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規模空前的社會實驗正在六個英語發達國家同時進行：今年6月開始，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和愛爾蘭的百餘家企業一起，開始試行四天工作周。實驗将持續六個月，非營利社區4 Day Week Global、智庫Autonomy、“四天工作周運動”（4 Day Week Campaign），以及來自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和波士頓學院的研究人員共同主持了這次實驗。

　　實驗按照100:80:100原則進行，也即在工作時長減少到原來的80%的基礎上，薪酬仍保持100%的水平，并不因縮減時長而減薪，以此換取生産力100%的承諾。

　　實驗組織方在采訪中告訴世界說，目前六個國家已有大約180家企業主動投入這次實驗，以中小規模企業為主，涉及雇員超過10000人。當前參與其中的既有創意、金融、科技、IT等傳統概念中較為高技術含量、對員工滿意度更為重視的尖端行業，也不乏餐廳、物流、零售店等傳統上被認為注定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企業。

　　盡管四天工作制已不是新鮮提法，如此大規模的實驗仍是史上第一次。它的根本假設在于，更短的工作時長将能夠減輕勞動者壓力、提高其勞動效率和工作滿意度，從而進一步解放生産力、用更少的時間更好地完成工作，而針對工作滿意度的競争，則可能成為企業競争的新形式。研究者正在跟蹤分析這次實驗中參與企業的員工滿意度等指标，嘗試回答這一新工作制度對于企業管理和效率的影響。

　　五天工作制：20世紀的産物

　　一周七天，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的标準工作制度顯然是現代工業社會的配套設置。“周末”概念最初出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國。在現代工廠形成之初，隻有周日作為休息，但由于周日的狂歡往往影響到周一的工作，十九世紀歐洲的一部分工廠老闆開始做出妥協，将周六的下午安排為休息日。

　　工人在周日休息後周一直接曠工的現象在十九世紀普遍到了形成“聖星期一”傳統 / Wikipedia

　　與之同期，美國的制造業也在經曆關于工作時長的革命：1866年，美國“全國工會”要求通過每天工作八小時的法律，第二年5月1日，第一次芝加哥大罷工爆發，此後同樣的罷工活動持續了二十年。1890年美國政府對于工作時長的統計表明，當時的制造業全職工人每周平均工作100小時。二十世紀以後，關于限制工作時長的嘗試不斷湧現，1906年，兩家印刷廠首先開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兩年後的1908年，為了照顧猶太教工人與基督徒工人之間不同的禮拜時限，一家位于新英格蘭的工廠成為美國第一個實行五天工作制的工廠。1926年，由于相信縮短工作時長能夠提高效率和勞動産出，福特汽車公司率先宣布實行一周五天，每天八小時的每周40小時工作制，這成為五天工作制的開端。

　　但即使如此，五天工作制的真正鞏固，仍要感謝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由于失業嚴重，就業不足，縮短工作時長被視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一種有效對策。類似的觀點一直持續到大蕭條結束之後仍在發展，1933年，美國國會在最後一刻否決了一項限制每周工作不超過30小時的提案，原因是反對者稱之為“共産主義”，但仍有不少企業在内部實行更短的工作時長制度。

　　大蕭條結束之後，随着經濟的複蘇，縮短工時的運動呼聲漸低，平均工時逐漸回升到40小時左右，現代人熟悉的40小時工作制也由此逐漸成為被普遍接受的共識。美國家樂氏麥片是工時方面最為著名的例外，但即使是家樂氏，也最終在現實需求面前逐漸倒向了40小時的常規工作制度——1946年，該廠工人投票通過了每天工作6小時的制度，這意味着每周工作時長僅為30小時，但市場壓力仍迫使該公司的實際勞動時間逐漸向每天8小時發展，1985年，家樂氏最後一個部門宣布放棄6小時工作制，正式回歸了每周40小時的主流工作制度。

　　一位1936年的美國工廠工人 / 網絡

　　盡管如此，工作時長安排從未被認為應當一成不變，早在二十世紀初，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就普遍預期，未來人們将工作更短時間。1928年，凱恩斯曾預測100年内人們就将每周隻需工作15小時，1965年，美國參議院小組委員會也預測，到2000年美國人将每周工作14小時。

　　當然，這些預測并未成真。直到20世紀結束，全世界沒有什麼地區真正進入了每周工作不到20小時的理想境界，但是數據也同時表明，各發達國家的工作時長的确在下降，2019年，美國勞動者平均每年工作時長為1780小時，這意味着每周不到35小時，而同期德國工人的工作時長隻有1300小時。

　　四天工作制的時代來臨了嗎？

　　從世界範圍内看，近代以來大部分經濟體都在工作時長方面經曆着相似的變動過程：在經濟起步時期，加班嚴重，超負荷運轉乃至于強制加班的現象大量存在，在這一階段，工作時長與經濟景氣狀況呈現某種程度上的正相關，人們在經濟更好的時期工作更久，随後，與技術叠代、生産力改善以及工人運動的興起同時，平均工作時間開始在波動中下降，在發達國家，這一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後，而直到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被認為還未走出工作時長上升期。

　　也是在這一基本預設下，因經濟蕭條而引發的工時下降更多地隻被視為一種波動中表現，而圍繞改變工作制度的讨論，其重點仍圍繞着提高效率、降低壓力、從而實現更可持續的工作展開。在1926年首先推行了五天工作制的福特汽車公司在此後一個世紀裡取得的商業成功，被認為證明了這一預設的正确性——如果能在整體工作成果不受影響的前提下降低工作時長，公司顯然将以更好的員工福利吸引到更多人才，同時也能夠降低管理成本，赢得更多競争優勢。

