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迪頓也是一個樂觀的人，他對自己的研究充滿信心，他對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或許，正是因為時刻生活“在理論和現實之間”，迪頓才成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懷疑主義者”。

賈擁民 / 文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微觀經濟學家安格斯·迪頓（Angus S. Deaton），這又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冷門。

迪頓擁有美英雙重國籍，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德懷特·艾森豪維爾國際事務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學院和經濟學系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他是亞當·斯密的“老鄉”，1945年出生于蘇格蘭愛丁堡，然後在劍橋大學從本科一直讀到博士。迪頓早年曾先後就職于英國劍橋大學和布裡斯托大學，後來于1983年來到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至今。迪頓擔任過許多其他重要職務，例如，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經濟系顧問團主席、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等等。他是1978年首屆經濟計量學會“弗裡希獎”得主；他還因為在消費和儲蓄理論以及經濟福利度量等方面的貢獻，獲得了2011年BBVA基金會的“經濟、金融和管理知識先鋒”獎。

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的是迪頓“在消費、貧困和福利等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迪頓的工作極大地加深了我們對與消費有關的各個方面的問題的認識，他在具體的個人選擇行為與總體的經濟結果之間建立起了聯系，對經濟理論和現實政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已經促使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出現了深刻的轉變。

【從消費者理論到微觀發展經濟學】

迪頓在計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才華，他與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裡斯托弗·西姆斯并稱“普林斯頓計量雙塔”，在計量經濟學界享有極其崇高的地位。迪頓原本是一位數學家，後來因為對人類經濟行為非常感興趣，才決定進入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學習經濟學。劍橋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是在20世紀40年代由198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人稱“國民收入核算之父”的約翰·理查德·尼古拉斯·斯通創建的（還得到了凱恩斯的幫助）。斯通是迪頓的導師，對迪頓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最初迪頓主要關注消費者行為，分析家庭和個人的需求、消費以及儲蓄等，他的博士論文的标題是《消費者需求模型及其在英國的應用》。1980年，他和約翰·米爾鮑爾合著的《經濟學與消費者行為》一書出版，立即成了經典著作，它對消費者行為的研究範式和相關理論及結果進行了全面總結，闡明了消費者理論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

随後，他們又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一文。2011年該文入選1970年以來《美國經濟評論》最頂級的20篇論文之一。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根據斯通的消費需求理論，利用鹿特丹支出模型與對數轉換模型的函數逼近方法，提出了一個“幾近理想的需求系統”。這個系統後來被稱為迪頓—米爾鮑爾系統，為衡量消費者對價格和收入的反應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工具，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例如用于解釋政府購買的消費效應、各種政策的影響等等。目前，該系統已經成了消費者需求實證分析的标準。

此後，在對收入和消費進行研究時，迪頓發現了“迪頓悖論”。宏觀經濟學傳統的永久收入假說認為，消費的波動要比收入的波動更為平滑，其解釋是，消費是由其永久收入決定的，由于永久收入的波動比當期收入小，所以消費的波動要小于收入波動（即更加平滑）。但是，許多學者在對收入的長期時間序列進行了分析後發現，收入通常是一個“一階自回歸過程”，這就是說，如果一個人今年的收入增長較快，那麼一般來說明年的收入也會增長較快。對此，迪頓追問道：如果确實如此，那麼因為永久收入是所有各期收入的均值，它的波動就會大于當期收入的波動，然而這樣一來，如果消費真的由持久收入決定，那麼從理論上講消費的波動就應該大于收入的波動了。這個發現被稱為“迪頓悖論”。迪頓在1987年發表的《消費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論與證據一緻嗎？》一文中，确實發現持久收入比當前收入更不平滑。1989年，迪頓和坎貝爾在《為什麼消費如此平滑？》一文中，從美國季度消費數據中也發現了消費的“過度平滑性”。迪頓指出，要化解這個悖論，就需要研究個體的收入和消費，用個人層面的數據，來研究宏觀的消費行為，而個體的收入和消費卻與平均收入和消費完全不同。

