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zhǔ）古城遺址申遺成功了！

一個古城遺址

究竟為什麼這麼重要？

這裡有你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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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良渚“文化”與“文明”之重

人們通常以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在中原。然而，5000年前，印象中“荒蠻”的南方，居然有一座龐大的遠古都會——“良渚”。

良渚遺址的發現

良渚反山王陵

攝影/潘勁草

一眠數千載，浙江杭州的良渚遺址被一個24歲的年輕人悄然喚醒。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館員施昕更，基于對家鄉良渚鎮周邊遺迹遺物的“狂熾興趣”，“終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間”，埋頭作考古調查。從黑色有光陶片，到石器、黑陶等大量古物，在他“不以為苦”的探尋下，掩藏在良渚這片土地上的神秘面紗，被首次揭開。

☞良渚文明

“良渚文明”說起來比較抽象。按照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教授的解讀，“‘國家’是人類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出現的社會組織，當然也是文明成就的一部分，從這一角度來說，‘文明’與‘國家’是同義詞”。

文明的标尺——冶金技術、文字與城市

在瑤山祭壇平整的頂部，通過挖溝填築的形式，做出了規則的“回”字形灰土框。每年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這四個特殊的日子，太陽都會在祭壇固定的方位升起和落下，它有着“觀象台”的功能，是良渚先民懂得“觀象紀年” 的證據（攝影/潘勁草） 。

現代考古學是在西方成長起來的，考古界往往将城市、冶金技術與文字視作文明的标尺，如果某地具備了這三個要素，就表示已經誕生了文明與國家。

不過，世界各地文明的發展道路千差萬别，文明要素也不盡相同。在中國，要想準确找出文明的遺痕，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對“西方傳統”的文明指标加以調整。

冶金

說到冶金，世人首先想到的，大概非銅即鐵。良渚不像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國那樣，早早誕生了青銅器，但宏闊的城池、高台上的宮室、等級森嚴的大墓……卻毫不遜于其他文明，而種類繁多、體量龐大、精美異常的良渚玉器，制作成本及難度，恐怕也可與青銅器媲美。

良渚先民營建莫角山宮殿複原場景

攝影/泓伊

文字

換句話說，原始的文字在良渚已經萌芽。施昕更通過科學發掘，在1937年、1938年發表的考古報告《遠古文化遺址試掘簡錄》《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中，公布了他發掘出土的5個陶器刻符，并認為這便是良渚的記号文字。上世紀70年代後，良渚文化分布區域内各遺址又陸續出土了數量不等的“記号文字”，它們主要以陶器為載體，少數則出現在石器上。有專家認為，這些刻畫符号已經處在原始文字發展的高級階段，“雖不能說就是中國文字的前身，但卻具備了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

良渚遺址分布

迄今為止，考古人員在環太湖流域共發現了600多處良渚文化遺址。圖中标記的是重要代表，根據良渚博物院展覽内容制作而成。從遺址類型、内涵、規模、出土玉器等級等方面來看，這些聚落可劃分成4個層級。從第一層級的良渚古城，到第四層級的廟前、桃園等遺址，居住人群的身份地位逐級下降，說明良渚時期社會分化已達到相當複雜的程度。

城市

英國劍橋大學考古學教授科林•倫福儒認為，中國的新石器時代是被遠遠低估的時代，良渚社會的複雜程度與階級制度，已達到了“國家”的标準。而良渚的發現，也對世界上長久以來有關早期文明、國家與複雜社會的傳統觀念，提出了質疑。作為“中國特色”的東方最早國家，良渚實至名歸，無愧是“實證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的聖地”。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以一組風格獨特的鼎、豆、壺、盤等陶器為代表，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及江蘇南部、上海西部的太湖周邊地區。除浙江餘杭良渚遺址外，還有江蘇昆山趙陵山、江蘇武進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重要遺址，年代大緻在距今5300-4300年。

破爛的壇壇罐罐為什麼值得研究？

這就牽涉到考古學文化另一重要的内涵：“用以表示考古遺存中所觀察到的共同體。”

陶器是古人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數量大，保存時間長。壇壇罐罐的制作和使用者是人，而那些制作并使用相似器物的人群之間，很可能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嵌玉漆杯（局部）

浙江杭州良渚反山遺址“良渚王”大墓出土

供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比如，當代世界的用餐方式大緻分成三種：東亞人用筷子，歐美人用刀叉，西亞、中亞等地則習慣用手。餐具就好比是陶器，相同用餐方式和用餐人群，就是“共同體”，彼此間的關系不言自明。

對于幾乎毫無文字記載的遠古時代，陶器是了解先民最直接的途徑。通過鼎、豆、壺、盤這些不起眼的“壇壇罐罐”，考古學家逐漸将太湖之濱星羅棋布的遺址聯系起來，勾勒出以良渚遺址為核心的共同體，并借助“良渚文化”這把鑰匙，一點點推開了塵封的曆史之門。

02

良渚“國”之重

良渚古城建成的時間約在5000年前

占地約 300 萬平方米

在世界同類遺址中極為罕見

堪稱“中華第1城”

