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天賦還是後天養成的?本文轉自:語言茶座,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語言是天賦還是後天養成的?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本文轉自:語言茶座
想象一下,你是一名身在異鄉的遊客,一個當地人走到你跟前叽裡呱啦的說着你完全不懂的語言。他看起來很認真還一直指着什麼地方,但是無論你如何努力也破解不了他在說些什麼。
這差不多也是嬰兒第一次接觸到“語言”這種東西時的狀況。事實上,她所面對的要更有挑戰一些:不僅僅是耳邊充滿無休止的天書,與我們上文假設的遊客不同,她甚至不能了解身邊的這些人正在試圖進行交流。可是,在4歲之前,在他們接受正式教育、會騎自行車、會系鞋帶、會基本的加減法之前,這星球上每個認知能力正常的孩子都變成了語言天才。這看起來好像是個奇迹,而如何解釋這一奇迹,大概是這50多年來語言研究領域最關注的問題。
20世紀6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和哲學家 Noam Chomsky 似乎找到了答案。他認為,事實上孩子并不是“學會”他們的母語,至少不是徹底的掌握語法構建模塊(相對來講,這一轉變過程太快、太輕松)。他斷定人類基因中包含着與生俱來的基礎語法知識,即“普遍語法”。有了語言方面這種“硬鍊接”的優勢,那麼區分出英語和法語之間存在的表面差異,就實在是微不足道的。而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嬰兒有一種語言本能,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語法工具箱。
這一精妙絕倫的論斷一下子去除了學習母語的痛苦,并且解釋了兒童為什麼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内毫不費力的學會母語。Chomsky 的觀點統治了語言科學40年,然而現在我們知道這隻是一個美麗的神話。在過去幾年間,一大堆新的證據出現并足以證明 Chomsky 完全錯了。
退一步說,有一點是所有人達成共識的,我們人類這個物種在生物學上對語言是有所準備的,我們的大腦在以下方面确實可以說是“适合語言”的:有能夠正确處理句子層次語法的工作記憶方式;有大到不同尋常的前額皮質賦予我們聯想學習的能力,使我們相比其他物種更加善于使用符号。另外,我們的身體也是“适合語言”的。我們的喉頭相對其他人科物種的位置更低,使我們更好的控制空氣排出。而我們咽喉中那一小塊舌骨的位置恰好使我們能更好地控制口腔以及舌頭的肌肉,讓我們可以發出更多不同的聲音(有些語言中甚至達到144種之多)。沒人否認這些天生的優勢對語言的重要性。
引發争論的是“語言本身(即‘軟件’方面)是人類幼兒與生俱來的”這一論斷。 Chomsky 認為就像我們的心髒、大腦、腎髒、肝髒這些不同器官在不斷發育,我們的語言也在智力層面上發育,他将其比喻成“語言器官”。這一“器官”在嬰兒期開始顯現出來,它是一個設計藍圖,包含了世界上所有語言的語法規則的全部組合,而幼兒要做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從中獲取任意一種語言。在東京出生的孩子學會講日語,在倫敦的則學會英語,從表面上看,這兩種語言區别很大,實際上它們本質是相同的,都在一套普适的語法操作系統下運行。加拿大認知科學家 Steven Pinker 将這種能力命名為我們的“語言本能”。
關于這種語言本能的存在,有兩個基本的論據提供支持。首先是“老師”的問題。就像 Chomsky 在1965年指出的那樣,兒童看起來未經明确指引就掌握了他們的母語。當他們說“Daddy,look at the sheeps(不應加 s )”或者“Mummy crossed me (應為 Mummy is cross with me )”的時候,他們的父母不會糾正他們錯亂的語法,而是驚訝于孩子們如此可愛。而且,這些基本的錯誤中隐含着令人驚訝的語法上的成就。兒童能夠明白有那麼一種詞性——名詞,是可以分成單數與複數的,且這一區别并不适用于其他詞性。
這些知識并沒有被明确的教導給孩子,很多家長自己也沒有接受過詳盡的語法訓練。很難弄清楚孩子們是如何僅靠“聽”就能找出語法規則,看起來他們很容易就掌握了語言的運作方式。他們知道名詞可複數而其他的例如動詞則不可以,正是這一點有力的支持了“語言本能說”。孩子們不需要從零開始搞明白這一切,最基本的區别已經呈現在他們面前。
孩子們并沒有接受母語方面的正規教學,那他們是怎麼獲得語法能力的呢?
