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每天通勤四小時?在極端通勤中，每一趟交通工具都要精确時間 （農健/圖），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上海每天通勤四小時?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上海每天通勤四小時

在極端通勤中，每一趟交通工具都要精确時間。 （農健/圖）

除了身份證開頭的數字，家人世代生活在上海金山區朱泾鎮的金萱覺得，自己其實很難與“上海市民”這個身份産生30歲的金萱不會說上海話，她所生活的地方，出了門是一條兩車道的馬路，把一個又一個建着低矮小屋的鎮子串起來，每個鎮子之間，還有成片的工廠和綠油油的農田——也有新建的商品樓盤，挂着“公園級生活”的廣告吸引買家。

如果從家門口出發，前往印象中那個上海，金萱要先騎上一段電動車，來到鎮汽車站，在這裡換乘高速巴士，到達50公裡外的虹橋機場站轉地鐵，坐26個站，出站搭乘園區班車，下了車再步行一段距離，總共走上100公裡，單程花費近3個半小時、票價18元。

2019年5月，金萱決定轉行，從金山區工廠裡的質檢員變成楊浦區的寫字樓白領，這段100公裡的路，是她要跨越的第一步。一周5天，每天往返200公裡，至少6個半小時，她走了近一年。與之對應的是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資：4125元。

她原以為自己隻是這個超大城市中一個小小的褶皺，直到2022年9月2日，她把這段上班經曆發上社交網絡，立刻登上微博熱搜。“之前看網上其他人分享的通勤時長，都是來回2-3個小時，當時覺得，應該沒人比我的通勤更長了。”她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但很快，金萱的朋友認出了她，将她拉進了一個金山的通勤群。她才意識到，原來周圍有很多同齡人和她一樣，都經曆過或正在經曆極端通勤。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發布的《2022年度中國主要城市通勤監測報告》（下文簡稱《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44個主要城市中，單程通勤時間超過60分鐘的“極端通勤者”總計超1400萬人，占比達13%。而在上海，這個數值達到了18%。

在“北上廣深”4個超大城市中，平均通勤的空間半徑為38公裡，這代表了城市交通能夠到達的最遠距離。對個體通勤者來說，平均通勤距離為9.4公裡，遠超單程距離不高于5公裡的“幸福通勤”标準。報告統計發現，2021年，上海市的平均單程通勤耗時為40分鐘，較2019年減少兩分鐘，平均單程通勤距離則達到9.5公裡，兩項數據均居全國第二。

該報告的負責人、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數據應用與創新中心主任付淩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極端通勤，不僅降低通勤者自身的生活品質，也在增加城市運行成本，如加重交通擁堵或者更多的基礎設施投入，在城市的規劃、建設或管理中，應該去關注和改善極端通勤。

貫穿上海的三個半小時

從朱泾鎮通勤的每個清晨，金萱的時間表都會精确到每一分鐘：5點20分起床，5點45分必須出門，等待6點從朱泾汽車站開出的、前往虹橋機場的公交車。這趟為機場旅客設立的公交車，此時承擔了更多周邊居民清晨通勤的任務。

“半高速半地面的公交車，12塊。”金萱對票價記得很清楚。

金山區在上海的西南邊緣，與浙江省嘉興市相鄰。作為上海唯一一個沒有通地鐵的城區，居民若要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市區，通常會選擇長途巴士。

當然也可以選擇坐火車。金山通勤群的另一位群友沈靜宜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通勤會在7點前起床，收拾完後出家門搭乘7點58分從金山衛站出發的火車，到上海南站後再換乘地鐵，趕在10點30分前到公司。

但坐公交的人還是更多一些。朱泾汽車站通常排了數百号人，金萱把自己融在人群裡。車輛排着隊駛入站台，大家都有座位。盡管每天坐這趟車，金萱對它的印象還是很模糊，因為她總和其他通勤族一樣，一上車就睡，直到一個半小時後，車輛到達終點，金萱醒來，與同行的人一起下車，再随着人流走入地下。

虹橋2号航站樓站位于上海主城區的西面。通勤的每一天，虹橋樞紐都川流不息，它連通飛機、高鐵、城鐵、高速、地鐵、公交車等多種交通方式。為了在早高峰的地鐵上找到座位，金萱通常會往回坐一站到始發站，因為接下來一個小時，列車要駛過26個站，把她送往上海市區的東北面：新江灣城。那是離她公司最近的地鐵站。

