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O. 威爾遜教授的《社會生物學》于1975年首次初版，同名學科也因此建立了起來，這本書成為了相關領域的奠基之作。

在本書的開頭，威爾遜就給出了社會生物學的定義，“是系統地研究所有社會行為的生物學基礎”，包括集群無脊椎動物，社會昆蟲，非人類哺乳動物以及人類四大類群，其中威爾遜在本書主要論述的是除人類以外的動物。

然而即便論述主體是其他動物，但無論是研究的方式還是借此得出的結論都與我們人類緊密相連。尤其是本書讨論的中心問題：利他行為怎樣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

事實上這一問題并非由威爾遜提出。達爾文在其著作《物種起源》中也曾有過論述，但達爾文承認他遇到了“特殊的困難”。

達爾文指出，自然選擇不能用來解釋像螞蟻和蜜蜂等一些昆蟲的利他（書中給出的定義是降低個體的适合度）或自我犧牲行為，他并不明白蜜蜂這種專門為集群勞作而無後代的行為是如何得以進化的。

威爾遜教授在本書中給出了自己的見解。威爾遜認為，利他和利己行為與血緣關系的密切程度有關：

如果導緻利他行為的基因由于共同的血緣關系而被兩個機體共享，并且如果一個機體的利他舉動能夠增加這些基因對下一代的共同貢獻，那麼利他行為的傾向将會傳遍基因庫。即便利他者因為利他舉動付出代價而對基因庫的單獨貢獻減少時，也會出現這種情況。

威爾遜在本書第一章“基因的道德”中就闡明了這一觀點，同時在後續第18章“社會進化的四個頂峰”中再次展開論述。

威爾遜指出，社會系統是一個主要類群接着另一個主要類群這樣不斷地起源的，所以具有廣泛不同的特化程度和複雜性。

從下往上占據頂峰的四個類群正是上面提到的集群無脊椎動物，社會昆蟲，非人類哺乳動物以及人類。

這四大類群的進化是從原始到高級的，然而威爾遜強調，這一進化過程中，社會存在的一些關鍵特性，包括凝聚性、利他主義和協作性卻衰落了。看來，當生命個體變得更精細時，社會進化仿佛卻放慢速度了。

對于這一現象的一個解釋是，低等無脊椎動物和昆蟲的社會行為幾乎全是通過類群選擇進化的；而脊椎動物的社會行為幾乎全是通過個體選擇進化的。集群無脊椎動物和社會昆蟲的主要目标在于使類群結構最适，而社會脊椎動物的主要目标則是讓自己與其社會内血緣關系最緊密的個體協調最好。

由此可見，脊椎動物的社會進化具有更高的精細化和個性化，它們通過豐富的通信系統，個體對類群同伴更精确的識别反應，學習、個性化行為和傳統的更大作用以及社會内群對和派别的形成等四方面的特性來實現上述目标。書中對此也有展開論述。

“性”是威爾遜在《社會生物學》中另一個重點探讨的話題。在“性與社會”一章，威爾遜開門見山地指出，性在進化中是一種反社會力量。也就是說，社會進化必然受到有性生殖的制約和定型，而不是受到有性生殖的促進。

但是這樣一來，又産生了一個矛盾：性為什麼會進化呢？

與無性生殖相比，有性生殖的優勢在于組裝新基因型的速度要快得多，這一優勢有助于增加遺傳多樣性，進而在适應環境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

因此，《社會生物學》中說，有性生殖的群體比無性生殖群體更可能産生新的遺傳組合以便較好地适應環境條件的變化。無性形式永遠隻能産生一些特定的組合，當環境發生波動，它們更可能走向滅絕。

這樣就解釋了上述矛盾，即便有性生殖是一種消耗性的生物學活動，但為了提高生存幾率，它依舊成為了越來越重要的生殖模式。

支持上述“适應性優勢”的兩種假說由梅納德·史密斯提出，分别是長期說和短期說。

“長期說”認為，整個群體依靠有性生殖時進化較快，其結果是勝過其他類似的無性生殖群體；

“短期說”認為，有性生殖之所以能進化，是因為它準許一個個體親本使它自己的子女多樣化，并由此來應對從一代到下一代遇到的不可預料的環境變化。

威爾遜在本書中還提及了性别比例的進化。

為什麼通常恰好隻存在兩性？因為兩種性别足以産生最大的潛在遺傳重組，可以保證每個健康的個體都有機會與另外性别的一個成員進行交配。

而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異是以提高個體适合度為适應基礎的勞動分工。

威爾遜關于“性”的最後一個問題是關于性選擇的。這一概念在達爾文的《人的由來及性選擇》中就有過論述。

達爾文認為，性選擇是形成動物解剖結構生理機能和行為機制的一種特殊過程。這種選擇與大多數的自然選擇不同，“在性選擇中，結果不是生存或者死亡，而是生殖後代或者不生殖後代”。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威爾遜集中論述了人類（人科類動物）社會進化的獨特之處：為什麼人類與其他靈長類動物有不同的适應，并開始沿着其獨特的路線進化并走得那麼遠？

威爾遜嘗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包括農業、戰争、文化、性選擇等多方面的因素。他認為，這其中的每一種因素都足以單獨作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但真正導緻人類社會進化的獨特路線的，應該是上述因子的聯合，威爾遜稱其為“多因子系統”。

多因子系統以不同的力量和複雜的相互影響起作用，而我們還沒能破解其中的内在關系。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類絕不會停止進化，且在一定程度上人類群體是流動的；經過幾代人的影響就可能會改變對社會經濟最優性的認同。

威爾遜借這一結論結束了本書的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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