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思想形成于戰國中後期的齊國。當時的齊威王在齊都臨淄【今山東淄博一帶】門下開設學館，推行養士政策【也稱養士制度，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和世臣招攬人才的一種制度】，儒、墨、道、法、陰陽各家在其中互相抒發自己的觀點，為壓倒其他學派，多托古以自重。其中，依托黃帝發揮老子學說的學派就是黃老學派。

黃老學派

黃老學派在社會政治思想上以道家的“無為而治”為體，調和儒法，用天道無為、順乎自然的思想解釋法治的主張，并把道家的貴柔同儒家的惠民思想糅合起來，提倡仁義與德政。認為實現天下治理，是統治者清靜無為，卑弱自持的結果。黃老學說作為道家的一個流派，據《史記·樂毅列傳》記載自戰國至楚漢之際，相傳不絕。

曹參

漢初用黃老之術始自曹參相齊。楚漢戰争結束後，曹參擔齊丞相（齊王為劉肥），聞膠西蓋公善于黃老之學，于是便向他請教治國之術。蓋公認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曹參按照蓋公的黃老之術治齊，起到了安集百姓的效果。

無為而治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劉邦病逝，太子劉盈繼位，是為漢惠帝，呂後秉權。呂後雖是位剛毅而殘酷的女子，但在内政上，卻能遵邦遺囑，任曹參為丞相。曹參沿襲蕭何輔佐劉邦的成規，“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即所謂“蕭規曹随”；任官選用不善辭令的忠厚長者，而對追逐功名利祿之徒一概不用；對下屬不苛察細過，虛懷自持。

漢惠帝

在曹參的倡導下，“黃老無為”一時深入人心，在相當長的時期内為統治者所取法。惠帝、呂後時期（前194——前180年），很少興動謠役，惠帝時修築長安城，每次征發農民服役，時間不超過一個月，而且都在冬閑的時候進行，十五稅一的田租制度和戍卒一歲一更的兵役制度也在這時重新确定，同時還廢除一些妨礙吏民的法令，一種寬松的“省事”、“節欲”的政治氛圍由此形成。對此，司馬遷在《史記·呂太後本紀》中說：孝惠皇帝、高後之時，“刑法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穑，衣食滋殖”。可以說，孝惠呂後時期是一個繼往開來的時代，奠定了文、景時期承平發展的基礎。

漢文帝

文帝、景帝統治時期（前179——前141年），繼續推行“與民休息”政策。文帝十分重視農業，屢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一度诏免田租，至景帝元年（前156年）複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稅一，從此成為漢朝定制。文帝時，丁男遙役減為三年征發一次，算賦也由每年120錢減為40錢。景帝時，把秦時男子17歲傅籍給公家遙役的制度改為20歲始傅。上述重農政策促進了自耕農階層的發展，漢初大侯封國不過萬家，小的五、六百戶，到文、景之世，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封國也戶口倍增。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每石粟僅十餘錢至數十錢。

漢景帝

文帝十二年一度取消過關用傳【一種由官府頒發的通過關津的憑證】的制度，使商業日益活躍。後來又“弛山澤之禁”，即開放由國家統制的山林川澤。這項措施的受益者首先是工商地主，但也促進了鹽鐵園林事業的發展，對農民的副業生産同樣大有神益。

秦律

漢初法律沿襲秦律，繁苛程度不減于秦。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秦始皇焚書時頒行的《挾書律》。呂後元年（前187年），又廢除夷族罪和“妖言令”。文景時期，繼續對法律加以改革，文帝廢除了“收孥（nú）相坐律令”，減緩農民奴脾化的進程。又诏廢黥、劓、刖等傷殘人肢的肉刑，改用笞刑【是以竹、木闆責打犯人背部、臀部或腿部的輕刑，針對輕微犯罪而設，或作為減刑後的刑罰】代替，景帝時又減輕笞刑。各級官吏也能本着“慎刑”原則，斷獄從輕，不濫用刑罰，不求細苛，因此獄事簡省。

笞刑

文帝還提倡節儉。他在位的23年中，宮室苑囿（yoǔ）、車騎服禦物都沒有增添，所寵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準備建造一座露台，聽說要花費百金，相當于中等民戶10家的财産，于是作罷。皇帝崇尚節儉，對地主、商人中正在興起的侈糜之風，多少會起到一定的制約作用，也使國家财政支出有所減省。

文景之治的局面

黃老無為政策的推行，使西漢封建統治終于鞏固下來。西漢社會也由此步入“人給家足，都鄙廪庾皆滿，而府庫餘财”【漢書·食貨志】的發展道路。一時呈現出封建史家号稱的“文景之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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