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新東方創始人，著名英語教學與管理專家。現任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民盟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被媒體評為最具升值潛力的十大企業新星之一，20世紀影響中國的25位企業家之一。

俞敏洪，1962年出生于江蘇省江陰市，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系，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1991年從北大辭職，進入民辦教育領域，1993年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新東方最近一季的财報顯示，收入為4810萬美元，同比增長;淨利潤為1160萬美元，同比增長。下屬的學校和學習中心達到了181家。　　

伴随着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及産業升級，與此相關的教育已經成為一個極具吸引力的領域，當然新東方的創辦人俞敏洪已經成為這一變化顯著的受益人，過去17年一直如此。

俞敏洪這個名字，相信當今大多數年輕人都知道。在一些大學生、留學人員以及白領的心目中，俞敏洪的形象就像神一般，他們“崇拜”俞敏洪。記者的一位朋友曾經抱怨，俞敏洪的“粉絲”甚至不允許你用“中性的語言”來描述俞敏洪。有人估算，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中，有70%是新東方的學生。在國内，大學生要是沒聽過俞敏洪的演講，更被看做是落伍。他究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是一個被逼無奈的“痞子”?俞敏洪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下海”潮中，有着标志性意義。2006年，新東方在美國上市，作為新東方的創始人和校董，俞敏洪的财富陡增，成為“中國最富有的老師”。在這個“神話”背後，俞敏洪究竟扮演着一個怎樣的角色?一個真實的俞敏洪是怎樣的?他究竟是一個不錯的教師?還是一個偶然成功的商人?抑或一個被逼無奈的“痞子”?

被北大逼上梁山

“北大是一個令我百感交集的地方。”俞敏洪對北大的情感，可以用“五味雜陳，愛恨交織”來形容。北大給予了俞敏洪什麼?老俞每每講起北大，似乎都是苦大仇深。講他當年如何被北大邊緣化，如何被忽視。俞敏洪有一段精彩的自我控訴:“進了大學，沒有一個女孩愛上過我，我是個Loser(失敗者);在北大教了七年書沒有什麼成就，我還是個Loser;在北大十年沒參加過任何活動、加入過任何團體，我是個Loser……”當然，俞敏洪也承認北大對他的熏陶:“沒有北大，就沒有新東方。現在新東方的一些精神，或者是一些做事情的方法，坦率地說是融入了北大精神的。”很多時候，屈辱和壓抑會使一個人爆發，俞敏洪的經曆就是這樣。據說，當年他常常一天背十幾個小時的英語，因為英語老師當衆說他講的英語“隻有俞敏洪三個字能讓人聽懂”。

俞敏洪在北大教書四年後，終于分到10平方米的房子，這讓他決定要把一輩子獻給北大。但後來，看到同學、朋友都相繼出國，俞敏洪忍不住了。他也開始緊鑼密鑼地準備出國。在北大成績并不優異的他，在努力了三年半後，留學夢斷。為了生計，也為賺點錢繼續他的出國夢，他在校外辦起了托福班，為自己的出國學費快樂地忙碌着。上帝也常常戲弄那些剛剛燃起希望的人。這次，俞敏洪受到的打擊可謂是毀滅性的:1990年的一個秋夜，細雨濺落在靜谧的未名湖上，激起陣陣漣漪，在夜色中蔓延開去。俞敏洪和朋友高興地喝着小酒，聊着家常，描繪着他漸漸清晰的出國夢。北大的高音喇叭，此時一如既往地放送着校園晚間廣播。“你聽你聽。老俞，在說你呢!”同伴驚呼。原來，廣播裡正在播送對俞敏洪的處分決定。北大以這種極端的方式宣布了對英語系教師俞敏洪的處分，其中說了四五條處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辦學。這個處分決定被大喇叭連播三天，北大有線電視台連播半個月，處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櫥窗裡鎖了一個半月。處分突然襲來，方式和程度如此激烈，表明了校方的震怒。北大的這種“禮遇”，就是要讓他沒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顔面掃地的俞敏洪，隻得選擇離開。“北大踹了我一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在卻充滿了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釋:“如果一直混下去，我現在可能是北大英語系的一個副教授。”但當時，這個被趕出家門的北大教師，選擇了做一個“個體戶”。

