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芯報道工作室 鄭可

　　文功元的一生可謂是豐富多彩。他早年曾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當過延安抗大的教員，在呼倫貝爾草原保護過鐵路，也曾見證遼沈戰役的隆隆炮聲。他是核工業四〇四廠首任廠長，後來又擔任過二二一廠副總指揮、三線建設總指揮部副總指揮，以及二機部核電局局長等職務。

　　文功元的一份關于中國核電要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報告曾影響了最高層的決策。如今，雖然這位核工業功勳人物已過世9年，但重溫他生前的事迹，仍能感受到一位老黨員、老核工業人那顆質樸純真的初心。

　　▲文功元

　　01

　　— “一籠雞，總有一個會叫吧！” —

　　1913年10月，文功元出生在四川省古宋縣。他5歲時，古宋縣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兵災匪患。文家又遭到地方惡霸的抄家勒索，自此家道中落，靠着文功元大哥、二哥賣木炭和母親、姐姐繡花做針線勉強維持生計。

　　在這段時間裡，有一件事情對文功元影響很大。文功元家房後的菜園裡，種有4棵橘柑樹。橘子剛長成熟，守衛在城樓上的官兵就翻越文家圍牆，把橘柑摘了一筐又一筐。文功元的大哥求他們給留一點，好賣點錢買米下鍋。官兵不但不聽，反而毒打了他一頓。不多天，大哥和二哥還被拉去當夫役。文功元的父親又被惡霸打傷，全家氣憤極了，都想報仇。

　　後來，文功元也因肉販子賣肉缺斤短兩與其理論而遭打罵，連文功元的母親也遭到了辱罵。文功元的哥哥說：“報仇也好，興家也好，都需要有本領，學到了本領，何愁仇不能報？家不能興呢？”從此，文功元的父母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孩子們身上，送他們上學念書，學本領，并告誡他們“做人要有骨氣，有志氣”。即便是幾十年之後，文功元還清楚記得父母當時的鞭策：“我們養育你們兄弟姐妹七個，難道一個有出息的都沒有嗎？一籠雞，總有一個會叫吧！”

　　從此，文功元整天埋頭苦學，就連寒暑假也不中斷，每學期的學習成績都保持優良。

　　02

　　— 石灰水治好了他的腸炎，也讓他落下了後遺症 —

　　1939年1月下旬，文功元從重慶輾轉三個多月到達延安，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總校和二分校學習，1940年6月畢業後留校任政治教員。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他離開抗大去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文功元在延安抗大學習時期的領章

　　在從抗大挺進敵後的路上，文功元不小心染上了痢疾和腸炎，後來又出現了咳嗽和氣喘，被轉送到白求恩醫院治療。白求恩醫院當時是晉察冀根據地最好的醫院，由印度友人柯棣華任院長。由于敵後根據地藥品奇缺，柯棣華便每天拿一塊幹淨的拳頭大小的生石灰，用淨水泡開并攪拌澄清後，留下一大杯清石灰水，分早晚兩次給文功元服用。

　　就是用這樣的“土辦法”，經過兩個多月住院治療，文功元的病基本治好了。但這次經曆也給文功元落下了後遺症，後半生隻能吃軟爛的食物，身材也一直很消瘦。

　　03

　　— “孫胡子”把胡子“一掃而光” —

　　文功元晚年時記憶力還非常好，他清楚記得，時任抗大二分校校長孫毅（1955年被授予中将軍銜）有句口頭禅：“不說則已，一說就幹；不幹則已，一幹就徹底！”當時，孫毅的嘴上留有八字胡，老同志都叫他“孫胡子”。後來，為整頓軍容風紀，孫毅對學員命令道：“從我開始，一掃而光，誰也不許留！”孫毅的胡子一剃，所有教職員和學生大約三四百人，半天時間就把胡子和頭發全剃了。後來，文功元還将這件事歸入抗大學習的心得體會之一，以身作則最重要，也深深影響了他後半生的為人處世。

