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齡前期是心理行為發育的重要時期，這個階段兒童可塑性較強，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出現行為問題。并且這個時期出現的行為問題可能會延續到學齡期、青少年期，甚至成年，進而影響兒童及帶養人的生活質量。目前，行為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兒童心理社會功能的五大慢性兒科疾病之一[1]。國外研究報道的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發生率為14%~26%[2,3]；國内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的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發生率為14%~21%，且研究普遍發現男童的行為問題發生率較女童高[4,5,6]。兒童行為問題的評估通常需要在不同環境（如家庭和學校）的多個場景進行，由于學齡前兒童無法提供自己的可靠信息，故臨床醫生經常會依靠兒童父母和教師提供的信息進行評估[7]。在臨床實踐中，兒科醫生經常面臨家長和教師對兒童行為報告不一緻的情況，但較少有研究關注父母和教師對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發生情況的評估一緻性和差異。本研究通過調查重慶市主城區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現狀，了解家長與教師對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評估的一緻性和差異，以期為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的評估、診斷及後續治療提供依據。

于2018年6月，采用分層整群抽樣法，在重慶市6個主城區幼兒園開展橫斷面調查。重慶市主城區一級園、二級園、三級園的兒童數量之比約為4∶2∶1，為保證各級幼兒園的調查兒童總數大緻相等，在每個區按照"一級園∶二級園∶三級園=1∶2∶4"的比例抽取幼兒園7個，共抽取幼兒園42個。整群納入抽中幼兒園的學齡前兒童，年齡需為4歲至5歲11個月[8]，排除患有嚴重軀體性疾病、重性精神性疾病、癫痫及其他神經系統和運動系統器質性疾病者，最終納入學齡前兒童2 698例。本研究經重慶市婦幼保健院倫理委員會審核批準（審批号：L2017026），納入兒童家長和教師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兒童家長填寫Conners父母用症狀問卷（PSQ），教師填寫Conners教師量表（TRS）。（1）PSQ包括品行問題、學習問題、心身問題、沖動-多動問題、焦慮問題、多動指數6個因子，共48個條目。各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沒有此問題"計0分，"偶爾有一點或表現輕微"計1分，"常常出現或較嚴重"計2分，"很常見或十分嚴重"計3分。（2）TRS包括品行問題、多動問題、注意力不集中-被動問題、多動指數4個因子，共28個條目。各條目采用4級評分法："無"計0分，"稍有"計1分，"相當多"計2分，"很多"計3分。計算上述各因子的Z分，計算公式為：Z分=該因子包含的所有條目得分之和÷條目數。多動指數因子以Z分≥1.5分為陽性，其他各因子以Z分>常模（

±2s）為陽性，存在任何一個因子陽性即判定為心理行為異常。PSQ、TRS中國常模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别為0.92[9]、0.95[10]。

開展調查前，對各幼兒園項目負責人進行培訓，使其熟悉并掌握問卷調查方法。兒童家長的問卷調查，在幼兒園教師的協助下采用集中發放、回收的方式，問卷填寫前由項目負責人講解調查内容，填寫完成後由幼兒園教師回收問卷。兒童教師的問卷調查，由本班教師填寫。共發放問卷2 698份，剔除填寫不完整的問卷38份，共回收有效問卷2 660份，問卷有效回收率為98.59%。

采用SPSS 13.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相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呈正态分布計量資料以（

±s）表示；呈非正态分布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QR）〕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PSQ和TRS相同因子得分的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關。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660例學齡前兒童中，男1 368例（51.43%）、女1 292例（48.57%），平均年齡為（4.99±0.56）歲。基于PSQ的兒童行為問題檢出率為14.47%（385/2 660），各種行為問題按檢出率由高到低排序為：學習問題〔9.21%（245/2 660）〕、心身問題〔5.15%（137/2 660）〕、多動指數〔3.16%（84/2 660）〕、品行問題〔2.93%（78/2 660）〕、沖動-多動問題〔1.05%（28/2 660）〕、焦慮問題〔0.38%（10/2 660）〕；基于TRS的兒童行為問題檢出率為4.44%（118/2 660），各種行為問題按檢出率由高到低排序為：多動指數〔2.93%（78/2 660）〕、品行問題〔1.99%（53/2 660）〕、多動問題〔1.39%（37/2 660）〕、注意力不集中-被動問題〔0.26%（7/2 660）〕。對PSQ和TRS中相同因子的檢出率進行比較：PSQ和TRS中品行問題的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890，P=0.025）；沖動-多動問題/多動問題、多動指數的檢出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229，P=0.635；χ2=1.262，P=0.263）。

（1）基于PSQ的男童行為問題檢出率為17.91%（245/1 368），女童行為問題檢出率為10.84%（140/1 292），二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6.860，P<0.001）。具體到各行為問題，男童和女童在學習問題、心身問題、多動指數上的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1）。（2）基于TRS的男童行為問題檢出率為6.29%（86/1 368），女童行為問題檢出率為2.48%（32/1 292），二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22.780，P<0.001）。具體到各行為問題，男童和女童在品行問題、多動指數上的檢出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2）。

2.3　不同性别學齡前兒童的PSQ和TRS得分比較

（1）PSQ中，男童和女童在品行問題、學習問題、沖動-多動問題、多動指數4個因子上的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3）。（2）TRS中，男童和女童在全部4個因子上的得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4）。