俞敏洪同事、新東方的李杜講得幽默而到位:“老俞被北大處分，作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體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風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辭職，落草為寇。此謂置死地而後生。”但正是這“落草為寇”，激發出了他的痞子精神。被北大“逼上梁山”的俞敏洪，從此走上了不歸路。

痞子演繹新東方

離開北大後，俞敏洪首先面臨的是如何進行自我調适，轉變“眼睛朝下，鼻子朝上”的北大姿态。被逼到懸崖邊的他，義無反顧地甩掉了北大這個包袱，開始相信商業的力量。他開始思考如何營銷自己以及自己的培訓班，學會與社會、政府的各色人等打交道。一介書生，就此邁進江湖。</p><p>　　在北京冬日的寒風中，俞敏洪是這樣起家的:一間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張破桌子，一把爛椅子，一堆用毛筆寫的小廣告，一個刷廣告的膠水桶。北京寒風怒号的冬夜，俞敏洪騎着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廣告。手凍麻了，拿起二鍋頭喝兩口暖暖身子。寒風中喝二鍋頭貼小廣告，這時候的俞敏洪，顯出了痞子的狠勁。新東方人都有一種電線杆情結，因為新東方是靠老俞在電線杆上一張一張貼廣告貼出來的。曾經因為市政建設，來人要拆新東方外面的兩根電線杆，老俞急了，死活不讓拆，最後花了7萬元才保下那兩根電線杆。教師出身的俞敏洪漸漸顯露出他的經商才能，隻靠三招，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一是價格戰，當時基本收費都在300～400元，俞敏洪隻要160元，而且還是在20次免費授課之後，不滿意可以不交錢。二是推出核心産品，他賴以成名的“紅寶書”——《GRE詞彙精選》。三是情感營銷，向學生講人生哲理，進行成功學式的勵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課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學生。俞敏洪認為自己的成功與做過老師有關:“老師做企業家是比較容易成功的。因為我們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滿足學生的要求。”确實，他對學生心理的理解是深刻的，并且充分利用了學生對老師的信任、崇拜心理，而獲得别人的信任。

槍打出頭鳥。很快，江湖的險惡就讓俞敏洪有了深刻體會。俞敏洪的名聲響了，招的學生越來越多，但也斷了别人的财路。中國的培訓市場一直是一個充滿殺伐的江湖，地盤的争奪戰蔓延到了貼廣告的電線杆，先是俞敏洪的廣告被對手覆蓋，後來當場就給撕了，并把老俞的員工給一刀捅到了醫院，對手情急之下使出了狠招。俞敏洪隻能求助于公安，為了和公安兄弟拉上關系，俞敏洪豁了出去，一氣喝下一斤多五糧液，直接被擡進了醫院。創業路上幾多艱辛。此時的俞敏洪，完全沒有了北大的書生氣。除了他那瘦瘦的身材和厚厚的眼鏡，痞子精神附身了，一個企業家的身影漸次清晰。一個人創業是孤單的。俞敏洪想起了海外的“兄弟”徐小平、王強和包凡一。于是，他不遠萬裡，前去邀請他們回來一起辦新東方。他們來新東方，懷着理想主義的激情和對自由的憧憬。靠着這種梁山聚義的草寇方式，借着當時英語學習熱和出國熱，新東方開始如野草般瘋狂生長。

　　痞子精神的悖論

創業者成事，要有點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痞子精神。但是，事業做大之後，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須向企業家的嚴謹轉變。2000～2004年，是新東方最困難的時期，俞敏洪備受煎熬。他要完成從一個老師到一個企業家的轉變，并将一班聚義兄弟變成一個管理團隊。“這個過程很痛苦。從原來梁山聚義的做事方式，變成按部就班、層次分明的做事模式;從原本激情狂熱的做事風格，變成冷靜而有判斷力的做事規則。這種改變，需要把自己個性中的一些東西丢掉。”這種改變對俞敏洪來說，并不輕松。此時，外部打擊也接踵而至。先是“9·11”事件，赴美簽證大幅減少，新東方的留學市場受到極大影響;接着是“非典”襲擊，停課四個月，新東方損失過億元。此外，還有ETS(美國教育考試中心)對新東方偷題的訴訟，新東方為此賠付了600多萬元。

