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

——《史記》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孔子，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和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之反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居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孫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鹹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餘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此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盛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餘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餘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此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缧绁。乃喟然而歎曰：“是餘之罪也夫！是餘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隐約者，欲遂其罪之思也。昔西伯拘羑裡，演《周易》；孔子困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譯文：太史公說：“先父曾經說過：‘周公死後五百年孔子出生，孔子死後至今又有五百年了，到了繼續聖明世代，考定《易傳》，續寫《春秋》，以《詩》、《書》、《禮》、《樂》作為衡量事物的根本的時候了。‘這番話意思就在這裡吧！意思就在這裡吧！我怎敢謙讓呢？”

上大夫壺遂說：“從前為什麼孔子作《春秋》呢？”太史公說：“我聽董仲舒說：‘周朝的制度衰落廢棄，孔子做了魯國的司寇，推行王道，諸侯們妨礙他，大夫們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張不能被采用，自己所推行的王道不能被施行，于是把在此之前二百四十二年中發生的大事記述出來，加以評論褒貶，以此作為天下行事的标準。他貶責天子，針砭諸侯，聲讨大夫，這些都是用來闡明王道罷了。‘孔子說：‘我想隻是把是非挂在口頭上，不如表現在具體的事件中更為深刻明顯。‘《春秋》這部書，上能闡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世的倫理綱常，解釋疑惑難明的事理，辨明是非，判斷猶豫難定的事情，頌揚善良，唾棄邪惡，推崇賢良，鄙視不肖，延續即将滅亡的國家，接續已經斷絕的世系，修補弊端，振興衰廢，這些都是王道中的重大事情啊！《易》闡明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的運行規律，所以長于變化；《禮》規範了人間的倫理綱常，所以長于實行；《書》記載了過去帝王的事迹，所以長于政治；《詩》記述了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的千姿百态，所以長于韻緻；《樂》産生于人們的和樂之情，所以長于陶冶性情；《春秋》明辨了是非曲直，所以長于治理人民。因此，《禮》用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樂》用來抒發人的和樂之情，《書》用來道明如何治理政事，《詩》用來表達人的心意，《易》用來說明變化，《春秋》用來闡明道義。撥亂反正，沒有比《春秋》更切和需要的了。《春秋》全文幾萬字，其中有明确指導意義的隻有幾千字，萬事萬物的分合變化之理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書中，記載弑君的事件三十六起，滅亡的國家有五十二個，諸侯逃亡失國的數不勝數。考察導緻這樣結果的緣故，都是由于失去了禮儀這個根基。所以《易》中說：‘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所以說：‘臣子殺死君主，兒子殺死父親，這種情況不是一朝一夕所造成了，而是在很長時間内逐漸發展而成的。’因此，治理國家的人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前面有讒佞小人卻不能看見，背後有亂臣賊子卻不能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曉《春秋》，否則就不能知道日常事務要怎樣辦理才算恰當，遇到事情就不能随機應變，因事而動，作為君主、父親，卻不通曉《春秋》要義的，必然要蒙受首惡的名聲。作為臣下、兒子而不通曉《春秋》要義的，一定會因篡上弑父而被誅殺，落個死罪的名聲。他們實際上都以為是在做好事，卻因為不懂得《春秋》的要義，受到憑空加給的罪名也不敢推卸。由于不通曉禮義的要旨，就會到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會受到臣下的觸犯；臣不像臣，就會被誅殺；父不像父，就會失去人倫之道；子不像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行為，是天下的大過錯了。把天下的大過錯加給他們，隻好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禮義的根基，禮在過錯之前就加以防範，法是在過錯發生後加以懲處；法的作用顯而易見，而禮的防範作用卻不易被人了解。”

壺遂說：“孔子那個時候，在上沒有賢明的君主，在下不能被任用，所以才作《春秋》，為的是流傳下文辭讓後世能夠判斷行為是否合乎禮義，并且希望《春秋》有朝一日能夠成為某一帝王的法典。現在您在上遇到了聖明的天子，在下能夠保守您太史令的世職，各種條件都已具備，各項事情都有條不紊地安放在了适當的位置上，您所論述的，是要闡明什麼呢？”太史公說：“嗯，嗯，不，不，不是這個意思。我聽先父說過：‘伏羲氏極為淳樸厚道，他作了《易》的八卦；堯、舜德澤四海，《尚書》對這予以記載，禮樂也由此而興起；商湯、周武王的功業盛大顯赫，詩人們予以歌頌。《春秋》褒揚善良，貶斥邪惡，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贊美周王室所施行的禮儀教化，它不單單是諷刺而已。‘從漢代興國以來，到當今聖明的天子，已經得到了上天祥瑞，舉行了祭天地的大典，改革了曆法，變更了衣服和器物的顔色；天子秉承天命，降下了無窮無盡的恩澤。與我們有着不同風俗的海外國家，都是經過了幾重翻譯，叩開我們的關塞之門請求進獻貢品，朝見我們的天子，這樣的國家多得說不完。臣下百官，竭力頌揚天子的明德，仍然不能将心中的仰慕感激之情都表達出來。況且，士人賢能而得不到重用，是主宰國家的人的恥辱；主上聖明而他的盛德不能宣揚于天下，是有關官員的過錯。再說我曾經擔任太史令，把聖明天子的盛大德行丢在一邊而不去記載，埋沒了功臣、世家、賢大夫們的功業而不加以記述，這是廢棄了先父對我的教誨，罪過沒有比這更大的了！我所說的記述過去的事情，隻是将他們的世系傳記進行歸納整理，并不是去創作，而先生把它與《春秋》相提并論就不對了。”

于是我就編寫這些文章。過了七年，我就因替李陵辯解而遭受災禍，被囚禁在監牢之中。于是喟然長歎道：“這是我的罪過啊，這是我的罪過啊，身體已經殘廢，再沒有什麼用了！”平靜下來仔細思量一下，又說：“《詩》、《書》中的含蓄隐約的文義，都是處于作者要實現自己的志向而必須深思的地方，從前西伯被拘禁在羑裡的時候，推演出來《周易》；孔子在陳、蔡遭受困厄，卻寫出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于是賦了《離騷》；左丘明雙目失明，這才著出了《國語》；孫膑被挖去膝蓋骨，但卻論述了兵法；呂不韋因罪谪居蜀地，他的《呂覽》卻得以傳世；韓非在秦國被捕入獄，卻寫下了《說難》、《孤憤》兩篇；《詩經》三百篇，大都是賢人為抒發心中的憤懑之氣而寫出來的，這些人都是由于心意有所郁結，有志難展，空懷抱負，所以才記述過去的事情，想以此作為後世的借鑒。”于是，我終究還是記述了堯唐以來的事情，從黃帝開始，至武帝獲白麟那年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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