自凱恩斯以來，經濟學家在宏觀經濟學上的研究一直僅依靠總量數據；而今天，經濟學家則通常從個體開始，先加總所有個體數據，再推斷整個經濟的特征。這裡的一個關鍵是數據的可得性，為此，迪頓設計了用多期的跨部門數據來構造面闆數據的方法。利用這種“虛構面闆”能節省大量調查成本，被世界銀行等機構和研究者廣泛采用。

20世紀80年代以後，迪頓逐漸将研究重心轉移到了微觀發展經濟學上。他是普林斯頓大學發展問題研究項目的成員，這個項目使得普林斯頓成為全世界研究發展經濟學的主要基地之一。在世界銀行工作時，迪頓主持了生活标準測度調查問卷的設計，然後取得了很多國家的家庭調查數據。利用這些數據，迪頓完成了很多有影響的研究，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

在以往，發展經濟學實證研究主要是基于國民賬戶總量數據進行的分析。但是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發展經濟學作為一個蓬勃發展的實證研究領域，其基礎變成了來自單個家庭的詳細數據。迪頓是這個偉大轉型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一個例子是，長期以來，有些發展經濟學家認為低收入導緻低卡路裡攝入，而營養不良的人當然不可能盡展才智去發家緻富，從而構成了一種惡性循環。這樣一來，向窮國提供國際援助時就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援助着眼于促進經濟增長，但是收入增加仍然不能導緻卡路裡攝入量明顯增加，那麼就應該直接援助糧食。迪頓關于收入和卡路裡攝入量關系的研究表明，收入增加确實會導緻更多熱量被消耗；但是另一方面，營養不良導緻貧窮這個假設并沒有可靠的證據的支持；換句話說，營養不良主要是低收入的結果，而不是相反。

另一個例子是迪頓關于家庭内部性别歧視的研究。有很多迹象表明，許多發展中國家男女比例失調。導緻這種情況的一個可能原因是，女兒獲得的資源比兒子少。但是這個假說很難檢驗。（研究者或許可以住進觀察對象的家中，觀察他們的消費選擇，但是被觀察到也可能改變行為。）為了克服這個難題，迪頓巧妙地利用家庭調查得到的消費數據來間接估算女兒是否隻能得到更少的資源：當家裡有了兒童時，成人的消費用品（如成人的衣服、煙草或酒精）是否減少。當兒童是個男孩而不是女孩時，如果成人的消費減少，則說明男孩被賦予了更多的資源。

在1997年出版的《家庭調查分析：發展政策的微觀計量方法》一書中，迪頓系統地介紹了家庭調查數據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調查表的設計、經濟計量分析工具的選擇，還讨論了相應的政策問題。迪頓強調，家庭調查是研究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的關鍵數據源。

【對貧困、不平等和幸福感的研究】

迪頓非常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幾十年來，迪頓對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強調，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消費數據常比收入數據更加可靠。他給出了很好的範例，應該如何利用消費數據來衡量貧困、理解其決定因素。例如，貧困是在個人層面上定義的，而消費數據通常是在家庭層面上收集的，比較常見的處理方法是按照人均家庭總支出來衡量個人貧困程度，即假設兒童的消費與成年人相同。但是迪頓認為這種估計并不合理：兒童的消費支出通常僅為成年人的30%—40%，因此有兒童的家庭的人均貧困程度被誇大了。迪頓警告，使用國民賬戶數據往往會得到與使用家庭調查數據相反的結果。他還警告，對貧困水平進行跨國、跨地區比較時要特别謹慎。

迪頓特别對印度20世紀90年代的貧困問題專門進行了研究。有人認為，在這個時期，印度“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也有人認為，印度仍然處于“普遍貧窮”中。迪頓認為，關鍵的問題是貧困如何度量。他根據印度全國家庭抽樣調查數據，修訂了貧困發生率以及其他貧困标準，修訂後的結果與人均支出、各州産出和實際農業工資的趨勢一緻。他和合作者通過對印度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全國家庭抽樣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20世紀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現明顯上升趨勢，印度各邦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區與農村地區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惡化了。總之，盡管從貧困發生率減少這個角度看，印度确實有了一定的進步，但是并不明顯；而且也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無論是“空前提高”，還是“普遍貧窮”，都沒有可靠的證據可以證明。2005年，迪頓和瓦萊麗·科澤爾在《印度貧困大辯論》一書中，解釋了政治因素和統計因素在這場關于印度貧困的大辯論過程中的相互影響，并讨論了有效的問卷設計、報告期、無回應調查、調查數據的完善、貧困線的設定等相關問題。