外患是暫時的，内憂則可能緻命。“哥兒們義氣一起做，做到最後就沒有規矩了。”利益、情感、人性糾纏在一起，新東方上演了一出人性搏殺大戲，俞敏洪這個主角在其中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表演才能。最主要的是利益問題，做大了，股份怎麼分?新進入的市場怎麼分?“創業之初的夥伴們在新東方日進鬥金後，不再像以前一樣安于自己的分成，逐漸産生了利益糾葛。由于以前沒有一套機制來規定剩餘利益的歸屬，大家開始了争執和吵鬧。”新東方三駕馬車中的兩駕要脫離組織，王強、徐小平先後向俞敏洪遞交辭職書。此外，俞敏洪曾經的上鋪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辭職，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兩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經的“盟友”相繼“造反”，眼見着新東方的核心團隊就要瓦解。争鬥的同時，這些知識分子型商人開始了對痞子精神的反思，開始了對商業規則的痛苦适應。俞敏洪說:“大家就驚慌失措了。因為我們之前從來沒有學過商業規則，從來沒有學過股份制，連有限公司和無限公司都搞不清楚是怎麼回事。我們沒有這個能力來拆分這種利益軀體。”王強回憶道:“大家一樣痛苦。比如說利益問題，你要分股份，股份該怎麼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必須在談判桌上來談這些，彼此間的情感确實經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俞敏洪面臨的困難，不僅僅是兄弟們“造反”，還有來自老婆、老媽的壓力。就像很多民營企業一樣，新東方是俞敏洪和他老婆一起創辦起來的。後來，老媽，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東方工作。不僅俞敏洪這樣，其他創業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老媽對公司管理的指指點點，引起了海歸們的不滿。為此，俞敏洪制定了一個回避原則:直系親屬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這個規定首先就沒有獲得他老媽的同意:“你這個對我不管用。”俞敏洪還是強勢執行了。結果是，老媽生氣，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内争外鬥中，俞敏洪扮演了一個“劉備”的角色。他自己也說:“我比較像劉備，常常用眼淚來賺取其他管理者的同情，我不擅長用嚴格的紀律來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這種靈活的、甚至靠感覺的管理方式，在新東方内外上下騰挪。外界也因此評價俞敏洪不懂管理。“我這個人比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個性在新東方内部起到了黏合作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走向極端。這是新東方沒有崩的重要原因。”這也正是“劉備”的高明之處，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次預謀都能達到目标。無論是新東方的股份制構建，還是企業家族色彩的淡化。

　 上市真是救贖?

新東方不缺錢，也無須圈錢。為什麼還要上市?真實原因之一是上述問題的延續。俞敏洪希望用嚴厲的美國上市公司管理規則來規範内部，以制度說話，避免前面出現的人情和利益糾葛，從而實現自身的救贖，讓企業順利發展。俞敏洪坦言:“在新東方，骨幹們很容易越過規矩談感情。上市之後，外部規矩比内部規矩更強大、更有力。”上市一年多來，新東方改變了許多。新東方嚴格按照美國上市公司的要求進行内部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比如建立了員工投訴信箱、客戶投訴信箱等。然而，“做教育”和上市的`沖突也凸顯出來。“作為一家好的上市公司，你要做到收入增長多少，利潤增長多少，以及人數增長多少。但對于一個教育機構來說，它最大的可持續性發展的保障，在于它的教學質量，并不在于每年學生增加了多少。”這就是矛盾，而且還難以平衡。“我本人比較喜歡悠閑地去做一件事。這點，被上市給破壞了。”

其實，當初對于是否上市，俞敏洪一直都很矛盾。一方面，他想規範企業，變身“貴族”;另一方面，他也擔憂自由散漫慣了的“痞子”們，怎麼受得了約束。“上市之後，我的狀态也一直不太對，不是我想要的那種狀态。我其實是個随心所欲的人，但現在為了别人的利益，必須要去做很多事情，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個人英雄主義是他舍不下的情結。新東方成長至今，靠的就是這些老師一張張敢說的大嘴。現在成了美國上市公司，成了正規軍，學會閉嘴後的俞敏洪不再迷人。新東方的傳奇色彩也逐漸淡化，變成了冷冰冰的上市公司。