　　21世紀開始的二十年裡，相似的讨論和實驗在世界各地零零星星地進行着。谷歌聯合創始人拉裡·佩奇曾公開稱贊過四天工作制的提議，盡管谷歌直至今日仍未正式實行這一制度。2008年至2011年間，美國猶他州政府每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10小時，實行這一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為了降低政府運行成本，但在2011年走出次貸危機影響後又恢複到了傳統工作制。2018年，新西蘭公司Perpetual Guardian則在試行了每周四天工作制後，對結果非常滿意，宣布将實驗永久化為公司制度，該項目正是當前實驗組織方之一4 Day Week Global組織實施的。

　　全球首個采納四天工作制的企業Perpetual Guardian / 網絡

　　而在新冠大流行爆發以後，徹底改革工作制度的呼聲開始在全球各地出現。

　　由于遠程工作打破了工作與生活的界限，隐形加班日益普遍，而疫情壓力導緻裁員後、留下的員工又不得不填補離職同事造成的工時延長，外加對自己工作前景的悲觀和對于不夠友好的職場環境日益降低的容忍度，美國在過去三年裡經曆了嚴峻的用工荒：今年5月的數據表明，美國在過去12個月裡每個月都有超過400萬人離職，連續6個月存在1100萬以上職位空缺，招聘需求比大流行爆發之前上漲了61%，自願離職率則上升了25%。

　　類似的情景也發生在全球幾乎全部經濟體：麥肯錫公司在今年7月發布的一項調查在進行訪談的六個國家（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印度和英國）都觀察到勞動力供應已經出現結構性缺口，“雇主繼續依靠傳統手段來吸引和留住人才……然而，大流行正在導緻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評估他們想要從工作和生活中得到什麼。”

　　對于四天工作制的呼籲就在這樣的氣氛中日益高漲。“四天工作周運動”代表在采訪中告訴世界說，新冠疫情對于四天工作制的推動作用是明顯的。“大流行病向公司表明，他們可以比他們想象的更快、更深刻地改變，并促使他們思考如何使未來的工作變得更好。遠程辦公迫使許多公司收緊流程和政策，以幫助他們提高效率和協作，而封鎖則使工人（尤其是被困在家裡帶孩子的父母）需要更多的自由時間。”

　　另一個啟動四天工作制的原因則被認為是有助于減少二氧化碳排放：一項對1970年至2007年超過20個國家的數據的分析預測，如果工作時間減少10%，生态足迹、碳足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會分别下降12.1%、14.6% 和4.2%。還有研究認為，在實行四天工作制以後，更松弛的生活有助于人們選擇更加健康低碳的生活方式。

　　為期六個月的四天工作制實驗由此在今年6月展開，新的工作制度對員工職場壓力程度、工作滿意度和碳排放的影響成為實驗監測的主要指标。問題的關鍵仍是在生活和工作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直到目前，這并不容易。

　　縮短工作時長并非萬能答案

　　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對于四天工作制采取了不同的方案：為了不影響業務開展，有些公司選擇了讓員工在一周五天内自行選擇某一天休息的辦法，前提是相關領域同事不能選擇同一天，這是為了确保在傳統工作周内每一天都有在崗的職員能夠響應工作。另一些公司則幹脆選擇了排班制，例如一半人在周一到周四工作，另一半人的工作周則從周二開始，這在服務業企業中尤為流行。

　　這固然制造了更多假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新的問題：團隊之間更高的溝通成本變得不可避免，而不斷花費時間嘗試追趕工作進度，以及更多的假期加班可能性，也都是享受着每周三天假期的員工們需要面對的新挑戰，在某些例子中，它們甚至會成為新的職場壓力源。

　　四天工作制被認為将顯著減少通勤裡程中的能源消耗 / 網絡

　　關于對氣候影響的預設，實驗組織方也在采訪中坦承，當前它還僅僅停留在預設階段，需要更多數據和實證證據來驗證，四天工作制下的能源消耗也是實驗中列入監測範圍的數據之一。參與采訪的波士頓學院社會學家Juliet Schor表示，盡管有粗略的統計結果暗示了縮短工作時長和減少碳排放之間的關系，但當前這一相關關系通常被解釋為降低通勤裡程以及工作場所暫時關閉所帶來的影響，而在現實中，縮短工作時長的減排效應真實與否，取決于人們在多出來的一天假期中做些什麼。

　　直到目前，經營模式較為靈活的中小企業仍是響應實驗呼籲的主要對象，而當問題涉及更大範圍内的社會經濟和勞動安排，需要考慮的因素也成倍增加。幾乎所有經濟體都發現，低收入、低學曆的勞動者是社會中工作時長最長的群體，即使在美國，高中學曆及以下的勞動者每周工作時間也普遍超過40小時，而其工作收入在幾乎相等的工作時長下，過去二十年反而出現小幅下降。他們的工作時長問題不僅難以在當前的四天工作制框架内得到解決，相反地，停滞乃至于減少的收入、更不穩定的工作前景和更脆弱的地位正在迫使他們工作更長時間。

　　有研究指出，就勞動者個人而言，工作時間事實上是調節就業壓力的一種隐形方式，是勞動者可控的進入或退出某份工作的手段，實驗組織方則對世界說表示，直到目前四天工作制仍是一個止步于企業管理領域的嘗試，無意也無力就社會政策發表評論。

　　這也将本次實驗的預期結果限定在一個相對簡單的範圍内：在四天工作制下，當前采納實驗的企業能否如一百年前的福特公司一樣，為勞動者、企業和社會帶來“三赢”？

　　“馬克吐溫說過，曆史不會重複，但會押韻。”“四天工作周”代表Alex Pang這樣告訴我，“我認為我們有機會讓事情變得更好，我們也都希望得到一些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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