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橙子

蘇轼的父親蘇洵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叫《辨奸論》，文中以預言家的姿态，一口斷定王安石其人“陰賊險狠”，集王衍、盧祀、豎刁、易牙、開方等壞人之大成，一旦由其當政，天下“将被其禍”。據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說，王安石聽到《辨奸論》後，“不樂子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似乎蘇、王二人就此結仇，以而達到勢不兩立、水火不容的境地。

但其實，蘇轼、王安石二人的淵源遠比一篇作者存在争議的文章要深。兩人不僅在文學上分庭抗禮，還在政治上有許多恩怨糾葛。此外，兩人的關系還被許多文人出于各種目的進行誇張、再創作，使得兩人的真是關系更加撲朔迷離。那麼在曆史上兩人的真是關系究竟如何呢？

據《宋史·蘇轼傳》、《宋史·王安石傳》、《續資治通鑒》、《資治通鑒長編》及蘇轼詩文集等的記載，蘇轼與王安石的直接或間接交往主要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分别為熙甯時期、元豐七年和元祐初年。

在熙甯年間的多次交鋒中，蘇轼曾多次進言、上書反對王安石的新政，最終以蘇轼的自請外放了結。比如在熙甯二年（1069年）時，王安石要求改革取士方法，“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而蘇轼卻在皇帝召見時直陳：“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引起王安石的不滿。

再如熙甯三年（1070年）蘇轼擔任廷試的編排官時，又因葉祖洽的考試名次與王安石發生沖突。在皇帝面前，王安石直接評價蘇轼，“轼才亦高，但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并多次請求罷黜蘇轼。

王安石在得意時曾打擊蘇轼，那他是否為小人一個？其實不然。當“烏台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就連司馬光這樣堅決反變法派的人物在生安石逝世後也認為：“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可見，雖然幾次交鋒之後使得蘇轼仕途大受打擊，但龌龊基本上停留在政治觀點本身。

圖/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轼、王安石的金陵相會是二人關系的轉折點。

七月，蘇轼從黃州被平調到汝州時，“道過金陵，見王安石”，王安石親往迎接，“野服乘驢，谒于舟次”，還同遊蔣山（鐘山）。此時的兩人，一個是前途茫茫的流放官員，一個是賦閑在家、身心交瘁的前宰相，又都是文壇上首屈一指的文豪，不由詩酒唱和、相處甚歡。蘇轼文集留有兩信，表明他們之間曾有比較深入的交流：“某遊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别經宿，怅仰不可言。”

當時賦閑金陵後的王安石曾寫過一首詩作表達閑适心情：“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滟滟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蘇轼和韻之作更為出名，他借詩充分釋放了與這位政敵兼詩友徹底和解的誠意，“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後來的研究者多将其作為兩人和解的證據。

圖/蘇東坡

金陵相會後僅一年多，王安石便在金陵病逝了。當時的蘇轼正在汴京任中書舍人，奉命起草《王安石贈太傅救》。

蘇轼在文中寫道：“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甯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争席于漁樵，不亂群于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赙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在其中對王安石道德和文章給與了極高的評價。

同年，蘇轼還在遊西太一宮時又見王安石留下的六言詩，作《西太一見王荊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劍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須墓上征西。聞道烏衣巷口，而今煙草萋迷。”表達了對已逝故人的懷念之情。

正如陸遊在《跋東坡谏疏草》中說：“天下自有公論，非愛憎異同能奪也。”部分文人出于抹黑王安石或诋毀蘇轼的目的而多次編造或強行妖魔化兩人關系的文字，是不能掩蓋兩人晚年親密交遊事實的。

參考文獻：

喻世華：《千秋功罪任評說——蘇轼與王安石關系及其評價的審視》，《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劉乃昌：《蘇轼同王安石的交往》，《東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

戴慶華：《大師之隙——蘇轼與王安石恩怨錄》，《書屋》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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