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我參加了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李肖教授組織的遠赴俄羅斯南西伯利亞的考察活動。此次的考察路徑，對我而言，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可以實地踏勘被稱之為“最北方的漢式宮殿”。對于這座特殊的漢式宮殿，我早有神往之感。

宮殿的位置與形制

這座“最北方漢式宮殿”遺址的發掘及其研究，在北部亞洲考古學領域，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我們了解兩漢之際漢匈關系的曆史演變，更是具有獨特的價值。遺憾的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這座早年間被前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的漢式宮殿，已經很少為人所知了。

由于多年來關注這個重要宮殿遺址的人太少，以至于我們從網絡上搜索，所得到的一篇介紹文章《最北面的漢代文化遺址——南西伯利亞的阿巴坎宮殿遺址》(作者署名張春)，說到遺址位置是“南西伯利亞地區漢式宮殿基址。位于今蘇聯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坎以南8公裡”。

僅就這個遺址位置的說明文字而言，表面上似乎精确到了以“公裡”為計數單位，但是，以阿巴坎為地理坐标來做這樣的方位叙述，對于未曾到過現場的人而言或許感覺是“言之鑿鑿”;而對于有機會到過現場的人而言，隻能是發出一聲苦笑了——兩者之間的地理位置實在是相距甚遠啊!

宛如“飛來峰”一般突然出現的“最北方的漢式宮殿”，位于今俄羅斯南西伯利亞地區的米努辛斯科平原上。該考古遺址所出土的文物，現在保存在哈卡斯自治共和國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館内。在俄羅斯的許多地區有“地方志博物館”，其規格，大緻相當于中國的省博物館。地方志博物館的展陳内容通常由自然、曆史、軍事、民族等幾部分構成。

這座漢式宮殿遺址，于1940年被偶然發現，不久就在蘇聯考古學家C.B.吉謝列夫教授等人的主持之下，進行了考古發掘。此次考古發掘的最重要的主持人——吉謝列夫教授，在時隔多年之後，在他的著作中，介紹了早年間的這個重大考古發現：1940年夏天在哈卡斯自治州首府阿巴幹市以南八公裡“力量”集體農莊附近修築公路，挖掘了一條山崗的邊緣，因而發現許多顯然是中國起源的各種尺寸和形狀的瓦。

宮殿遺址出土的反文漢字瓦當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筒瓦(沿屋頂自上而下鋪蓋底層闆瓦之間的接縫)的圓形瓦當……所有瓦當都有同樣的漢字，是用兩塊制作相似的印模在泥坯未幹時壓印出來的。這些瓦當的拓片、摹本和照片，已交由阿列克謝耶夫研究。

他斷定文字是漢代的銘文為“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根據阿列克謝耶夫的意見，這句話的語法特征也是漢代的典型特征……1941、1945和1946年蘇聯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同哈卡斯研究所曆史博物館(哈卡斯博物館和米努辛斯克博物館)合組的工作隊，全面研究了這座崗丘發掘查明崗丘下面覆蓋着一座草泥牆房屋的基址。

經仔細考察，發現十六個房間，其中一些中心房間呈方形，面積為12×12米，其餘的房間從東西兩面與之相鄰……根據這些中心房間的四周有瓦當的瓦出土，應當認為屋頂同大部分中國建築物一樣是四面坡式。房屋中心部分的四周保存着較薄而且可能較矮的外牆。

這些牆壁的下面也有帶銘文的瓦當出土，據此可以推測外圍房間的房頂是單面坡的瓦頂。它的上沿分别與中心房間的四壁相連。可見這座房屋可以複原為典型的中國建築：平面正方形，上面蓋有四面坡垂檐瓦頂。

“最北方漢式宮殿”複原模型圖

對于蘇聯考古學家發掘出來的這座漢式宮殿的形制，中國學者以中山大學周連寬教授的描述最為簡捷明了：“關于宮殿建築的情況，據吉謝列夫說，中央大殿的四周都發現瓦當，足見大殿的屋頂是四斜面的。

我們可以想像此大殿為全部建築物的最高及最大部分，其四周則環繞着較矮的房屋，東南一角雖則為公路基地所掩，但從東北角的布置來推測當有房屋四間，總計大殿四周的房屋有十九間連大殿本身共二十間。

各房屋互相聯屬，大殿正門向南，與南面一屋相通，除大殿外，以此屋為最大，其東西寬與大殿相等，似系過廳即外賓進入的前堂。牆為黏土築成，厚達二米，地下通暖氣的渠道曲折回環，除通入大殿之外，并達半數以上的房屋。”