　　“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向着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文功元晚年在回憶錄中感慨：“這首當年延安抗大的校歌，詞曲莊嚴雄偉，很有氣魄，唱起來悠揚悅耳，感染力很強。我常常默默地歌唱，至今仍如是。”

　　04

　　— “從大局出發，我同意放在戈壁灘” —

　　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核工業建設加快了步伐。1956年，文功元被調入核工業。1957年12月，四〇四廠開始籌建，負責人包括文功元、周秩、楊光遠等。完成籌建後，文功元成為四〇四廠首任廠長。文功元主持四〇四廠全面建設時間雖不長，但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文功元接受組建任務時，廠址已選了幾個點，後經篩選還剩下兩個：一個在内蒙古烏梁素海附近的大青山麓，另一個在西北戈壁灘上，但這兩個地點都不太理想。于是，時任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和蘇聯駐部總顧問紮基江讓文功元再選一個點進行比較。

　　經踏勘，文功元又在内蒙古鄂爾多斯草原上選了一個新點，在磴口附近。通過對三個點進行比較，大青山麓那個點首先被否定了。剩下的兩個點中，中方傾向于磴口，畢竟草原各項條件優于戈壁灘，排放、用電、交通等都比較方便。磴口那個點唯一的缺點是取水比較困難，要消耗許多電。相比較而言，戈壁灘取的是自流水，線路雖遠些，但不需用電。蘇聯專家米哈諾夫（設計總工程師）主張選址在戈壁灘，蘇聯駐中國大使館的一位參贊也支持米哈諾夫的意見。

　　作為首任廠長，文功元不能隻考慮滿足工藝上的要求，還要綜合考慮其他條件。為此，宋任窮說：“老文， 你選的地方不錯，條件也比戈壁灘好，建起來也可能快些、省些。但是，蘇聯專家堅持在那個地方，如果不尊重他們的意見，他們會消極對待，我們自己也很難搞起來。再說，人家是援助我們，不尊重他們，會影響兩國關系。我們沒搞過這個東西，沒有自由。如果我們搞出來一個，并掌握了它，我們就有自由了。那時，你願意建在哪裡就建在哪裡。這一個，是不是按他們的意見辦啊？”

　　文功元聽了這番話，說：“宋部長，我明白了，從大局出發，我同意放在戈壁灘。”宋任窮的話給了文功元一個啟示，那就是為獲得自由，要盡快地把四〇四廠建起來。隻有真正掌握核心技術，中國人說話才有底氣。

　　▲1957年7月，文功元（右4）參加四〇四廠選址工作

　　05

　　— “叔叔，你是來接誰的啊？” —

　　頻繁的調動以及核工業嚴格的保密紀律，使得文功元與在北京的家人常年聚少離多。在兒女的共同記憶中，“父親除了回京開會順道回家看看，就連春節也看不到他的。”

　　上世紀50年代末，文功元的小兒子文立明正在北京上全托幼兒園，每兩周才能回一趟家。一個周六的下午，文立明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望眼欲穿地等着家裡大人來接。突然，一個身材瘦削、面帶笑容的中年男人出現在他面前。文立明問：“叔叔，你是來接誰的啊？”那個男人聽了一愣，然後笑着對他說：“我就是來接你的啊！”幸虧幼兒園阿姨與文功元認識，過來“解圍”：“他是你爸爸啊！”

　　原來，當時正值四〇四廠籌建高峰期，文功元在家人的視野中“失蹤”了很久，年幼的兒子已記不得父親的模樣了。

　　06

　　— “從那件事開始，我隐約感到父親可能是搞原子彈的” —

　　1964年10月16日，文功元恰好在北京和家人在一起。文功元的兒子文聖軍現在還記得父親當天的“反常”舉動：“我父親生前在家不愛說話，跟子女交流并不多。對于自己的工作，我父親更是從來不談，我們也從來不問，這是家裡的默契。”

