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海波,《人生路遙》一書作者，路遙生前好友，作家，著有長篇小說《高原落日》等，原為西安電影制片廠文學部編輯，現已退休。

我和路遙有30年的交往，從1963年春天我從外校轉入延川縣城關小學起，到1992年11月17日他因病去世。初識時，我11歲，他14歲；我是五年級，他是六年級。當時我們都住校，但家都離縣城不遠，隻是方位相反，我家在城東南十裡的李家河，他家在城西北的郭家溝，都是小村子。

我們最初的相識完全出于偶然。我是在開學之後才轉入這個學校的，當時學校在維修學生宿舍，讓住校生先擠在一塊過渡，六年級的路遙和五年級的我就遇到一個窯洞裡了。

和我因剛從鄉下轉來事事處處都十分小心的可憐模樣相反，路遙當時一派灑脫，活脫脫一個孩子王。他是六年級，面臨畢業，能放得開，當時住校學生很少，一放學男孩子們都擰成一股瘋玩，如到附近土城牆根挖彈殼，城牆頂上打土仗，用彈弓打麻雀。路遙給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調皮，調皮到令我這樣年齡小、身體弱的低年級同學敬畏的程度。很少有人公開和他作對，許多人都以能和他成為一夥為榮，我也不例外。

我在這裡用“敬畏”沒用“害怕”一詞是有原因的，因為調皮的路遙和學校裡的“黑痞”學生有本質區别。一是他學習好，知道的東西多，二是他在老師面前自信，即便在校長或者教導主任面前也是自自然然，三是他不欺負小同學，不打人罵人。他的調皮主要表現給人編段子和起外号上，前者能笑得人肚子痛，後者則讓人感覺他“說什麼像什麼”的能耐。

當然這是事外人的感覺，那些被編排的人肯定會不舒服，同學間因為起外号吵架的事時有發生，有時會鬧到值周老師甚至教導主任那裡去。但沒有人去告路遙，不是因為怕他，而是因為他已鋪墊在前。

所謂“鋪墊在前”就奇特了，現在想起來也不由得發笑。路遙在給别人起外号之前先給自己起外号，那外号的刺激程度已經到了一般人無法承受的程度，且不論誰，隻要叫，他就應，有一種“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很難概括的灑脫味兒。

和起外号不同，路遙編段子水平不錯，但講段子的方法不行，總是别人還不聽清，自己就先笑得淚水淹沒眼睛，笑意堵塞了喉嚨，說不下去了。更要命的是，在這種時候，還煩人追問，一追問就不高興了。有一次他講一個農村婦女哭錯了墳頭的事，我因沒聽清，追問了一句，他就惱了，弄得我很尴尬。

我和路遙的友誼最初表現一塊看電影的時候，不是買票看，是混場看。那時延川縣有電影隊但沒有電影院，都是租來的場地，看一場一毛錢，還允許一個大人帶一個孩子，我當時又瘦又小，被他“帶”過兩次。後來被發現了，他就領我翻牆、鑽洞去看。翻牆看的是縣上電影隊放的，放電影的地方在一個小院子裡，正面是小門樓，兩邊是高牆，後面靠着土城牆，我們就是在土牆上跳下去的，那裡有一個小角落，在銀幕的側面，放音箱地方的旁邊。銀幕上的光束把這裡襯得黑暗，便于隐形，音箱裡聲音很大，宜于消聲，即便不走運被發現還可以提着褲腰裝成方便的人和他們周旋。（院子裡沒有廁所，看電影的男人們在這裡方便，女的則須在門口領一張廢票上外面的公廁）。在這裡，我被抓住過一次，可路遙總是平安無事，展眼間就逃得無蹤無影。

鑽洞則是看外來的電影，在縣城一名為“井灘”的小廣場上。我們是從緊靠縣河的崖壁上下去，通過下水道進去的。不隻是我們倆，好幾個人，一進去就被抓住了，但路遙還是逃脫了。更奇怪的是，他沒逃多遠，反而混入“抓逃”者的行列，先是幫助對方命令我們“站端”，後來又替我們求情：“訓上幾句讓看去，都是些娃娃。”後來我們真的被放了，不是因為路遙的求情，而是因為他的把戲被對方識破了，那夥人把路遙笑罵了一頓，半是無奈，半是賞識。他也笑得牙齒白拉拉的，和漆黑的夜色形成巨大的反差。

我和路遙的友誼深入在一塊看書的時候，不是看課本，是看課外讀物，時間主要在午休時候，地點縣文化館的閱覽室和縣城新華書店。新華書店的時間不多，因為沒過幾次，人家就發現我們不是買書的，那個文靜的女售貨員就提醒我們“要看到文化館看喀。”