Chomsky 的第二個論據将注意力轉向兒童自身的能力,也就是“學生”的問題。到底兒童在獲得語言能力的過程中運用了哪些通用的學習能力?在 Chomsky 還在構想他的理念的時候,諸如美國心理學家 B · F · Skinner 等一些行為學家們提出的主流的學習理論還遠遠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行為主義将學習視為一種刺激反應的鞏固,就像巴普洛夫的狗被訓練在鈴聲響起時就流口水一樣。不過, Chomsky 在1959年抨擊 Skinner 的觀點時指出,“兒童并未接受關于母語的正式教育”這一事實意味着行為主義無法解釋兒童是如何獲得語法能力的。 Chomsky 推斷這應該是兒童早已通過某種途徑獲取的語言學習進程蘇醒了而已。如果他們既沒有接受明确的語法教學,他們自身的學習能力又不足以通過獨立觀察習得語言,那麼運用排除法,他們在語法上表現出的聰明一定是與生俱來的。
這些差不多就是一直以來支持 Chomsky 理論的論據了。它們看上去并不是很有力度,不是嗎?而且,其基本思想上的理論包袱已經相當沉重,過去二十年來,語言本能說一直在重壓之下踉跄。
我們從一些基礎要點說起。将我們在語言方面所具有的天分稱為“本能”,能講得通嗎?仔細想想,答案是不能。所謂本能,是指對某種特定适應性行為的天生傾向。關鍵是這種行為是未經任何訓練就能表現出來的。小蜘蛛不用看到成年蜘蛛結網就會這種技能,隻要他們自身準備好了,無需任何指引他們就能夠結網。
而語言是不同的。流行文化中也許推崇像“泰山”和“莫格裡”這樣從小與野獸生活在一起,長大後又流利使用人類語言的角色。但現實中我們也發現多個關于所謂“野孩”的有據可查的記錄。“野孩”是指那些因為意外或人為原因被隔絕于語言環境之外的孩子,就像 Genie 一樣,她在美國被她的父親鎖在房間中,1970年被人發現時已經13歲了。我們從這些不幸的個體經曆中得出的最主要一點就是,兒童如果沒有暴露于正常的人類環境中,就壓根不會掌握語言。蜘蛛不用置身網中就知道如何結網,而人類的嬰兒需要在他們會說話之前聽到大量的語言。無論如何修飾,語言也不可能是蜘蛛結網那樣确鑿無疑的本能。
順便一提,更關鍵的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天生就認知到世界上大約7000種語言的基本原理,那麼在某種程度上它們應該是相同的。就是說在語法方面應該存在一套完全适用于每種語言的普遍性。不過我們還沒有發現這種普遍性,正相反,我們倒是發現了其多樣性。
我們所講的語言因其使用的不同聲音而變化多端,這些獨特的聲音少的有11種,多的甚至像科伊桑語(一種使用咔哒聲輔音的非洲語言)能達到驚人的144種。這些語言在主語、謂語、賓語的詞序上也各有不同,你能想象到的排列方式都被證明是存在的。英語使用相當普通的模式——主語(S)謂語(V)賓語(O):The dog (S) bit (V)the postman (O)。但在另一些語言中就明顯不同了。在 Jiwarli 語(澳大利亞的一種土著語言)中, This woman kissed that baldwindow cleaner 這句話就變成了下面這樣的順序:That this bald kissed womanwindow cleaner.