　　“那一年我正在上初中，當時家裡有台體積很大的電子管收音機，我愛聽連載小說和評書啥的，對此父親也從不幹涉。”文聖軍說，“但那天傍晚，父親專門來到我身旁，讓我把頻道調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要聽新聞。媽媽猜測可能有重要新聞。”後來才知道，當天下午3時，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在新疆羅布泊爆炸成功。原子彈爆炸成功的消息沒有在晚上7點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中播出，而是在當晚23點，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新華社的《新聞公報》。《人民日報》還發了《号外》。

　　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文聖軍回憶道：“也就是從那件事開始，我們隐約感到父親可能是搞原子彈的。”

　　07

　　— “下次再得3分，就沒獎勵了” —

　　文功元的女兒文聖英回憶：“雖然我父親平時不在家，但他對子女的要求卻很嚴格，學習成績不好我們是要挨批的。”

　　文聖英上小學時，有一次一門功課得了3分（當時是5分制）。按照學校的要求，學生的成績冊每周都要找家長簽字。文聖英整個周末都惴惴不安，不敢把成績冊拿給父親看。她一直等到周一早晨，父親吃完早飯馬上要去上班了，才鼓起勇氣把成績冊遞給了父親。父親接過成績冊，掃了一眼，一邊簽字一邊說：“以後要是再得3分，可就沒有獎勵了。”此前，家裡人偶爾會給孩子們幾分錢的零花錢當獎勵。

　　文聖英說：“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小學六年級畢業考試時，五門功課都是100分。”

　　08

　　— “父親去世後，媽媽再也沒笑過” —

　　由于長期的革命工作，文功元30多歲時才結婚。他與妻子劉榮範是在1948年經人介紹，在東北認識并結合的。雖然兩人年齡相差15歲，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夫妻二人相濡以沫走過64年的風風雨雨，共同養育了5個兒女。

　　文家兒女回憶，每次父親出差回家都是件大喜事。父親給他們帶過各種土特産，還給他們買學習用具。透明塑料的鉛筆盒，“漂亮的讓我大妹妹一直舍不得用，”文聖英說。但無論怎樣，文功元給妻子帶禮物是“保留節目”。

　　文聖英說：“上世紀60年代，我父親從上海出差回來，特意給我媽媽買回了兩副鋁制的毛衣針。那毛衣針一副是粉色的，一副是藍色的。當時我媽媽在建工部工作，單位的女同事看見了都羨慕地說：‘你家老文多好啊，真會買東西。’後來，這兩副毛衣針我媽媽一直用了很多年。”

　　▲文功元和家人

　　文聖英還從櫃子裡翻出了一條珍藏多年的絲巾，她說：“這是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父親出差特意帶給媽媽的，也給我買了一條。”

　　子女們還記得，父親沉默寡言，說話語速不快聲音也不高，但冷不丁地也開個小玩笑，但他們都清楚：“父親的玩笑隻對媽媽講。”

　　2004年，劉榮範因患乳腺癌做了手術，術後心情非常抑郁。文功元就一直陪在妻子身邊，偶爾開個玩笑，哄她開心。2012年1月，文功元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文聖英說：“我父親去世後，我媽媽就再也沒笑過。2018年我母親也去世了。”

　　09

　　— “姥姥是家裡的大功臣” —

　　“因為我媽媽是家裡的獨生女，姥姥非常疼她。姥姥對我父親也很好。”文聖英說，“由于我父親常年不在家，姥姥實際上撐起了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庭瑣事的重擔。”

　　三年困難時期，文功元長期在西北地區工作，當地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有一次，為了給我爸爸改善生活，裹着小腳的姥姥還專門從百萬莊到王府井的副食店排隊給我爸爸買醬菜。”

　　文聖英到現在都還記得，那一天，她在屋裡一聽見姥姥進樓的聲音，就連忙打開門去迎。差兩級台階進門時，老人家因為是小腳走路不穩，一個趔趄，一罐醬菜就在家門口給摔碎了。在那個饑餓的年代，這是多麼珍貴的一罐醬菜啊。一家人趕緊把地上的醬菜撿起來洗好，留着自己吃。“後來，我姥姥又去了一趟王府井，給我父親新買了一罐醬菜，托人帶到西北去了。”文聖英說。