近些年來，迪頓也非常關注人們的幸福感和不平等問題。2001年，他出版了《健康、不平等與經濟發展》；2013年，他又出版了《逃離不平等：健康、财富和不平等的起源》。尤其是後者，成了一本暢銷書。在這本書中，迪頓主張從更多的維度來刻畫人們的福祉，例如健康、自由、幸福感，等等；同時，在讨論不平等問題時，也要關注這些指标的不平等，而不能隻考慮金錢。另外，迪頓還與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尼曼合寫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評價但沒有改善情感福祉》一文，系統地闡述了金錢與幸福感的關系：錢多可以帶來較滿意的生活，但是不一定能帶來更多的幸福感；不過錢少一定是與情感痛苦有關。迪頓建議，在對各國福祉進行比較時，直接詢問人們的自身情況或許比用貨币指标衡量更加真實可靠。

對于不平等問題，迪頓認為，适度不平等的存在未必是一件壞事，因為當人們看到自己的收入處于較低水平時，往往會激發出奮鬥的動力，從而通過努力改變自己的境況。因此，不平等的存在可能會增加社會活力；不過前提是整個社會環境能給予人們向上流動的空間，而這就要求具有良好的政治環境，要排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幹擾。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不平等往往是發展的結果。”

【在理論和現實之間】

稱迪頓為微觀經濟學家當然沒有錯，但是更準确的稱呼或許是“微觀計量經濟學家”。好的計量經濟學研究，必定是理論模型與優美的統計計量（檢驗）方法和新穎可靠的數據的結合。迪頓的研究正是如此，它們構成了理論和數據之間的完美的橋梁。從分析人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到探究消費和收入之間的關系，再到将微觀計量方法擴展到對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的收入水平、幸福感、貧困和不平等的研究，并利用新型的家庭調查數據檢驗它們之間的關系，迪頓自始至終一直在緻力于協調理論與現實、模型與數據。

有人稱，迪頓是一個懷疑主義者。在做出任何一個結論之前，他總是要求看到更多的數據。他認為，世界是非常複雜的，把世界化約為簡單的理論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在别人眼中的“因”和“果”之間，迪頓經常會看到無數個“第三因素”（例如，他說，并沒有“你更健康，所以更富有；你更富有，所以更健康”這種“規律”，中間可能發生很多事情）。

事實上，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迪頓也确實經常扮演置疑者的角色：從對“理性預期假說”的挑戰、到對以總量分析為特色的宏觀經濟分析方法的揚棄，從對外國援助的批判，再到對用“随機對照實驗”方法去評估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幹預的有效性的做法的否定，都是如此。

當然，迪頓也是一個樂觀的人，他對自己的研究充滿信心，他對人類的進步和發展充滿信心。或許，正是因為時刻生活“在理論和現實之間”，迪頓才成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懷疑主義者”。他的實證結論和在經濟發展、不平等、貧困等問題上的政策主張，全都是建立在對紮實的微觀數據的計量分析的基礎上的，所以他經常能夠看到“衆多指标顯示趨勢向好，但是需要做的事情仍然非常多。”

多年以前，迪頓就被一些評論者稱為所屬領域“唯一既具有權威性、又沒有意識形态偏向的經濟學家”。他證明，有智慧地利用調查數據能夠幫助我們解決攸關人類福祉的重大社會問題，并促進公共理性的生長。迪頓非常堅決地認為，公共政策應該是民主實踐的結果，而不能讓某些專家随意決定，也不能單純根據“随機對照試驗”的結果決定；政府尤其不應試圖将經濟政策與公共辯論隔離開來。相信微觀主體，懷疑專家和政府，迪頓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如此。

作者為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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