2.4　PSQ與TRS得分的相關性分析

Spearman秩相關分析結果顯示：（1）在男童中，TRS中品行問題、注意力不集中-被動問題、多動指數得分與PSQ中品行問題、學習問題、沖動-多動問題、多動指數得分呈正相關，TRS中多動問題得分與PSQ中品行問題、沖動-多動問題、焦慮問題、多動指數得分呈正相關（rs值為0.056~0.113，P<0.05）；TRS中多動問題得分與PSQ中焦慮問題得分呈負相關（rs=-0.059，P<0.05，表5）。（2）在女童中，TRS中各因子得分與PSQ中各因子得分無相關關系（P>0.05，表6）。

3　讨論

學齡前行為問題可能持續到成年，為實現盡早幹預、延緩疾病進展，診斷也應盡早進行。學齡前兒童對于自身症狀不能準确表述，因此在臨床評估學齡前兒童的行為問題時，來自不同角度的外部評估顯得尤為重要。在既往研究中，有學者僅采用對父母的調查來獲得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的發生率[11]。但對于學齡前兒童而言，教師亦是重要的信息提供者。KENNERLEY等[12]調查了家長和教師對兒童注意力缺陷/多動症狀的評分，并将這些評分與學校臨床醫生的觀察結果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教師的評分與臨床醫生的評分相關性更好，提示教師更能客觀評估兒童的行為表現。本研究采用PSQ和TRS開展調查，旨在分析父母與教師對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報告的一緻性和差異。結果顯示，基于PSQ的行為問題檢出率為14.47%，基于TRS的行為問題檢出率為4.44%，基于PSQ的檢出率高于TRS，提示家長比教師更容易報告更多的行為問題。PSQ和TRS中均包含品行問題、沖動-多動問題（多動問題）、多動指數3個因子，其中PSQ中的品行問題檢出率高于TRS。分析原因：一是國内大部分學齡前兒童為獨生子女，家長對兒童更為熟悉，兒童在家的時間較在幼兒園長，家長有更多的機會觀察到問題，比教師更關注兒童的行為表現；二是家長可能比教師更缺乏處理學齡前兒童問題的經驗，因此較教師更擔心兒童的問題[13]；三是學齡前兒童可能已經學會在幼兒園或其他環境中比家中表現得更好，其在家裡比在幼兒園表現出更多的行為問題，因此父母會比教師報告更多的問題。上述研究結果提示：在評價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時，要綜合考慮不同情境及不同信息提供者所提供的信息。兒童的行為會因環境而異，信息來源不同，評估結果也可能存在差異。

雖然基于PSQ和基于TRS的兒童行為問題檢出率有所不同，但二者對男童和女童的行為反應有較好的一緻性。無論是基于PSQ，還是基于TRS，男童的行為問題檢出率均高于女童。具體到各種行為問題，PSQ中男童在學習問題、心身問題、多動指數上的檢出率較女童高，TRS中男童在品行問題、多動指數上的檢出率較女童高。此外，PSQ中男童的品行問題、學習問題、沖動-多動問題、多動指數因子得分較女童高，TRS中男童的品行問題、多動問題、注意力不集中-被動問題、多動指數因子得分較女童高。反映出家長及教師均認為學齡前男童行為問題多于女童，這也符合學齡前男童外向性行為問題多于女童的規律，與宋芳等[14]的研究結果一緻。分析原因：一方面，學齡前女童大腦右半球比男童發育成熟，更善于用語言而非肢體動作來表達内心的感受與體驗，因此更容易被同伴接受與理解；另一方面，家長通常認為男童的外向性行為更多符合男童的特點，更容易包容其在家發生的行為，從而缺乏對其的約束。Spearman秩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對于男童，TRS中的因子得分與PSQ中的因子得分呈不同程度的正相關，且與品行問題、沖動-多動問題、多動指數因子得分的相關性較高。反映出父母在這些問題上對兒童的觀察與教師一緻，尤其是對于外向性問題，如品行問題、多動等[15]。

情境特異性對于評價學齡前兒童情緒和行為問題極其重要，因此父母和教師都是有價值的信息提供者，能夠提供關于兒童情境特異性行為的有效信息，從多個角度幫助臨床醫生在評估中識别主要問題及一些重要的病因因素（如來自家庭的因素或者幼兒園的因素）[16]。如果家長報告的行為問題比教師多，那麼這種行為的發生原因可能在家裡就能找到；相反，如果教師報告的行為問題比家長多，那麼這種行為的發生原因可能在幼兒園會被找到。因此，臨床上需要對從家長和教師處獲得的信息進行綜合評價，以最大限度地從内部差異中評價兒童的行為問題。如果在幼兒園的行為與在家裡的不同，那麼父母和教師的評估結果之間的存在不一緻性是合乎邏輯的，而不應被認為是無效評估。

綜上，對于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的評估，家長與教師之間存在一定的一緻性和差異。這種一緻性和差異都提供了有效信息，需要臨床醫生結合臨床評估綜合判斷，以指導後續幹預。本研究中，部分家長問卷為帶養祖輩填寫，由于文化水平的差異，會造成一定偏頗，故在未來研究中可就此方向做進一步分析。

本文無利益沖突。

參考文獻略

本文來源：王麗,王念蓉,塗明淑,等. 父母及教師對學齡前兒童行為問題評估的一緻性及差異研究[J]. 中國全科醫學, 2022, 25(31): 3899-3903. DOI: 10.12114/j.issn.1007-9572.202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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