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的當代價值意義?所謂“信”，即誠信儒家把誠信作為人的基本道德《中庸》認為“誠”是“天之道”，“誠之”是“人之道”，這等于是把“誠”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源頭來看待《大學》也以“正心誠意”作為“修身”的前提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民無信不立”，與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國家要“敬事而信”君子應當言行一緻，誠實笃信，隻有當你被證明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時，别人才會覺得你可靠，才會把大事托付給你，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實事求是的當代價值意義?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實事求是的當代價值意義

所謂“信”，即誠信。儒家把誠信作為人的基本道德。《中庸》認為“誠”是“天之道”，“誠之”是“人之道”，這等于是把“誠”作為至高無上的價值源頭來看待。《大學》也以“正心誠意”作為“修身”的前提。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民無信不立”，與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理國家要“敬事而信”。君子應當言行一緻，誠實笃信，隻有當你被證明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時，别人才會覺得你可靠，才會把大事托付給你。

“信”的道德要求，内涵很豐富，包括說話算數，言行如一；尊重事實，反映真相；信守承諾，忠于職守；勇于承擔責任，認真履行義務等等。與“信”相反的便是表裡不一，背信棄義，虛僞欺詐，不守信用，不負責任。如果一個社會缺失了誠信，人與人之間相互爾虞我詐，這個社會就将是個醜惡而可怕的社會。

中華民族有着悠久的誠實守信的優良道德傳統，曆史上傳誦着許多誠實守信的動人故事。繼承發揚誠信的道德傳統，在當今社會顯得更加迫切。許多有識之士指出，誠信的缺失和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瓶頸和隐患，有些企業信用之差已經使信用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實際上，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必須有建立在誠信道德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信用和個人信用作為保障。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也都十分重視社會信用和個人信用的建設，這種建設一方面有賴于現實的法律和制度體系保障，另一方面也須借助于傳統文化信仰中的誠信道德價值之源。中國傳統儒學關于誠信的思想，也是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信用體系時可以利用的重要道德價值資源，我們應當十分珍惜這一現在有可能日益走向稀缺的資源。

“義”這個字的本來含義就是适宜。“義者，所以合宜也。”作為倫理學範疇的“義”，是指一個社會裡公認為适宜的、應該的道德行為準則。“義”的原則往往也會以法律的形式體現出來，所以也是一定社會的法律前提。關于“義”的起源，孟子認為出自人固有的“有所不為”的“羞惡之心”，荀子認為源于人作為社會存在的“群”與“分”的需要。兩種說法雖然不同，但都說明人類社會不能沒有“義”，人不能不講“義”。完全不講“義”的社會是難以想象的，也是無法維系的。盡管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義”的具體内容會有所不同，但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的“義”也有其共性和延續性。随着人類交往日益密切頻繁，人類在道德原則上也會有越來越多的共識，那些被人類普遍認為是“适宜”的道德原則，就是“天下之公義”。

道德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确立一個社會的“義”，并且培養公民對“義”的自覺和信念。今天，我們一方面要賦予“義”以新的具體内容，例如社會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喚起人們“義”的自覺和信念，也就是要樹立道德正義感和道德原則立場。當今社會，許多腐敗堕落現象的産生，一方面固然有制度不健全、監督不得力等外部原因，另一方面，當事人内心喪失起碼的道德正義感和道德原則立場，不把“義”當回事，不辨“義”與不“義”，也是重要的内因，腐敗其實就是對正義和道德原則的踐踏和破壞。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儒家雖然重視“義利之辨”，但并不一概反對群體或個人對利益的合理追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荀子說：“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隻是儒家強調，追求利，追求個人的自由發展，應該有個底線，這就是義與不義，不能以不義的手段追求利。

儒家的“義利觀”，與市場經濟社會以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為驅動力的基本原理之間，看起來好像是矛盾的，但它其實恰恰是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不可或缺的補充和保障。如果沒有基于“義”的道德、法律原則作為底線，人們對利的追求就會是不擇手段的，最終受到損害的必然是所有人的利，這樣的市場經濟絕不可能是完善的市場經濟。