延川文化館的閱覽室隻有一孔窯洞，設在大街中間的一個高台上，一邊是賣雜貨的小店，一邊是加工附帶出售籮面籮子的小作坊，閱覽室居中。閱覽室的管理員是個留着山羊胡子的老漢，他總是蹲在門口和人抽煙拉話，态度很好，但談不上什麼服務，按時開門關門而已。

閱覽室裡的陳設很簡單，一張大條桌，幾把長椅，三四個報架子。報紙也不多，《人民日報》《陝西日報》《延安報》和幾種畫報。刊物好像不少，我記得的隻有《民間文學》和《新觀察》兩種。那時延川沒有汽車站，隻有一個過路的停車點，過路的客車有時一天來一次，有時兩天來一次，因此，無論報紙還是刊物，都比城市裡來得晚，來這裡看報刊的人很少，我幾乎想不起除路遙外在這裡還遇過别的同學。這倒不是說别的同學都不看報刊，更重要的事實是，我們的同學絕大部分是走讀生，我們看書報的時間正是他們正回家吃飯時間。

路遙在這裡究竟看了些什麼，我說不清，因為時間很緊，興趣都在書報，誰也顧不了看誰。但從多年後的交談中得知，我們關注點有相同也有區别，相同點是都注重時政，不同點是我更喜歡文學，他更喜歡軍事和科學。例如對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他崇拜得厲害，我卻對此一無所知，直到他的《人生》發表後，說起高加林名字的由來時，才知道這個蘇聯人的厲害。

論起喜歡文學特别是立志走這條路，我比他還早。就在我們相識的那年，我就為自己取下了現在用的這個筆名海波（我本名叫李世旺），是受了長篇小說《林海雪原》的影響，那部小說的作者叫曲波，書中解放軍參謀長叫少劍波，他的通訊員叫高波，當時都是令我神魂颠倒的人物。當我把這事說給路遙時，他非常羨慕，甚至有點眼紅的樣，他拐了頭定定地看着我說：“一臉土印子（雀斑），還海波呢，把這好名字也糟蹋了。”多年以後他改主意了，真心實意地感覺到我的筆名不好了，特别是我在省級刊物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時，他幾次建議改掉這個筆名，覺得這兩個字太輕佻，太女氣，并給我起了個“李苦思”，建議我用，并說了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們縣裡有個村子“古寺”，其中的“古”字，當地人讀“苦”音，算是地方特色；第二個理由是，搞文學創作是嚴肅的事，以此來狀我的從文态度。也許還有更多的理由，我沒聽，因為我舍不得這之前在陝北積攢起來的那點小影響，不想從頭開始。

我在城關小學上學時，家裡的情況還可以，饑餓的感覺不多，因此對路遙在這方面的細節了解得很少。隻有兩件事影響深刻，還都是多年後他告訴我的。一件是，他對有的同學睡覺後用被子蒙了頭偷吃幹饅頭片非常反感，因為那“格崩崩”的聲音讓饑腸辘辘的他更加難以入睡。另一件也和吃飯有關，由此還帶出來他的一位女同學。

這位女同學的理解和幫助令少年路遙非常感動，他們在城關小學同班，其中還同桌過一年，後來又在延川同班，一直是較好的同學關系，在路遙的好幾個作品仿佛都有她的影子。

這不是我的揣測，路遙生前說過這事。由于這件事牽扯别人，多年來我一直不想說，前年，我看到了那個當事女同學寫的一篇回憶文章，其中詳細地說了這件事。

那時路遙是五年級，還沒有住校，每天早上五點鐘起身，帶幹糧來上學，下午放學後回家，中午就在學校裡啃點幹糧。那位女同學和他同桌，常能見到他帶來黑乎乎幹糧放在課桌下的“倉倉”裡，兩人的“倉倉”通着，她在取書和作業本時不小心就能碰到手上。這位女同學，回家後把這情況說給了她母親，她母親就讓她帶一點熟食給路遙吃。那時候小縣城的人很封建，她不敢把東西明着給，就故意把這熟食放在那黑幹糧旁邊，并作過多次暗示，但路遙一直沒有接受。有一天早上，她發現“倉倉”沒有放黑幹糧，就問：你這麼早就把幹糧吃了？路遙告訴她說：我家今天沒什麼可下鍋了，我走時，大媽還借東西還沒回來，所以今天沒帶。于是——

我心裡一酸，推了一下他胳膊，指了一下我拿來的熟食。他愣了一下，搖了搖頭，表示不要。我急了，給他推過去。他又給我推過來。就這樣推過來推過去，反複多次，因為怕别人看見，搞得我很緊張，本來好好的個事，整得像“做賊”一樣。最後他終于接受了，臉上露出複雜的表情，像是感激又像是羞愧。

以上這段話直接引自那位女同學的回憶文章，那文章裡還說了别的一些事，如果說路遙小說中相關人物和情節有原型的話，對照路遙生前說的話，這是最接近事實的，隻是那時路遙還是個小學五年級學生，可見少年時期的境遇對他日後創作的影響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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