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門關既是絲路重要關隘,也是唐代邊塞詩的重要題材和各種文化傳播的集散地。唐代有關玉門關題材的詩歌達百餘首,這些詩作具有獨特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玉門關題材詩歌豐富了唐詩表現天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地理空間。玉門關在地理位置上勾連中原與西域,既是著名的軍事要塞,也是絲路貿易的中轉站和多民族文化的交彙點,見證着唐與西域乃至域外諸國交往的多樣化形态。唐代玉門關題材詩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内容:一是表現戰争的詩歌;二是描寫唐與西域民族交流融合的詩歌;三是表現西北邊塞風光的詩歌;四是反映邊患給社會民生帶來深廣影響的詩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前中國詩學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寫西北大漠風光的詩歌,唐代以前雖有樂府詩涉及,但多為虛寫。有唐一代,巍巍雄關确保了絲綢之路的暢通,許多詩人以探險家的心态遠赴塞外,大西北遼闊蒼涼的山川、幹旱嚴寒的氣候,讓來自中原的詩人獲得一種“陌生化”的驚奇體驗:“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以一種還原現場的方式再現了玉門關的地貌特征。雪山、天山、青海、陰山、狼居胥山等西域山川,樓蘭、吐谷渾、匈奴、吐蕃、西戎等西域國度,胡雁、葡萄、汗血馬、琵琶、羌笛、氍毹、酡酥等西域物産,大量出現在玉門關題材詩歌中。它們生動展現了玉門雄關的遼闊之景和西域的豐富物産、獨特民俗,可視為民族志和民族文學的文本,無疑豐富了唐詩的表現内容,将中國文學地圖向西北邊疆拓展。
玉門關題材詩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詩的剛健氣度。首先,唐詩的剛健氣度得益于巍峨雄關的激蕩。唐王朝國力強大,玉門雄關是中原王朝開疆拓土與對外開放的堅強後盾,也滋養着盛唐詩人剛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王昌齡《從軍行》其四)他們遠赴玉關,效命沙場,不僅極大地改變了自己的詩歌風貌,更使唐詩在對大漠雄關的歌唱中煥發出新的生機。同時,玉門關、陽關、鐵門關等雄關峙立,構築起以長城為核心的邊防體系,保障着絲路暢通,大量域外文明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風的浸潤,成為唐詩剛健氣質形成的另一重要動因。“玉關西路出臨洮,風卷邊沙入馬毛。寺寺院中無竹樹,家家壁上有弓刀。”(朱慶馀《自蕭關望臨洮》)玉門關裹挾着大西北的彪悍、蒼涼、尚武的胡化氣息,在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相互激蕩中有力地提升了唐詩的剛健氣度。其次,唐詩的批判精神離不開邊疆戰事的砥砺。千古玉門關既催發了唐詩的英雄主義激情,又使唐詩在譴責窮兵黩武、抒發久戍邊關的幽怨中注目着人間滄桑。“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将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李颀《古從軍行》),點出了全詩批判的矛頭所指。在中晚唐詩人的玉門關題材詩歌中批判更為集中痛切:“良人征絕域,一去不言還。百戰攻胡虜,三冬阻玉關。”(趙嘏《昔昔鹽》)此類振聾發聩的詩句,在直陳民族争戰引發巨大瘡痍的同時,也較好發揚了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
玉門關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國文學的書寫之中。作為護衛中原王朝的戰略屏障,玉門關扼西域之咽喉,張漢家之臂掖,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初盛唐時期,戰無不勝的雄關精神支撐起唐代朝野極大的民族自信:“都護征兵日,将軍破虜時。揚鞭玉關道,回首望旌旗。”(李華《奉使朔方贈郭都護》)唐人的民族自信躍然紙上。“漢家未得燕支山,征戍年年沙朔間。塞下長驅汗血馬,雲中恒閉玉門關。”(李昂《從軍行》)叙寫躍馬祁連的豪情壯志,民族自信氣度撲面而來。大曆以後,唐詩氣骨頓衰。“大曆之詩,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滄浪詩話·詩評》)客觀地指出了當時作品仍然具有民族自信心的實際情況。之所以有此,玉門關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試看戴叔倫《塞上曲》其二:“漢家旌幟滿陰山,不遣胡兒匹馬還。願得此身長報國,何須生入玉門關。”戎昱《塞下曲》:“漢将歸來虜塞空,旌旗初下玉關東。高蹄戰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均明顯地體現出一種橫戈馬上、征戰玉關的自信氣度。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窮的國運中,唐彥謙“百戰沙場汗流血,夢魂猶在玉門關”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銳氣。
玉門關粗犷、荒涼、原始、壯美的邊塞之景,最适于表現唐代詩人豪放闊大、激情澎湃的人生理想。玉門關地處邊陲,地勢高峻、地形複雜、氣候惡劣,加之周圍茫茫黃沙、大漠戈壁、蜿蜒長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風,構成了一幅幅遼闊、粗犷、荒涼、壯美的邊塞圖景,具有一種“巨大的、野蠻的、粗犷的氣魄”(狄德羅語),恰好與唐代詩人昂揚豪邁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裡,吹度玉門關。”(李白《關山月》)明月、天山、雲海、玉關,意象極為闊大壯觀,語言極富張力,給人以壯美遼闊之感。這些帶有原始性、異質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氣度,“就可能給中原文學輸進一些新鮮的、不同于原來文明的新因子”(楊義《重繪中國文學地圖》)。玉門關題材詩歌獨特的審美價值由此而獲得呈現。
玉門關的文化傳播功能值得重視。中國古代交通史上,關隘具有“封鎖”與“疏通”的雙重功能。唐釋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雲:“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古人由于從軍、出使、商貿等原因,常在關隘停留補充,玉門關遂成為各種文化的荟萃之地,其文化傳播功能不容小視。中原文化、生産技術、文學經典等通過玉門關而流傳至西域,今吐魯番文書中出土的大量漢文經典即是明證。外來文化、藝術等先經玉門關而後流行于中原,并在與傳統文化的融合互滲中生發出新的文化因子,改變了漢文學的發展方向。如西域佛教戲劇與中國古代戲劇的發展就是一例。
玉門關題材詩歌孕育出一方山川形勝,并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淬煉出民族精神。玉門關作為絲綢之路上著名的險關絕隘,曆代文人多登臨題詩、競相吟詠,遂孕育出一方山川形勝。玉門關因之名聞天下,成為永恒。作為冷兵器時代的産物,玉門關早已成為曆史陳迹,但其所彰顯的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的開放精神,抗敵禦侮的堅強意志,卻代代相傳,綿延不息。“大将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新栽楊柳三千裡,引得春風度玉關。”(楊昌浚《恭誦左公西行甘棠》)清末愛國志士的詩作,說明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淬煉出的民族精神,早就在冥冥之中嵌入國人心靈深處,走向未來。(霍志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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