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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小字《仁懿皇後哀冊》手抄本照片 資料照片

李春敏慕錄、劉鳳翥釋文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墓志銘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1982年10月28日,劉鳳翥在腳手架上拓制《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資料照片

2022年6月21日是契丹文字出土一百周年。1922年6月21日，四件灰色砂岩質正方形哀冊從遼興宗的永興陵中被挖出。這四件哀冊分别是契丹小字和漢字版的《遼興宗皇帝哀冊》《仁懿皇後哀冊》。兩塊契丹字哀冊上分别刻有583和856個字。這是契丹文字失傳數百年之後首次重見天日。

一百年來，學界共解讀出603個契丹大字單詞和詞組，構拟出242個契丹大字的音值，還解讀出契丹小字的1681個單詞和詞組，構拟出219個原字的音值。解讀契丹文字對于研究和補正遼史有重要意義，例如遼代中晚期實行“契丹遼”和“遼契丹”的雙國号，都是通過解讀契丹文字發現的。

失傳的契丹文字重見天日

遼朝（公元907年—1125年）建立之後，先後創制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字，用以記錄契丹語。契丹文字和漢字一直通行于遼境。

遼亡金興，金朝前期仍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才“诏罷契丹字”。此時的西遼還在使用契丹文字，直到西遼滅亡，契丹文字才失去了推行它的政權。此後，在民族大融合的過程中，記錄契丹語的契丹文字逐步消亡，成為不為人們所識的死文字。而且随着朝代更替、兵燹水火，用契丹文字書寫和翻譯的各種書籍也全部失傳。

在現在的内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鎮瓦林茫哈地區有三座遼代帝王陵，即遼聖宗的永慶陵（簡稱東陵）、遼興宗的永興陵（簡稱中陵）、遼道宗的永福陵（簡稱西陵）。當地居民世代相傳：這幾座陵墓裡埋藏着金桌子、銀餐具、玉馬、瓷瓶、皇家飾品等珍寶。

1922年春天，一些人在欲望的驅使下，掘開了遼興宗的永興陵。永興陵的八角形地下宮殿寬約9米，像一個大蓄水池。盜墓者用了兩個多月時間将水淘幹、把淤泥清除，發現陵墓曾被盜，令人垂涎的金銀财寶早已被洗劫一空。

瓦林茫哈當時歸熱河省林西縣管轄。盜墓活動在林西縣鬧得沸沸揚揚，也傳到了當時在林西縣浩珀都村傳教的比利時人路易斯·凱爾溫（E.P.Louis.Kervyn，中文名“梅嶺蕊”，公元1880年—1939年）的耳朵裡。

凱爾溫前往盜墓現場住了下來，每日去圍觀看熱鬧。他斷定這樣的大墓應當有墓志銘出土，但盜墓者并沒有掘出墓志銘，于是就乘林西縣令派兵把盜墓者抓走關押之機，雇了三個當地人進入墓穴中繼續發掘。

1922年6月21日，四件灰色砂岩質的正方形哀冊從淤泥中被挖出，兩件是契丹字的，兩件是漢字的。哀冊都有冊蓋，每一件都有700多公斤重。三個人無法把哀冊舉出六米深的墓外，而他們都不會拓碑技術，隻能照貓畫虎地逐字抄錄，花了五天時間才完成抄錄四件哀冊的任務，并在原地用泥土把哀冊掩埋。凱爾溫還畫了一張掩埋哀冊位置的地圖附在他後來發表的文章内。

抄出來的四件哀冊分别是契丹小字《遼興宗皇帝哀冊》和《仁懿皇後哀冊》以及漢字《遼興宗皇帝哀冊》和《仁懿皇後哀冊》。兩塊契丹字哀冊上分别刻有583字、856字。契丹文字失傳700餘年後，終于重見天日。

凱爾溫用法文寫了一篇題為《遼道宗皇帝的陵墓——一個有趣的發現》（按：凱爾溫把當時掘開的遼興宗陵誤當成了遼道宗陵）的文章，并附上契丹字《仁懿皇後哀冊》的手抄本照片發表在《北京天主教通訊》（Le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23年第118期上，詳細介紹了契丹文字哀冊最初出土的情況。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 Pelliot）又把凱爾溫的文章轉載到當年出版的漢學刊物《通報》（T'OUNG PAO）第22卷上，并加了按語和注釋，轟動了學術界。正是通過這篇文章，學術界才了解到失傳數百年之久的契丹文字已經重見天日。當時沒有人能夠認識哪怕一個契丹字。

日本京都大學校長羽田亨把哀冊抄本與陝西省乾縣唐乾陵前“無字碑”上的《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簡稱《郎君行記》）進行對比，确定《郎君行記》中的少數民族文字是契丹字不是女真字。

凱爾溫把四件哀冊手抄本都賣給了當時在承德傳教的比利時傳教士牟利（Jos. Mullie，中文名“闵宣化”）。

契丹文字哀冊陸續出土

時任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的兒子湯佐榮喜好古董。他于1930年開掘了瓦林茫哈地區的三座遼代帝王陵。從永慶陵中出土遼聖宗和仁德皇後與欽愛皇後的漢字哀冊各一盒；從永興陵中僅出土了仁懿皇後的漢字哀冊篆蓋（按：他沒有注意凱爾溫文章中所繪的掩埋哀冊地圖，故沒有挖出四件哀冊）；從永福陵挖出遼道宗的漢字和契丹小字哀冊各一盒以及宣懿皇後的漢字和契丹小字哀冊各一盒。每件哀冊都有篆蓋。

