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李坤一

【編者按】

2020年，21歲的文學院學生李坤一在閱讀《82年生的金智英》時，對小說中描述的“男孩優于女孩的理所當然之事”産生了疑問。

她審視自己成長經曆的同時，也在思考性别觀念是怎樣潛移默化，成為一種“無意識”的。

當年，李坤一決定和三位南開大學的女同學，共同開展一項關于中小學教材中性别平等意識的調研。研究對象是2016年審定的部編版教材：包括一至九年級的語文教材18冊，數學教材18冊以及七年級下冊的語文教師用書1冊，這些教材審定後在全國陸續使用。

研究中，她們發現了不少性别刻闆印象的細節。正值近期“教材插畫”的話題讨論，我們邀約李坤一寫下這篇調查筆記。這是幾位年輕女性的探索與追問，也是一種自救。

2020年1月，我在讀《82年生的金智英》這本小說，在唏噓女性的社會際遇與生存現實之餘，注意到小說中的一些細節：“為什麼學校要讓男同學先排學号，為什麼男同學總是一号，凡事也都從男同學開始，好像男孩優于女孩是理所當然的事。”

文學與理論的學習讓我有思考文本細節的習慣，而女性的身份讓我天然地有着對性别議題的敏感。我不禁思考：在我的成長經曆、受教育經曆中，是否有着類似的性别上的“理所當然之事”？

适逢當時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組隊，我與其他三位同樣關注性别議題的同學聊了近來的思考，在指導老師的建議下，我們将目光轉向義務教育階段的教材。

我們有一個共識：青少年階段是三觀塑造的重要階段，而中小學生接觸信息渠道有限，學校教育在觀念塑造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們将之拆解為兩個部分——教師與教材。教師因人而異，而教材更為統一，因此我們将題目定為：中小學教材中的性别平等意識研究。

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對教材進行文本細讀。時隔多年，當我們帶着對性别問題探究的心态，再去閱讀義務教育階段教材，讀出了不一樣的意味。

教材怎樣影響着孩子的性别觀？

我們發現，教材裡男生的性格多是外向、活潑的，而女生多是内向、文靜的。在能力上，教材中常常展示出男生比女生聰明、能力強的情節。

部編版一年級上冊數學P63

部編版一年級上冊數學P99

而我們通過對教材中出現的男女職業進行統計後發現，男性多為軍人、科學家、工人，而女性多為老師。

其中，我留意到一篇課文《美麗的顔色》。文章主要講述居裡夫婦經過艱難而漫長的工作最終發現鐳的故事。課文摘自《居裡夫人傳》，法國原版出版于1937年，部編版教材中選用的是1984年左明徹的譯本。

部編版八年級上冊語文P42

在居裡夫人生活的年代，男女的工作範圍有着較現在更為明顯的分别，脫離當時的環境，批評“男子的職務”、“壯工的工作”這樣的用詞未免苛刻。但放到當下來看，會略覺“不合時宜”。

特别對于十四五歲的初中生來說，這樣的用詞容易給出一種心理導向：職業選擇與性别相關，男人有男人的職務、女人有女人的工作，瑪麗•居裡所從事的沉重的、累人的工作是男性的專屬。

我無意聲讨幾十年前的創作，但教師在課堂上是否可以就其中的遣詞造句進行一些解釋呢？

在教材變更版本之前，我讀初二時就學過這篇課文，仔細回想，當時課堂對這一段文字的理解為瑪麗•居裡工作強度之大、工作态度之忘我，而對性别上的偏頗沒有絲毫提及。

類似這樣帶有性别刻闆印象的例子，我們僅在調研的教材中就發現有七十餘處。

我們想知道在教材等外部環境影響下，中小學生們對性别的印象是怎樣的？因此我們在天津的三所小學和一所中學發放了425份問卷。

問卷顯示，女生的未來職業選擇集中于老師、護士、醫生、畫家、記者，男生的未來職業則集中于警察、消防員、運動員、宇航員、軍人，這恰于與教材中的插圖相呼應。

部編版二年級下冊語文P37

我們還發現，調研的教材對家庭中的父母形象描畫也比較刻闆，譬如多為“嚴父慈母”，遵循“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

教育中的“男性凝視”是怎樣産生的？

教材并非一成不變，自2016年9月開始，部編版教材投入使用，此前在我上小學初中的時候，還是人教版。對比兩版教材，我發現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變化。

《羚羊木雕》是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文章，初中喜讀故事，《羚羊木雕》的情節引人入勝，在發現部編版将其删去時，還不免有些遺憾。

後來我偶然讀到《羚羊木雕》的原文（人教版選錄時有所删改），發現文章的調整之一在于人物性别，主人公“我”是女生，而好朋友的性别，人教版收錄時是女生，名“萬芳”，而原文則是男生，名“萬方”。