　　事情過去多年，文功元有一次很鄭重地對子女們說：“你們的姥姥是家裡的大功臣！”文功元的兒子文聖軍也記得：“我父親出差，除了給我媽媽帶東西，就是給姥姥帶禮物。有一次，他還給老人買了一件很好看的羊皮襖。”

　　10

　　— “争論的症結，在于很多人不信中國自己能搞出核電” —

　　文革後，中國核電建設重新提上日程，但具體怎樣發展，卻有很多争論。其中焦點之一在于，是靠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建設，還是以我為主、自力更生發展核電。這個問題在中央各部委的争論非常激烈。其中，二機部主張自力更生，首先建造中國自己的原型堆。

　　當時，根據中央發展核電的精神，二機部組建核電局，文功元出任第一任局長。負責制定核電發展的長遠計劃。針對當時的争論，文功元到各個地方積極進行了調研，結果發現，中國發展核電關鍵在于能否下定決心。1980年王淦昌也指出，中國已初步形成原子能工業體系，有一定的自主能力。

　　因此，文功元根據調研情況，于1980年給鄧小平同志寫了報告。報告上說：“現在争論的症結并不在進口或是國産，而是在于很多人不相信中國自己能搞出核電。”不久，鄧小平批示：“核電應該搞，而且要自力更生。國家計委可以批些錢，先進行試驗。”鄧小平同志的這次批示明确了核電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文功元積極組織核電站的廠址勘探。1979年，他利用到上海宣布組建七二八核工程研究設計院的時機，驅車4個多小時，親赴浙江海鹽選址。之後，他又與浙江省科委多次商談，共同組織了12人小組，踏勘了台州、溫州及嘉興3個地區的7個縣16個點。

　　通過實地考察，文功元提出了在海鹽縣建設核電站的可能性。1982年6月，核工業部與浙江省聯合上報了定點秦山廠址的報告。1982年11月，國家計委正式批準中國第一座核電站廠址确定設在浙江海鹽。中國的核電産業，經過艱難跋涉，終于邁出實質性的第一步。

　　▲文功元勘察秦山核電廠廠址

　　11

　　— 對裝修工人，我父親也熱情地沏茶遞煙 —

　　文功元在生活上是個特别有規律的人。他一輩子沒穿過一套西服，隻穿中山裝。雖然衣服未必是新的，但衣服總是保持着幹淨整潔。

　　離休後，文功元堅持參加黨組織活動。他把參加組織活動看做是一件大事，除生病住院外，沒耽誤過一次。

　　每次去過黨組織生活，他都要提前一天沐浴更衣。即便是90多歲高齡時，也要特意去位于新街口的一家國營理發店理發。因為理發店在二層，他年事已高腿腳不便，隻好由女兒攙扶着上樓梯。即便如此，他也要以最好的精神面貌參加組織活動。

　　文聖軍說：“我爸爸待人接物特别友好，平易近人。包括對部裡司機班的司機和裝修工人都特别客氣。父親離休多年以後，部裡司機班的司機見到我們時，還讓我們轉達對他的問候。”

　　文功元一生從不抽煙，但是他家裡卻常備香煙。“這是他專門用來接待客人的。家裡裝修或是修理東西，對裝修工人和修理工我父親都是熱情地沏茶遞煙。”文聖軍回憶。

　　八九十歲高齡時，文功元還堅持每天散步一大圈。為此，他還自豪地向兒女們說：“我是很有腳力的。”香港回歸後，文功元很想去香港看一看，卻因為年齡太大，旅行社拒收才作罷。

　　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文功元讓兒女開車拉着他去親眼看看鳥巢和水立方，也看一看北京四環、五環周邊的建設。2009年10月1日，文功元已96歲，還榮幸地登上了天安門觀禮台，觀看了建國60周年慶典和閱兵儀式。文功元全程精神飽滿，興奮不已，還讓工作人員幫着照了不少照片，記錄下那美好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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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劃 | 楊金鳳

　　編輯 | 申文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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