宮殿遺址出土的反文漢字瓦當之二

屋頂用闆瓦及筒瓦覆蓋，屋檐有圓形瓦當，上有反印的“天子千秋萬歲常樂未央”等吉語，還有漢文化特色鮮明的銅鏡多面和鋪首等文物出土。其年代應該是在公元前後。

這座漢式宮殿出現在如此遙遠的匈奴控制的極北之地，确實為曆史學家研究那個特定時期的漢匈關系提供了令人拍案稱奇的材料。

從周連寬教授的行文來看，他似乎沒有到訪這座宮殿的所在地做實地踏勘，聯系到周先生在那個年代所遭遇的極不如意的環境而言，似乎他也沒有遠行出國考察的可能性。周連寬先生僅僅根據利用蘇聯考古學家公開發表的文字，就對這座宮殿的形制做出了更符合漢式建築特點的描述，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學術功力之深厚。

我們一行的領隊李肖教授對當地接待方提出了希望實地踏勘宮殿出土地點的要求。接待方曾經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為難，後來在我們的堅持之下，接待方陪同我們來到了出土地點。據接待方實地告知：在漢式宮殿出土之後，蘇聯政府為了加強運輸能力，搶修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把宮殿遺址完全覆蓋(這個說法與上文轉引吉謝列夫“東南一角部分覆蓋”之說有所不同)。筆者在這個特殊的地點拍照留念。

盡管此次在宮殿遺址的實地踏勘，未能有更直接的發現，但是，依舊是一次難忘的經曆。

中國學者對這所“最北方的漢式宮殿”的研究顯然很不充分。郭沫若先生是曾經到訪博物館考察所藏文物的，是否到宮殿遺址所在地尚不得而知;對宮殿的時代和主人做過系統研究的周連寬先生識斷過人，但是考慮到他撰寫大作時是在20世紀50年代，也是他受到壓抑的時候，他到南西伯利亞現場踏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們這次匆匆而來、匆匆而去的的實地踏勘，難免浮光掠影之憾。那種親臨現場的感受，以及由此而産生的探讨曆史真相的欲望之強烈，是枯坐書齋的人很難比拟的。我們一行在現場踏勘所得出的啟發是：中國學術界應該更加重視和推進對北亞曆史的研究。

宮殿遺址出土的鋪首

宮殿“主人”的三種推測

這所宮殿的主人是誰?自然也就成為學界讨論的問題。蘇聯的學者、該宮殿遺址的發掘者吉謝列夫教授曾經推測是漢武帝時期的名将李陵敗降匈奴之後，單于為了安撫李陵的思鄉之情而建。

郭沫若先生曾經參與過讨論。他在《蘇聯紀行》裡面說：“在我的想法，恐怕不是李陵的住居。館中所陳列者隻有瓦當和銅獸環，這些應該都是中國傳去的，北匈奴境内沒有可能自行制造……可能是漢家的公主下嫁時，王室為慰藉她的鄉愁，特别建立此屋，以為陪媵的。”郭沫若先生的推論，動搖了蘇聯專家提出的“李陵宮”的前說，有其價值；但是，他把這所宮殿的建造推論為漢家朝廷派人所為，是為“和親”公主所建的“陪媵”建築，卻很難令人信服。

後來，周連寬先生對這個問題做了全新的讨論，他對宮殿主人的前兩個的推論都做了否定：“綜上所述，足證阿巴幹宮殿遺址決非李陵的故居。”“由此可知，謂匈奴單于在遠離龍庭五千餘裡的地方，築一宮殿以處下嫁為阏氏的漢公主，殊難設想。”

周連寬先生推測這個宮殿的真實主人應該具備以下五個條件：(一)其人可能生當王莽篡位時期，則與瓦當文字相符。(二)其人習尚中國風俗文化，否則不至棄其毳幕生活，而願意住在這樣一個中國式的宮殿裡面。(三)其人必與漢有特殊密切的關系，否則漢廷不至幫助他建築這個宮殿。(四)其時單于必對漢屈節稱臣，否則，不至容許宮瓦有頌揚漢天子的吉語。(五)其治庭必在丁零，或距丁零不遠。周先生進一步推論“根據上文所舉五個條件，證以有關史料，我認為最适合于這個宮殿主人的是昭君的長女須蔔居次雲，亦稱伊墨居次雲。”周先生的推論，有相當的合理性。

如果沒有新的考古成果出現，可以否定他的推斷依據，周先生的觀點可以視為定論。也就是說，在現有的資料基礎上，我們應該相信這座宮殿的主人，極有可能是王昭君的長女伊墨居次雲和她的夫婿須蔔當。他們最有可能取得了王莽新室政權的支持，并得到了匈奴時任單于的支持，得以在如此遙遠的北方建成了這座漢式宮殿。

我們回顧在王莽輔政到廢漢自立之初的短暫時期内，變化莫測的曆史風雲，似乎為王莽處理好中原政權與匈奴之間的關系，提供了難得的機遇。王莽新室代漢而立之後，中原與匈奴之間公開為敵的狀态曾經出現過一次轉機——與中原為敵多年的匈奴首領烏珠留單于逝世，時為王莽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當時，匈奴的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蔔當，是主張與中原修好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妻子就是王昭君的女兒伊墨居次雲。