對比原文和教材的性别更改，不禁讓人疑惑：難道在初中課本中，塑造男女之間的友誼不妥當，需要改成兩位女生之間？

我曾和初中的語文老師聊起部編版課文的變動，他提出了一個我未注意的細節，在部編版的《木蘭詩》中，淡化了木蘭女扮男裝的過程，突出了女性傳奇性和責任感。這指的當然不是對詩歌原文的改動，而是教學重點的偏移。

教師教學用書給出了教學設計的參考意見，設置了3個教學環節：看木蘭的英雄氣概；看木蘭的女兒情态；木蘭是個怎樣的英雄。

這是在教學上可喜的變化，然而注意到教學中性别觀念問題的老師少之又少。在我們進行問卷調查的老師中，僅有20%的老師注意到教材的性别塑造存在一定的偏頗，且仍有10%的老師認為“男生腦子比女生快”。回想我的中學時代，身邊也不乏這樣的聲音。

我們試圖探究，在青少年性别觀念塑造的階段，為什麼教材中與教育中會出現如此之多的性别刻闆印象。追根溯源，傳統文化中便有“男尊女卑”“男女有别”之類的思想，這樣的性别印象持久而深刻。

但另一方面，時下性别議題如此受關注，教材中的性别偏見又讓人有些費解。

我們注意到，曾有學者研究發現：以蘇教版小學語文教材為例，從主編到責任編輯共7名成員，5名男性、2名女性，具有主導話語權的主編為男性，副主編中有1名女性且不出現在全12冊教材中（沈瑞、劉權華.教科書中性别問題的分析和研究——以課改後蘇教版小學語文教科書為例.基礎教育，2013）。

為此，我們也對調研的部編版教材編者團隊産生了好奇。後來檢索發現，總編為男性，小學教材主編4名，3名男性、1名女性，中國教研網給出的部編版語文教材專家團隊名單中，涉及到編輯評審的有8人，其中5名男性、3名女性。這可能也是教材課文遴選、編訂中男性視角為主的一種解釋。

我們試圖在項目研究中給出解決方案，卻發現說起來既空泛又俗套：無非是在教材中引入更豐富的兩性形象，提升教師性别教育的專業素養。然而說易行難，教材編審團隊以男性為主，很難避免其中的男性凝視。

當我與一位高中語文老師談到性别教育時，她指出了其中困境：“課時就這麼多，得先完成教學任務，你到初中也一樣。”在教學與考試的壓力下，老師們難有充足的時間去辨析教材中的性别刻闆印象。

時下中小學正在進行素質教育改革，希望改革之下，學生們能接受到正确的性别平等觀念教育，擺脫教材與教育中隐匿的性别偏差，我想變化也正在發生。

性别平等到底是什麼？

在做項目的一年時間中，我不斷思考性别這個龐大的議題，也在自我成長的回溯中注意到那些曾被我忽略的細節。

我出生于1999年9月之後，按規定要晚一年上小學，也就是在2006年9月入學。不過在當時有不少人提早入學，而奶奶并不同意，給出的理由飽含長輩的關愛，卻也能細品出别的意味：“一女孩兒，早上學年紀小，容易受欺負。”後來偶爾想起，不禁犯嘀咕：要是男孩兒呢？

高中在文科班，因為班上男生少，有個口号：“女生當男生用，男生當牲口用。”這個口号到了大學，在文學院仍然适用。另一個貫穿我學生時代的現象是，隻要男女生走得近了，就會被人起哄傳“绯聞”，至今，男女之間是否有純粹的友誼，仍是沒有答案的論題。

性别上的刻闆印象，或者說兩性關系，一定程度上進入到我們的無意識中，成為約定俗成的東西，就像美醜香臭這些概念一樣。

在研究教材時，有時候我自己都會陷入思維怪圈，弄不清我對性别議題的思考是否走了極端，也疑惑性别平等究竟是什麼——難道就是女生穿褲子，不穿粉紅色？

部編版三年級下冊語文P28

顯然不是這樣的。

項目走到尾聲時，我翻出一段早前聊天記錄，忽然走出了怪圈。

立項之前，我們幾位同學曾讨論，有必要在研究中加入男性視角——看男性是如何看待性别平等的？

此外，我們四人中有三個中文系的，在文本解讀、問題思考上難免近似，為了拓寬思路，我試圖尋找其他學院的男生一起合作。然而，在我粗略描述項目後，便有男生質疑這是“女拳”。

當時我沒有理會，後來回想起來，忽然覺得：不武斷地将性别議題等同于“女拳”，接受、包容多樣化的性别觀念，沒有因為性别而産生不必要的局限，保持對性别問題的關注與思考，這些或許就是走向性别平等的路徑。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學生）

責任編輯：黃芳 圖片編輯：蔣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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