8點35分，金萱走下地鐵；10分鐘後，她搭上8點45分開往園區的班車；班車行駛7分鐘，停在公司附近的站點；她再步行5分鐘走到公司，直到8點57分，她打上卡，終于可以在工位坐下。往往這時候，她早已精疲力竭了。

金萱的通勤路線圖，往返200公裡，約6.5小時。 （梁淑怡/圖）

但金萱早就計算過，為了上班，這是她能找到的最經濟且最省力的路線：

若要開車上下班，單程兩個多小時的耗時不說，一個月下來，公司附近的停車費1000元，全程高速過路費2000元，半高速過路費740元，還需額外負擔一個月将近5000元的油費。而她每個月拿到手的工資隻有4000元出頭，“承擔不起”。

相比之下，刨去一個月780元左右的公交通勤，金萱還能剩下約3300元的可支配收入。這也是經過她精打細算的：從朱泾鎮前往虹橋機場原本有兩種選擇，一趟車走一半高速，另一趟全程高速，快20分鐘，票價也貴1-2元，到地鐵站後也不一定會有座位。金萱自然選擇了前者，除了可以坐着，“對通勤的人來說，每天多花幾塊錢，一個月下來也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

她也做到了盡可能省時。例如在虹橋站換乘，對比普通旅客要做3次安檢，金萱和其他通勤族一樣，摸透了虹橋機場的規律，學會抄近路，隻排一次隊，過一次安檢機。“普通旅客是不知道的。”她顯得頗有些心得。

用極端通勤換取工作履曆

實際上，來市區上班前，金萱在當地也過了好幾年開車半小時就能上班的“舒适”生活。2019年5月，她所在的護膚品工廠計劃在楊浦區組建新公司，金萱就主動報名，成為新公司的001号員工，崗位是銷售和策劃。

面對這份收入不高的工作，金萱的家人很難理解她的選擇。“哪怕去家門口的奶茶店做一個服務員，也不止隻有4000元的工資。”她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家人的勸說。

但相比于奶茶店服務員或工廠工人，她還是希望自己擁有一項“不可替代”的技能。“作為奶茶店員，你很容易就會被别人替代，但我覺得化妝品行業發展很蓬勃，總可以學到新的東西。”此前幾年，金萱覺得自己一直困在“執行”中，她也在金山區找過其他文職工作，隻是目之所及，很少有工廠之外的就業機會。“創業公司很多工作不會劃分得太清晰，或許我就有機會參與一些企劃、策劃類工作。”她于是決定，用通勤距離換取履曆上的工作經曆。

金萱說，對于金山區的年輕人，工作選擇實際很有限，除了去本地行政單位或國企的，更多人要不留在本地工廠，要不就因所學專業或職業規劃，去市區裡的公司。朱泾鎮的汪家昊比金萱大3歲，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12年自己大學畢業時，也像金萱那樣，每天通勤6小時，斜穿上海，從西南角的金山區去東北面的寶山區上班。

汪家昊在學校學的是平面設計和攝影，但金山相關工作機會較少，自己也缺乏工作經驗，隻能去上海市區找對應工作，頭兩年他每天通勤往返。“一開始工資三千多，連公司附近六七百元的隔間都租不起。”

“既然能接受那就做下去。因為（沒法改變的是）我就是住在金山區的人。”汪家昊說。

逃離極端通勤

根據《報告》，單程60分鐘以上的通勤距離被稱為極端通勤。報告認為，降低60分鐘以上極端通勤人口的比重，可避免超長通勤帶來的身心傷害與社會問題，也是城市風險防範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付淩峰解釋，從通勤角度來看，5公裡之内的通勤可稱為“幸福通勤”，45分鐘之内的通勤是“合理的”，而将極端通勤設置為60分鐘，是因為這個時間可被稱為通勤的“生命值”，“也就是超過這個時間的通勤，都值得特别去關注和改善”，因為這不僅會增加城市運行的成本，對個人健康也會造成一定負擔。

超遠距離的通勤者們也反映，被經濟壓力和工作機會主導的極端通勤不會給他們帶來愉快的體驗。

2018年大學畢業後，沈靜宜開始在設計公司上班，有一定的彈性工作時間，但從金山區前往黃浦區的單程通勤距離接近75公裡，下了火車，她還要倒3次地鐵。“早上還沒醒過來就一直在趕路，整個人腦子裡面什麼都沒有，轉地鐵的時候人擠人，即使我什麼都沒做，還是會覺得自己很累。”

而讓汪家昊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有一天通勤的巴士在高速公路上抛錨了。他和車上其他乘客站在路邊等待救援，“當時正下着雨，我覺得非常尴尬”。