　　采訪中，老俞回答問題滴水不漏，謹慎小心，已不是那個曾經無所畏懼的“痞子”創業者。他身上那件寫着“CUBA”字樣的T恤，也許是他真性情的唯一流露。現在的俞敏洪，成了守業者。而且，他必須成為一個守業者。上市能否實現新東方的救贖?還有待時間檢驗。那個曾經富有痞子精神的俞敏洪已開始遠去。也許這就是宿命。

　　信念高于信仰

談及信念和信仰，俞敏洪自有一套說法。他認為信念是來自于内心的一種力量。當内心有足夠的信念時，就不一定需要外在的信仰。就像你在搖晃的公交車上,需要一個扶手來支撐你站立而不摔倒。有信仰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我本身就具備站穩的毅力，完全可以不需要扶手，這就是信念。在他心裡，信念高于信仰。他說:任何一個企業,如果具備這樣堅定不移的信念,會走得更加有力而穩健。

　 俞敏洪的三條路

俞敏洪給自己制定了三條路:第一條路，一直留在新東方，打死也不走，一直幹到80歲;第二條路，慢慢從這個位子退下來，然後過輕松逍遙的日子，到世界各地旅遊，寫寫讀書筆記或者旅遊筆記，像徐霞客那樣度過後半生;第三條路，為窮苦孩子辦一所真正的私立大學。他常說:"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像樹一樣成長，即使現在什麼也不是。但隻要你是種子，即便被踩到泥裡，十年、二十年之後，你一定能長成參天大樹。當你長成參天大樹以後，你能給人帶來一片綠色、一片蔭涼。你能幫助别人，即使人們離開，回頭一看，你依然是地平線上一道美麗的風景。　

俞敏洪是個擅長講故事的人。記者以為，俞敏洪的成功不僅僅是一個傳奇的個案，而是代表了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掙紮與抗争。俞敏洪的“北大血統”，與他這個平民英雄形象形成的一種反差，也頗讓人回味。　

痞子精神與文人創業

新東方的成功，打造了俞敏洪神話。許多人稱他為“留學教父”、“教師首富”。但萬通董事局主席馮侖的一句話卻頗有意味:“新東方的成長秘訣:三流文人 痞子精神”。特别是這個痞子精神，概括得尤為精到。馮侖寫了一本書《野蠻成長》，最近賣得很火。對于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狀态，他的描述是:“其實我更喜歡用瘋長的野草來形容，我喜歡那種狀态，如野草般強韌，瘋狂的成長，恣意的蔓延，霸氣的擴張，好不快慰!”其實，這種瘋狂成長的背後，是被壓抑的激情和噴湧的生命力。這種壓抑之後的噴湧常常表現出一種痞子精神，一種無知無畏，不瞻前顧後，絕地求生的勇氣和意志力;一種絕望後的放松，一無所有時的釋然。俞敏洪的創業史，新東方的成長史，這種痞子精神充盈其間。但是，俞敏洪畢竟是北大高材生、北大教師，怎麼也算個三流文人。所以，俞敏洪的“痞”不同于街頭混混的低俗，不同于那種裝着看透世界，自以為是的市井痞子，不同于那種沒有是非原則的暴發戶。他的“痞”是一種被逼無奈後顯出的狠勁。我們姑且稱之為“雅痞”。“京城名痞”王朔說，“痞子坦蕩蕩，老師常戚戚。”不管怎樣，教師、痞子和商人，風馬牛不相及的名詞，就這樣被攪和在了一起。一代“雅痞”真實地體現在俞敏洪，以及那一代下海的知識分子身上。

　 俞敏洪成功的反諷意義

　　俞敏洪對北大的感情是深厚的，更準确地說是複雜。俞敏洪曾經被北大邊緣化，甚至被踢了出來，但他沒有逃離，他把新東方這個當今中國最有名的私立教育機構辦在了中國最優秀的公立大學旁邊，兩相對峙，相互提醒，隐隐地，讓人感覺有些諷刺意味。如今，俞敏洪成功了，北大也經常請他去作演講。

新東方的成功也是對時代的一種反諷。新東方的培訓是靠非理性的出國熱、英語學習熱和應試教育(英語四、六級考試)發家的。徐小平自己都說，新東方上市意味着中國教育的失敗。其實，反諷的還不僅僅是應試教育，而是國人在打開國門後對西方的非理性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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