西漢後期的王昭君曾經是漢匈結好的标志性人物，她的女兒伊墨居次雲不僅繼承了其母的文化符号，更與其夫君一道在匈奴的高層擁有相當的實權。他們夫妻二人都自覺地以王昭君事業的繼承者自命，伊墨居次雲經常表示應該與中原恢複“和親”。

當時有位對中原較為友好的匈奴貴族鹹，此前曾經接受王莽頒賜的“孝單于”封号，再加之伊墨居次雲素來與鹹厚善，注意到鹹前後為莽所拜，所以他們夫妻二人操縱政局，擁立鹹為單于，号為“烏累若鞮單于”。

這位被擁立的新單于，本來無意與中原為敵，再加上伊墨居次雲、須蔔當兩位貴族人物提議與中原王朝恢複“和親”，在新莽政權與匈奴之間，關系趨向了緩和。

王莽天鳳元年(公元14年)，伊墨居次雲、須蔔當派人到西河虎猛縣的“制虜塞”下，告知守塞将吏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是王昭君兄長之子。中部都尉将情況奏聞朝廷。王莽喜出望外，派遣王歙、騎都尉展德侯王飒兄弟二人出使匈奴，王政君家族的“和親”符号作用，在這一輪的“新——匈”外交斡旋中，得到了雙方的承認與運用。

在王昭君的女兒和女婿在匈奴擁有較高實權的背景之下，他們有親附中原的情結，也有推進匈奴與中原關系密切的能力，但是，曆史所提供的千載難逢的機遇，卻被王莽的荒唐行為所破壞。

2020年9月25日，

“最北方的漢式宮殿——王昭君長女須蔔居次雲行宮遺址”展館

在昭君村景區正式揭牌

在烏累若鞮單于在位時期，匈奴與新莽政權之間的關系相對緩和，軍事沖突雖然時有發生，但是都處于較小規模。雙方都在有意識地避免發生大的戰争，匈奴一方發起的進攻，都被他們說成為是“非官方”的失控事态；王莽一方，也樂得以此作為匈奴寇略的解釋，以滿足其政治需要。

王莽天鳳五年(公元18年)，烏累若鞮單于病死，弟左賢王栾提輿繼立，這就是呼都而屍道臯若鞮單于。他在位的時間(公元18年～46年)遠超過其兄長。他為人剛愎自用，敢于殺戮。對于王莽新室政權而言，這位新繼位的單于，是遠比其前任烏累若鞮單于更難駕馭的強勢對手。偏偏王莽的應對之策，又出現了施展謀略而手法拙劣的問題。

新單于繼立之後，對王莽新室表達過善意，曾經有遣使奉獻之舉。王莽寄希望借用王昭君女兒伊墨居次雲與女婿須蔔當在匈奴的影響力來牽制這位呼都而屍道臯若鞮單于。王莽遣和親侯王歙至塞下，誘騙伊墨居次雲與須蔔當及其子至塞下，脅迫他們一家至長安，強拜須蔔當為“須蔔單于”，欲發兵北上，幫助“須蔔單于”争奪大單于的位置。

對于這種難登大雅之堂的做法，王莽大臣中很有政治和軍事遠見的嚴尤提出了勸谏，王莽卻不加采納并且罷免了嚴尤的大司馬之職。匈奴呼都而屍道臯若鞮單于得知消息，勃然大怒，發兵南下侵襲。邊境沿線，連年烽火不斷。王莽新室與匈奴的關系再次進入了嚴重沖突的階段。

到地皇二年(公元21年)，被控制在長安而無法有所作為的須蔔當郁郁而終，王莽把庶女嫁其子後安公耆，他依然想利用機會出兵輔立耆為匈奴單于。當然隻能是幻想了。本來王昭君的女兒與女婿這支在匈奴内部的力量，是有可能為推進匈奴與中原的關系而有所貢獻的，但是，王莽的自作聰明和胡亂作為，卻把這個特殊家族的作用“歸零”了。令人徒歎奈何！

以宮殿建築為載體的的漢文化，奇迹般出現在遙遠的匈奴腹地之北，出現在漢人原本無所聞知的的極北之地，除了讓後人感歎文化與文化交流的方式，可以如此多姿多彩，其生命力可以如此強大之外，當然我們也應該想到：如果沒有中原與匈奴關系和好(至少是暫時緩和)的背景，單純依靠一方的強勢擴張，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而言，如此規模的“漢式宮殿”能夠出現在遙遠的北方，伊墨居次雲與須蔔當夫妻的“居中”之功，不可埋沒。由于王莽處置失當，使得伊墨居次雲與須蔔當夫妻失去了在匈奴高層的影響力，這座地處北方的漢式宮殿，也就隻能陷入落寞和荒蕪。居今思古，多少感慨不知該如何付諸筆墨!

孫家洲先生在 “最北方漢式宮殿”考古遺址所在地

作者：孫家洲，山東萊州人，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

原題：“最北方的漢式宮殿”及其曆史解讀

原載于《文史天地》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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