老人感覺到沒有被禁锢，體會到舒适感與自由感。

“他很聰明啊，不作為村裡公共的娛樂中心，他的養老機構就沒有吸引力。”夏柱智認為，很多養老院都存在一個最大的缺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是一個封閉狀态。精神需求需要一定的開放性，城市裡考慮到安全，不能開放，農村是熟人社會，人比較少相對安全，可以是一種半開放狀态，“這種半開放狀态增加了鄧加丁的養老院的吸引力，也增加了老年人的精神福利。”

老人準備進餐廳吃午餐，這裡的老人多為失能和辦失能老人，年齡在75歲到是93歲之間

“家門口的養老院”

江面上暮色剛起，經過村裡已經撤銷的小學和旁邊的黑爺廟，晚上6點，還沒顧得上吃飯，下了班的陳峰（化名）和妻子帶着熬好的藥水，趕到養老院看望自己的母親。

作為養老院年齡最小的一個，79歲的王姓老人患有糖尿病、高血壓。一天前老人出現小腿浮腫，皮膚瘙癢。

“婆婆年輕的時候，身體很好。”兒媳一邊給老人要藥水熱敷，一邊感慨。“這裡的好處，就是方便，老人有什麼不舒服，家人随時可以過來看。”

接近50歲的陳峰夫婦，兩個人都在當地打工，丈夫是泥瓦工，妻子在附近的鋼廠開航吊車，“我們白天做事沒有時間照顧她。離得遠就沒有辦法了。”

家人來看望老人

孩子讀書正用錢，19歲的兒子在武漢讀大二，女兒在鎮上讀初二。“如果不是鄧院長解決了後顧之優，我們隻能有一個人在家照顧老人，沒辦法出去工作掙錢。”陳峰說，村裡像他這樣的情況還有不少人家，有的兄弟多，隻能輪流照顧。

每個月1800元的費用，陳峰和兩個哥哥共同承擔，哥嫂也忙着打工和帶孫子，“誰有空了誰過來看一下。她一個人在家又不能自理。”

新港物流園區成立後，三洲村成了開發區，村民成了“失地農民”，60歲以上的老人，政府發的養老金加上征地補貼，一個月有将近400多塊錢。

一名剛過60歲的村民說，雖然工地在清退超齡農民工，但自己還要想辦法打些工。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孫女讀初二。“孩子們自己要生活，自己養家，不會有時間在家裡伺候你，這是普遍的現實情況。”

在村民看來，雖然鄧加丁的養老院收費公道，老人也照顧得很好，不到萬不得已，大多數老人還是不會來，“一年近兩萬的費用，對大部分農民來說，壓力不小。老人們的思想觀念裡，自己有兒有女，住養老院臉上無光。”一位剛過50歲的村民小組長說。

開辦養老院，鄧加丁最初是為了照顧母親的同時能夠“做些事”。母親病了9年，2021年走了，鄧加丁覺得自己投入了錢，地方上也支持，以後國家的政策“肯定會扶持養老”，他動過擴大規模的念頭。

但現實的問題是，如果擴大規模，就意味着要支付租金找新的場地，還要再雇人。“隻能做着看。”

兩個兒子已經在深圳安家，女兒大學畢業後也留在了省會武漢。鄧加丁和妻子說，自己以後“不可能住孩子家裡，也不會在城市養老。”

“我們這一代人肯定将來是要進養老院。”在鄧加丁夫婦看來，作為家門口的養老院，“鄉裡鄉親都互相認識，隻要吃得合口，住得舒心就行。”

村醫來給老人診病

“嵌入鄉村”

“像鄧加丁這樣，把養老做得比較純粹的很少。”

2022年春節，從武漢返鄉過春節的夏柱智又去了三洲村，“看了下他的适老化改造的設施，一起聊了聊養老制度的設計，雇工和經營理念。”

夏柱智用“嵌入鄉村”來形容鄧加丁的“養老院”和鄉村的關系。

立足于村莊實際，在初步建立與維持常态化運營過程中，鄧加丁的小微養老機構充分考慮了農村特點與農民特性，盤活閑置房屋，考慮經濟條件，運用人力資源，結合空間特色，“有效嵌入村莊社會，實現了農村老人低成本、高品質的養老生活。”

正常情況下，鄧加丁的養老院每年臘月24關門，正月初八開門，但因為急于進城務工，“有兒女初四初五就打電話，說要送老人過來。

“這個事情也是政府非常關注的事情，農村老齡化背景下，高齡難以自理或半自理農民該如何去照料。缺乏這種機構，也需要這種機構。”

夏柱智說，國家目前的養老體系設計，注意到了兩種人，也進行了相應的制度設計。一種是五保戶，國家統一兜底，還有一種是有退休金或者有積蓄，能夠到中高端養老機構去進行養老的群體。

但應對中低收入家庭，主要是農民工家庭的，這種農村的小型化的養老機構，目前還缺少相應的制度設計。

“目前的養老機構主要适用的是往現代化的高端的方向在走，農村的很多老人去不起，負擔不起。現在這塊是一個真空地帶。在這個背景下，我關注到了鄧加丁這樣的養老機構。”

因達不到标準，鄧加定的“養老院”去年挂上了“日間照料中心”的牌子

相對于“日間照料中心”的叫法，夏柱智更願意稱鄧加丁的養老機構為“小作坊式的養老院”。在夏柱智看來，利用農村閑置農房，進行簡單化改造，具有鄉土特征，嵌入農村的養老照料機構“很少，很少”。

在2021年進行的中部三省九縣養老機構調查中，夏柱智和他的團隊發現，在每一個鄉鎮都有這樣的需求，“一個鄉鎮如果有20個村，每個村像這樣的10個老人是有的。就有200個老人需要進入這樣的小作坊式的照料機構，未來，農村老齡化程度還會進一步增加，一個鄉鎮有五六家這樣的機構是很正常的。”

但現實是，據其了解，陽新縣就鄧加丁一家這樣的養老機構。“目前規模太小了，上面根本就看不上。但它填補了一個空白。”

“這樣的養老院大家都不了解，很多人不知道。投入不大，也沒有錢做推廣。隻能靠熟人宣傳。”

三洲村村主任張向陽說，雖然當地認為鄧加丁的養老機構“是一個好事”，免去了在外面務工村民的後顧之憂。但由于“政策限制”，除了提供一些溝通協調上的便利外，并沒有實際上給予補貼，“平時有老人在他那裡吃飯，偶爾去的都是免費的。作為老人活動中心産生的費用也都是他自己承擔的。”

在調研過程中，夏柱智發現，當地政府雖然給予了肯定和支持，但目前的制度設計，政府補貼多傾向于大型的、标準化的養老機構，像鄧加丁這種改造農村自有住房，隻有十幾個床位，按照嚴格标準去監管的話，又不合格，沒辦法去給予支持。“這就存在一個矛盾。”

“中國農村養老最大的問題，空巢老人如果行動不便誰來照料，如果精神孤單誰來陪伴？經濟條件和物質條件會越來越改善，但高齡老人的照料難題和精神孤獨現狀會越來越凸顯。”

在夏柱智看來，應該鼓勵小型的養老機構，利用農村閑置房屋、閑置校舍，鼓勵有公益心的鄉賢去辦這種小規模的養老機構。“很有必要。”大型養老院和小型的小作坊式的養老機構，哪種更适合農村，在夏看來，“顯然是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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