這麼大的古國，如何統治？

良渚反山王陵出土冠狀玉器

攝影/荀耀陽

良渚以神權立國，神權與治權密不可分。良渚王集宗教信仰與世俗王權于一身，俨然後世的天子、皇帝。

良渚人費盡心思制作了琳琅滿目的玉器，卻并不像現代人那樣拿去佩戴、觀賞或把玩，而是用于象征神靈，号令子民。

代表王權象征的是一種叫“钺”的器物。在12号墓主人的身旁，即有一隻玉钺，17.9厘米長的钺身上，刻畫着包括神人獸面紋在内的精美的圖案，它既是殺伐征戰的利器，也象征現實世界的權力。

良渚古城出土玉牌飾

供圖/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

除此以外，良渚有着衆星拱月的城市布局。良渚“王都”位于于餘杭區的良渚古城。太湖周圍其它較大的良渚文化聚落，則如同諸侯，規模更小的就是村莊。

“良渚王”控制了玉器的生産與使用，也即控制了政權的中樞，他将玉器分賜給“諸侯”，命令他們統治一方，并以同樣的信仰統一了他們的精神世界。信仰的力量，通過玉器上随處可見的神秘圖案，向八方傳遞，良渚可稱是“神王之國”。

03

良渚于華夏之重

良渚古城遺址内勞作的先民雕塑

攝影/朱關城

兩種文明模式——中原與“蠻夷”

公元前3000-前2500年，良渚、東北、海岱、江漢等遠離中原的“蠻夷”之地，都在長期的發展後演進出各自的早期文明：中心聚落、土築城池、高台宮室、大型墓葬、玉器、陶器、漆器……這些象征着财富、權勢與信仰，見證了人類由平等走向分化，社會由簡單趨于複雜的進程。按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的說法，這時的中國，文明如“滿天星鬥”，遍地開花。

但此時的中原卻是另一番面貌。不論是表征文明的大型城邑、墓葬，還是精美的玉、漆“奢侈品”，仿佛都與這裡無緣。由今晉、陝、甘、豫四省五千多處遺址組成的龐大的“共同體”——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逐漸瓦解，分崩離析，各自為政，向外擴張的強勁勢頭也不複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四方勢力紛紛湧入，錯綜複雜。

良渚石塢水壩

攝影/泓伊

最早的中華文明，

真的是在中原誕生的嗎？

中原之外的良渚等“蠻夷”如此發達，

是不是要改寫中華文明的曆史？

有句俗話，“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社會環境的差異，造就了中原與良渚不同的權力模式，也直接影響了他們未來的命運。

戰火雖給中原先民帶來了苦難，卻也推動權力不斷走向集中。要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求生存，每個集團的首領不僅得有效地組織人員、調動物資，還需要準确判斷形勢，英勇作戰。他們在逐漸學會管理與協調的同時，也在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換言之，在鬥争中誕生的中原文明，從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實用色彩。而崇尚王權、注重現實的政治傳統，也持續影響着中華文明的進程。

良渚古城遺址内的獨木舟雕塑

攝影/魏春

再來看江南。水鄉澤國自然條件優越，周圍的山川隔絕了勁敵，栖息在封閉而安甯的環境中，良渚先民得以迅速集聚起大量财富。首領相信這一切都是天地的恩賜，于是不惜耗費，舉全國之力，制造精美絕倫的玉器，祈求神靈的庇佑。良渚以神權立國的模式，大抵由此而來。然而，财富的過度集中，帶來了嚴重的階層分化，對信仰的狂熱，也消耗了過多的社會資源。一旦前所未有的災難突然降臨，僅僅依賴神權的秩序，難以應對巨大的現實危機，良渚的衰落就在所難免。

兩種文明模式的歸宿

大約在4300年前，盛極一時的良渚文明戛然而止，突然衰落、消亡，而動蕩不安的中原卻脫穎而出，誕生了最早的中央都城——二裡頭，它與夏朝關系密切。自此之後，曆商周至秦漢隋唐，中華文明的中心長期在中原。

但這并不是說，良渚古國的一切已經成為絕響。恰恰相反，他們創造的種種文化，給中華文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美玉與禮制皆可為證。

圖片重現了滿載而歸的良渚先民，穿過城門走入城中的生活日常（攝影/泓伊）。

考古學家嚴文明先生将中華文明的誕生，高度概括為“多元一體”四個字。通過良渚與中原的聯系，我們可以管窺這一脈絡：

當中原歸于沉寂，良渚擔負起重任，率先發展出高度的文明；當中原再度崛起，良渚又為中華文明的誕生，貢獻了自己的力量。中華文明的演進，正是在各地、各種文明的相互作用下，螺旋式上升，絕非單純的直線式過程。

良渚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東亞最早的文明，而且在于它展示了“中國特色”的文明模式，更融入并勾勒了中華文明形成發展“多元一體”的壯闊畫卷。

…………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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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

《中華遺産》

2019年六月刊

特别策劃

「良渚古國」

深入了解良渚文化——

參考資料：

朔知：《良渚文化的初步分析》

趙輝：《中國的史前基礎——再論以中原為中心的趨勢》

劉斌、王甯遠、陳明輝、朱葉菲：《良渚：神王之國》

撰文：毛智周

攝影：泓伊

微信編輯：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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