北印度的蒙達語中,有一個拟聲詞 ribuy-tibuy 用來形容胖子的屁股在走路時的樣子和聲音。
很多語言使用詞序來标明誰對什麼做什麼。還有一些語言則根本不這麼做,取而代之的是,它們通過将小的單詞塊拼成巨大的單詞來造句。語言學家稱這些小的單詞塊為詞素。你可以将這些詞素合成為新的單詞,就像英語中的 un-help-ful-ly。東加拿大的因紐特語中有 tawakiqutiqarpiit 這樣一個詞,它的大概意思是:“你有煙草賣嗎?”當每個詞都是個完整的句子時,詞序也就無關緊要了。
至少在說英語的人看來,語言的基本成分即口語的各部分是由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以及其他詞彙構成的。但是很多語言中是沒有副詞的,不僅如此,像老撾語(使用于老撾和泰國的部分地區)這樣的還沒有形容詞。甚至有人聲稱撒利希語(加拿大BC省及周邊的一種土著語言)連名詞和動詞都沒有。此外,在我們這些盎格魯文化圈的人看來,有些語言所特有的語言範疇實在是怪異。我最喜歡的就是某些語言用來使叙事更豐富的拟聲詞。拟聲詞是一種完整的詞類,是将某種單一行為中出現的多種感官體驗結合在一起。舉個例子,北印度的蒙達語中有一個拟聲詞 ribuy-tibuy 用來形容胖子的屁股在走路時的樣子和聲音。
當然,語言甚至也不需要被講出來,世界上大概有130種公認的無語音的符号語言正運行得好好的。這是個值得注意的事實,語言的意義可以通過講話、手勢、書面或是電腦屏幕等多種方式進行傳遞。語義的表達并不依賴于某種特定的媒介。如果真的有一種人類語言的普遍原理隐藏在這些多到令人眼花缭亂的差異之下,難道不奇怪嗎?
多年以來,随着這些不利于語言本能說的發現呈現在人們面前,語言本能說的遊說者也逐步的調整關于大腦中通用組件的假設。在2002年的版本中, Chomsky 和他哈佛的同事們提出這樣一種可能性,人類語言能力所獨有的其實是一種通用的計算能力,我們叫它“遞歸”。
遞歸讓我們能夠将單詞和語法單元重新排列,組成無限複雜的句子。舉個例子,我可以通過遞歸地嵌入關系從句(以 who 或 which 開頭的短語)來組成一個無窮無盡的句子: The shop, which ison Petticoat lane, which is near the Gherkin, which……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人類并不是唯一有能力理解遞歸的,歐椋鳥同樣也可以。歸根結底,人類語法這種“獨一無二”的特性也不見得那麼獨特。而且我們還沒有搞清楚“遞歸”到底是不是人類語言中普遍存在的。許多研究者提出,事實上遞歸在人類語法系統演化中出現的時間是很晚的,換句話說,它是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2005年,美國語言及人類學家 Daniel Everett 聲稱亞馬孫雨林的土著語言皮拉罕語就根本沒有用到遞歸。如果語法真的是“硬鍊接”在我們大腦之中的,那出現上面這些情況不就太奇怪了嗎?
關于普遍性的問題就先說這些。也許更嚴重的問題在于語言本能說對于我們如何學會說話的預測。它試圖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結果,即為什麼我們看起來相當快速且自然的獲得語言。問題是,這一過程看起來要比它實際上快得多、自然得多。
當一個具有天生的普遍語法的孩子學到她的母語時,她能發現她母語的語法規則,這應該可以使她在一切類似情況下全面運用這些規則。先說“貓”這個詞。當嬰兒聽到父母提到貓時使用定冠詞“the”,就提醒嬰兒定冠詞可以用于一切名詞。普遍語法預測到會有名詞并可能需要一種方法來修飾名詞,所以嬰兒期待着遇到這種詞性并尋覓着英語中用來修飾名詞的方法,即冠詞系統。僅僅有少數幾次聽到“the”後面緊跟名詞就應該足夠了,學習英語的嬰兒應該可以立即掌握這種規則并熟練的運用于所有名詞。簡而言之,我們期望看到兒童在語言學習上有跨越式的進步,每一次新的規則被啟動,兒童在語法複雜性上都應有沖刺式的進步。
我們以驚人的速度獲得語言,但這是建立在充滿錯誤與努力的艱苦過程之上的。
這真是個驚人的預言。但不幸地,這種觀點在發展語言心理學的發現面前是站不住腳的。正相反,兒童似乎是以一種非常零散的方式習得語法的。例如,還是以英語中的冠詞為例,兒童在很長一段時間内都隻是将某個特定的冠詞(比如說“the”)用在他們曾聽到過這麼用的那些名詞上。隻是後來,兒童逐漸擴展他們聽到的内容,逐步将冠詞用在更多的名詞上。