金萱公司規定的上班時間是9點到18點，因為家住得遠，她特地申請工作日每天早一個小時下班，并在周六上午，去金山的工廠補回5小時的工作時長。

但在創業公司，加班對金萱而言是常态：公司人少項目多，高峰時間，她同時執行着26個不同的項目。最晚時，她在公司留到22點，趕着最後一班公交回家。若是還有工作，就得到家後繼續加班至淩晨，第二天依舊5點45分出門。

她發現自己的身體在通勤和工作壓力下，開始變得脆弱：容易又困又累，有時還惡心想吐，一爬樓梯就心跳加速，此外，自己還有了腸胃不好、偏頭痛等毛病。

後來，她隻要一加班，就開始盤算晚上回家還能睡幾個小時。這個答案很明顯，工作日8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和6.5個小時的通勤，即便不加班，每天最多也隻有9.5個小時屬于自己。她要在有限的時間裡睡覺、吃飯，與家人交流。如果繼續加班，回到家的她已經精疲力竭，連手機都沒力氣看，而到周末，她也隻希望在家中睡覺，不願意再出門見朋友。

因此他們總是一有機會就選擇逃離這樣的通勤：汪家昊等兩年後工資上漲，在市區租了一個700元的單間；沈靜宜通勤兩年後找到了合租的夥伴；金萱則在工作近一年後，離開了原先的公司。

兩種選擇

“當時我沒有時間去學習，困在基礎執行工作中，實際上學到的東西也很有限，加上通勤時長和工資問題，我還是決定離開。”金萱回憶，在有了一份市場類的工作經驗後，她需要找到進一步的上升空間。

辭職後，金萱搬離了金山區，與丈夫一起到離中心城區更近的松江區租房。她依靠之前的工作經曆找到了第二份工作，上班地點與丈夫所在的公司很近，平時他們一起開車通勤。後來，金萱又跳槽到第三家公司，公司在靜安寺周邊，她每月的工資也上漲至一萬多元。單程一小時左右的通勤時間，盡管仍算遠距離通勤，卻讓她的幸福感大大提升：“現在七點半起床我都來得及，但原來這時候，我已經坐了一個半小時的車，到虹橋機場了。”

付淩峰發現，租房的年輕人，在通勤距離的選擇上會更具有靈活性，但是随着他們年齡的增長，家庭結構發生變化，通勤者在購房時，就會更多受到居住、教育環境、交通便利度等多方面影響。

不久前，為了孩子上學和夫妻二人的工作方便，金萱夫婦在松江買了一套房。工作日，他們把孩子留在金山交給父母照看，周末他們再回金山生活。在她看來，市區與郊區的生活狀态差異是明顯的，市區效率高，工作忙碌，回到郊區，“整個人都會放松下來”。

但如果沒法縮短通勤距離，擺在很多大城市郊區居民面前的選擇題就成了：選擇更長距離的通勤，得到更高的工資，還是在家附近的崗位，接受較低的收入和相對平淡的工作前景。

汪家昊在2020年之前，在市區換過幾份工作。幾年來，他居住的地方，要不在公司附近，要不就在朱泾鎮的家中。8年裡，他的工資一度漲至每月8000元，房租最高時，每月需支出兩千多元。“家裡人一直想我回去工作，但合适的機會很少。”

汪家昊此前一直想在金山區找到合适的工作機會，也面試過很多公司，直到2020年結了婚，他才終于決定回來，與妻子住在一起。

汪家昊現在的通勤時間縮短為單程半小時，他不用再忍受超長距離通勤或在市區租房，不過代價是，除了降薪，他也降低了自己的工作發展前景。“現在到手六千元左右，畢竟金山整體工資水平就在這，不可能跟市區相比。”他說。

沈靜宜也決定搬回金山。租房兩年讓她發現，住在市區盡管通勤時間減少很多，但每天做家務、做飯同樣需要精力。2022年6月，上海新冠疫情形勢緩和後，她想更多與父母待在一起。為方便她上下班，父母給她買了一輛新能源車。算上高速費和公司周邊的停車費，現在每個月沈靜宜通勤的花銷在1500-2000元之間。

自己開車後，沈靜宜出發的時間靈活了一些，盡管每天仍需要4小時左右的往返通勤時間，她還是覺得輕松。“我還挺享受開車上下班的這段時間，路程很長，但我會選擇聽歌、聽播客等，形式豐富很多，精神也會集中起來。至少這是屬于我自己的獨處時光。”

（應受訪者要求，金萱、汪家昊、沈靜宜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 汪徐秋林 南方周末實習生 陳怡點 薛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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