出土的這15件石刻均用羊毛氈包起來，捆以馬尾繩，悉數運往位于奉天（今遼甯沈陽）的湯玉麟公館院子裡。

哀冊還沒有打包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京都大學校長羽田亨命令他的學生田村實造去尋訪這些哀冊。田村實造進入湯公館的院子，一眼就發現了包着的哀冊，立即打包雇人拓制。他所雇的人偷偷多拓了很多份，哀冊拓本随即在各地傳開。

1932年9月，北京大學曆史系教授孟森在《國學集刊》第三卷第三号發布《遼碑九種跋尾》，其中刊布了9種拓本照片；1933年第30卷法國《通報》（T'OUNG PAO）刊布了牟利的一篇文章，其中刊有遼聖宗、仁德皇後和欽愛皇後的漢字拓本照片，遼興宗和仁懿皇後的契丹字哀冊手抄本照片，用鉛字排印了手抄本漢字《仁懿皇後的哀冊》（按：不知何故沒有發表遼興宗的漢字哀冊手抄本）以及漢字《仁懿皇後哀冊》篆蓋拓本照片，還有遼道宗和宣懿皇後的漢字和契丹字哀冊拓本照片；1934年，金毓黻編《遼陵石刻集錄》著錄了當時出土的全部漢字和契丹字的哀冊，以及《郎君行記》的拓本縮印件和手抄本契丹字哀冊照片。

這些資料都是契丹小字。

契丹文字解讀代有傳承

1932年至1935年間，王靜如、羅福成、厲鼎煃三人在大緻相同的時間，用大緻相同的方法解讀出一批契丹小字。他們的方法是“比較法”，即漢字哀冊同契丹小字哀冊進行比較，各個契丹小字哀冊之間進行比較，終于比出一些諸如“壽昌”“大康”“乾統”之類的年号，以及“年”“月”“日”和部分數目字與幹支，還有“仁聖大孝文皇帝哀冊文”“宣懿皇後哀冊文”“皇太後誕日”“嗚呼哀哉”之類的詞語。他們還認識到每個契丹小字可以拆成一個一個的拼音符号。王靜如給這些拼音符号命名為“原字”，被學界采納。

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山路廣明、村山七郎、長田夏樹、愛宕松男、田村實造等人又掀起一股契丹文字研究熱。他們主要是嘗試構拟原字的音值，拟對或接近拟對的共有30多個原字。

1951年，契丹大字《蕭孝忠墓志銘》出土。閻萬章在1957年第2期《考古學報》發表了《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一文，解讀出契丹大字中的年号“統和”“重熙”“大安”、生肖“龍”“馬”“牛”以及“年”“月”“日”和一些數字。

1972年，劉鳳翥解讀出契丹小字《郎君行記》中的人名“黃應期”，以及漢語借詞官名“尚”“書”“職”“方”“郎”“中”和漢語借詞地名“唐”“乾”“陵”。而且知道了契丹小字原字的讀音，例如，（圖1）音l，（圖2）音ang，（圖3）音ying，找到了解讀契丹小字資料中漢語借詞來構拟原字音值的方法。

1975年9月10日，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與内蒙古大學蒙文研究室聯合成立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成員為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麟和邢複禮。當年9月至11月，劉鳳翥和于寶麟去河北保定、遼甯沈陽、遼甯阜新和内蒙古赤峰拓制了傳世的全部契丹文字碑刻的拓本。小組集體研究這些拓本，确定了377個原字的字形和一個重複符号，制造了灌鉛字用的378個銅模。

1977年春，小組集體完成了10萬字的研究成果《關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7年第4期用一整本的篇幅發表了該文。文章構拟了96個原字的音值，解讀了409條契丹小字的詞語和詞組，分析了20多條語法關系，并指出契丹語有元音和諧現象。

1978年3月11日，曆史學家蔡美彪先生在《光明日報》發文，肯定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組“埋頭鑽研現在人們還不能認識的契丹文字，在我國和外國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取得了重要的進展”。第二天，新華社發布了題為《我國學者研究契丹文字獲重大進展》的新聞稿。

日本語言學家西田龍雄在《言語》月刊第10卷1981年第1、2、3号上發表了《契丹文字解讀的新進展》，對小組的成果給予高度評價。

小組對成果加以修改後形成五人署名的專著《契丹小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把契丹文字的解讀水平提高到一個新階段。

從此之後，小組再沒有集體活動，而是各自從事研究工作，并逐步形成兩個學派：一派由清格爾泰、吳英喆、吉如和組成，代表作是《契丹小字再研究》（内蒙古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另一派由劉鳳翥、康鵬、張少珊、陳曉偉、都興智、蔡瑞珍、李春敏、尹珑等人組成，代表作包括熔契丹大字研究和契丹小字研究于一爐的《契丹文字研究類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以及《契丹小字詞彙索引》《契丹文字辨僞錄》《契丹大字索引》（待刊）等。

兩個學派不斷推動契丹文字研究成果向前發展，使中國一直處于契丹文字研究的學術前沿。契丹文字不論契丹大字還是契丹小字，都是解讀的少、尚未解讀的多，給有志于此者留有廣闊的馳騁空間。相信通過幾代人的繼續努力，一定能把契丹文字徹底解讀。我期待那一天的到來！

（作者：劉鳳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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