這一發現看起來适用于我們的所有語法類别。語法規則并不是在任意的跨域式發展中得到應用,并不像我們所期待的真有那麼一張“語法藍圖”。我們是在接觸語言行為時一點一滴的組織起我們的語言,而不是啟用所謂内置的規則。久而久之,兒童才慢慢地理解如何運用他們接觸到的多種多樣的語法規則。所以,雖然語言的收獲也許是驚人的迅速,但是這真不是什麼自然而然的,這是建立在充滿錯誤與努力的艱苦過程之上的。
語言本能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如果語言真是來自那種在發育期形成特殊大腦器官的語法基因,那麼顯而易見的,語言應該在我們的頭腦中構成一個獨特的模塊,大腦中應有那麼一塊區域是專屬于語言功能的。換句話說,也許大腦的語言處理器應該是封閉起來的,不受大腦其他功能的影響。
碰巧,最近這二十來年,認知神經學的研究已經漸漸揭示了大腦用哪個位置處理語言。簡單地說,哪裡都用。在以前,命名為“布羅卡氏區”的區域被認為是大腦的語言中心。現在我們了解到布羅卡氏區并不僅僅用于處理語言,還被用于大量無關語言的運動行為。除此之外,大腦幾乎所有地方也都參與了語言知識與處理。人類大腦在處理諸如視覺之類的不同信息時表現出了專門化,但似乎不存在僅僅專門用于語言的地方。
但是,有這麼一種可能性,語言的獨特性并非來自一個專門用于處理語言的地方,而是處理語言的方法。假設有一種神經進程是專為語言而設,而不論這一進程發生在我們大腦的什麼地方。相對于“物理”模塊,這就是“功能”模塊的概念。證明這種假設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到那些語言功能正常而智力低下或反過來的例子。這樣就能為語言能力與非語言能力的相互獨立性,即科學家們所說的“雙重分離”提供一個實證。
如果普遍語法是“硬鍊接”在人類的大腦中,那麼它應該需要通過基因進行傳承。
前述論據顯示,大腦中并不存在任何專用于語言的器官。另一證據鍊進一步指出:根本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東西。如果普遍語法是“硬鍊接”在我們大腦的“微電路”中,那麼它應該是通過基因傳承的。但是最近的神經生物學研究顯示,人類的 DNA 根本不具備這種傳承所需的編碼能力。我們的基因組隻有高度受限的信息容量。我們遺傳密碼的一大部分都用來構建神經系統,比其他任何部分都優先。如果将假設的普遍語法這樣詳細而具體的内容寫入人類嬰兒的大腦,需要龐大的信息資源,大到我們的 DNA 無法提供這麼多的資源。所以,“能夠通過基因遺傳”作為語言本能說的基本前提,看起來是不成立的。
Steven Pinker 在他1994年的《語言本能》中,對多種相關語言病症進行調查,以便支持上文提到的這種分離性。例如,患有特定語言障礙(SLI)的兒童智力整體上正常,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口語方面則有很大困難,比如無法正确運用某些語法規則之類的。這看起來是個令人信服的确鑿證據,可惜它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SLI 實際上是一種聽覺處理系統的缺陷。這是一種運動缺陷而非語言方面的。針對 Pinker 提出的其他所謂分離性,還有很多類似的故事可以證明這樣一個事實:口語問題往往被證明是由于語言能力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
關于普遍語法,還有最後一個大問題,是關于人類進化的奇怪解釋。如果語言是在基因層面“硬鍊接”的,那麼不證自明地,這應該在我們演化譜系中的某一點上顯現出來。巧合的是,在 Chomsky 發展他的理論的同時,存在這樣一種普遍的假設,認為尼安德特人之類與我們同屬的物種是缺少語言的。這也就縮小了語言可能出現的窗口期。另一方面,與之相關的其他複雜文化(複雜工具制造、首飾、洞穴壁畫等)也是直到大約5萬年前才出現,這也進一步佐證了語言的遲遲出現。 Chomsky則認為語言最早于10萬年前出現,而且一定是由基因突變引起的。
仔細想想,這真是一個奇怪的觀點。首先, Chomsky 聲稱語言是由一次重大突變一蹴而就的,這與目前普遍被接受的現代達爾文合成論(不承認如此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跨越式進化)相悖。适應性并非是一下子就成型的。而且,根據 Chomsky 的理論我們還能得出一個怪異的結論:語言壓根不可能為了溝通而進化。即使語法基因在某個不大可能存在的幸運兒身上突然出現,那麼兩個人同時出現相同的突變的幾率,實在是低到不可信了。所以,根據語言本能說的理論,世界上第一個掌握語言的人類可能沒人可供交談。