“信義兄弟”20年來恪守不拖欠工薪的承諾，這在欠薪猶如家常便飯的今天，的确讓人喟歎。有人用“俠肝義膽”形容他們，有人用“真漢子”形容他們，總之，這些語詞充滿敬重與感動之情，而這些情感皆發自人們真實的内心，不加掩飾，也不顯浮誇。“信義兄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英雄，這倒不是說他們的事迹有多麼傳奇，他們的形象有多麼高大，而是因為他們以最平凡的行為，恪守着社會生活中最基本的道義良知，面對這份道義良知，我們卻如同久旱逢甘露。“新年不欠舊年賬，今生不欠來生債”，這本該是一種普普通通的做人信條，但如今，這句話讓人肅然起敬，讓人異常感動。作為普通人的“信義兄弟”，應和這個時代的稀缺精神，為這個時代所尊敬。

“最美養路工”——金華市婺城區白龍橋中心公路站副站長周擁軍，大家都叫他老周，生死一瞬間，彰顯英雄本色，舍身救工友，甘當鋪路石。當他和往常一樣，帶着工友早早上路巡查，清理雨天道路塌方時，一塊巨石又突然滾落，朝其中一名養護工人壓去。就在這生死瞬間，這名養護工人事後說當時就是感覺自己被一下子重重地推開到了路邊的草叢中，等他回神一望，卻發現老周已倒在血泊中，右腿被那塊四五百斤重的滾石緊緊壓住，人也失去了知覺。經診斷，老周右腿小腿嚴重骨折，腓骨、胫骨全被壓斷。然而老周在病床上醒來後的第一句話，卻是對工友說：“你們工作了大半天，快去吃飯吧。”老周這一份強烈的責任感與他人有難，出手相助，不僅為人敬重，也獲他人信任。

從先秦時期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學，到漢初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确立儒家的正統地位，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學，以及清末康有為等的近現代新儒學，至今已經有兩千五百餘年的曆史了。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随着社會的變化與發展，儒家學說從内容、形式到社會功能在不斷地發生變化與發展，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伴随着全球祭孔的聲勢浩大，對儒家文化的時代價值的探讨也愈發激烈。

個人認為，“信”和“義”的時代價值有以下幾點：一是道德價值。孟子的性善論提出四種心，即恻隐、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信義”作為它的重要體現，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價值。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義者也。“這裡生命和道義是合理的存在的，但當兩者發生沖突或利害關系時，對道義的追求就高于了對生命的追求，在隻有犧牲生命才能堅持道義的時候，人就應該舍身求道，舍生取義。而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是激勵了一代代中國的仁人志士舍身為國。在當今物欲橫流的社會中，“信”與“義”作為一枝獨秀，将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在上千年的曆史演進中，儒家道德倫理學說促成了中華民族特有的優質品質，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人思想為曆朝曆代所倡導。批判的繼承其思想，對于個人德行修養有其根本性的指導作用。

二是教育價值。孔子無疑是中國最偉大的教育家，他興辦私學，推動平民教育的發展，“有教無類”的思想可以說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張。“學而時習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思想已經影響了無數教育活動的參與者。孔子的教育思想還具有很大的終身性，即提倡“學不可以已”。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他對自己學思曆程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孔子的一生中，由十五歲“志于學”開始，到七十歲達到“從心所欲不逾距”而止，其人生境界不斷提升，而其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其終生“學而不厭”的結果。孔子通過其經曆以及理論為後世的教育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其後，宋明理學将儒學的教育思想繼承發展，不僅強調了學習的重要性和終身性，如朱熹說，“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點，不僅要認識，更應該實踐。因此，“信”和“義”講求終身，也重在踐行。

三是政治價值。政府無信不威，國家無信不強。政府誠信是社會誠信的核心與關鍵，它引導、影響着公衆的誠信精神，對打造誠信社會起着極大的示範作用。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創新行政管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然而，一些政府部門承而無諾、失信于民的現象時有發生。一些機構和工作人員言而無信，缺乏責任感，欺上瞞下，以權謀私少數政府機構及公務人員濫用權力和各種“假大空”的失信行為，阻礙了社會信任程度的提高。子曰：“上有所好，下必勝焉。”在打造誠信社會的過程中，政府的作用至關重要。政府不講誠信，民心何以向善？小到個人、群體，大到社會、國家，“信“和”義“都貫穿始終，并發揮着重要作用。

四是科學價值。儒家文化經過曆史長河的洗禮，已經不是幾句話、幾本書可以完全概括的了。從儒家文化經典到儒家文化遺址，這些物質文化範疇的東西是我們現代人研究儒家文化的重要工具，科學價值不容忽視。

對于“信”和“義”，我們要充分理解和内在融合，并與當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時代價值，從而又推動整個時代的進步。

婺城區公路管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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