看來是什麼地方出錯了。事實上,我們确信 Chomsky 關于進化的若幹假設都是錯的。最新的尼安德特人聲道模型顯示,尼安德特人可能實際上是有一些語言能力的,而且還挺現代化。同時我們也弄清另一點,尼安德特人遠非傳說中不會說話的野獸,他們也有複雜精細的物質文化,包括制作洞穴雕刻與精制石器的能力,與5萬年前人類文化爆發的方方面面很相似。如果他們沒有語言的話,很難想象他們是如何完成必需的複雜學習與合作。另外,最近的基因分析顯示曆史上人類與尼安德特人曾經發生大規模的雜交,所以大多數現代人類身上其實都有一些特殊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現在看來,早期智人與尼安德特人是可以混居并雜交的,而不是現代人類一登場就立刻消滅了倒黴的猿人。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他們之間也是存在交流的。
還有一個問題,為什麼現在隻有人類掌握語言這種最複雜的動物行為?一定有什麼東西将我們與我們現存的近親分割開。反語言本能說陣營所面臨的挑戰就是找出這種東西。而我們所謂的“合作智力”以及200萬年前啟動它的原因則給出了一個合适的解釋。
我們的世系——“人屬”可以追溯到250萬年前。在那之前,我們最近的祖先是南方古猿這樣直立行走的猿類,他們的智商大概和黑猩猩差不多。但是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們的生态位發生了變化。這些早前的“前人類”從吃水果為主(就像今天大多數類人猿一樣)變成吃肉的了。新的飲食結構決定了新型的社會安排和新的合作策略(他們無法單獨捕獲大型獵物),這也導緻新的合作思想更為普遍,人們需要進行特别的社會安排以保證獵手平分獵物,并保證無法參與狩獵的婦女和兒童也能分到食物。
根據美國比較心理學家 Michael Tomasello 的觀點,在30萬年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出現時,人類祖先就已經發展出一種複雜的合作智力。這很容易從考古記錄中看出來,這些考古記錄證明了人類祖先的複雜社會生活與相互交流。他們已經使用符号(預示着語言),并能夠進行遞歸思考(有些人說這是愈加複雜的符号語法慢慢出現帶來的結果)。他們所面對的新的生态環境無情地改變着人類行為。使用工具、合作狩獵以及一些新的社會安排成為必需的,比如說由于男性外出狩獵,大家就要維護一夫一妻制的交配權利。
我們不必假設一種特殊的語言本能,我們隻需着眼于那些造就我們的變化。
這些新的社會壓力促成我們腦組織的變化。最後,我們看到了語言能力的出現。語言終究是一種合作行為的典範。它的産生要有習俗(群落中達成一緻的規範)的支持,它也可以用來協調其他一切新生态位所要求的複雜行為。
根據這一觀點,我們不必假設一種特殊的語言本能,我們隻需着眼于那些造就我們的變化,那些鋪設語言之路的變化。這使我們可以根據許多交疊的趨勢畫出語言形成的漸進過程。這一過程可能起始于複雜的手勢系統,直到後來前進到以聲音為表現形式。但可以肯定的是,語言之路上最深刻的促進因素一直就是我們不斷發展的合作的天性。我不是說我們人類總是在處在合作中,但是我們确實始終将其他人視為有思想意志的生物,他們和我們一樣有思想、有感覺并可以讓我們試着去影響他們。
在人類嬰兒試圖獲得母語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合作的天性發揮作用。孩子們的學習能力比 Chomsky 預見的要複雜得多。他們從最早9個月大的時候開始就能運用複雜的意圖識别能力,以便開始理解身邊成年人交流的意圖。從根本上講,這是我們合作思想的産物。語言一旦形成,它使我們有能力按照我們的意願去塑造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或者更糟,這麼說并不是貶低語言。語言釋放了人類發明和改造的驚人力量。它并非無緣由的突然出現,也不會離我們而去。最後,21世紀的我們抛棄了“普遍語法”的神話,開始實事求是地審視我們人類這獨一無二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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