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看蘇格拉底之死?聶長建利益之争、報複心理、情感好惡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離正軌,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這種多數票決制把法律的權威放逐了,與現代法治背道而馳，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怎麼看蘇格拉底之死?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怎麼看蘇格拉底之死

聶長建

利益之争、報複心理、情感好惡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離正軌,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這種多數票決制把法律的權威放逐了,與現代法治背道而馳

　　古希臘三賢彪炳史冊,雖同為思想巨擘,師生一脈相承,卻生而有異,死亦相殊。柏拉圖以80歲高齡無疾而終,結局最好；亞裡士多德62歲死于疾病,稍有遺憾；蘇格拉底70歲時被雅典五百人會議判處死刑死于毒鸩,結果最慘。當然這是世俗的看法,蘇格拉底并不如是觀,蘇格拉底毅然放棄各種逃生的機會,在法庭上慷慨陳詞,滔滔雄辯遂成千古絕唱,從容赴死鑄造萬世留念。

　　從某種意義上說,蘇格拉底是無與倫比的預言家,他的死亡減少了天平一端的自然壽命的砝碼,卻增加了天平另一端的曆史分量的砝碼,他的死亡實際上造就了一個新生的蘇格拉底,成為西方文明的重大曆史事件,對西方的法哲學産生巨大的影響。在三賢中,唯有蘇格拉底的死亡是重量級的、有曆史價值的、有研究意義的。死亡對蘇格拉底是亦禍亦福:他在惡言之中死去,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兩項罪名被起訴,在發表著名的“申辯”之後,經五百人會議投票表決,被以280票對220票判決有罪；他在善語之中複生,醒悟過來的雅典人為他建立紀念碑,嚴懲三位指控者美勒托、阿尼圖斯和呂孔,蘇格拉底從死亡時的罪名演變為西方文明精神導師的美名。

　　蘇格拉底申辯最後一句話是:“我們離開這裡的時候到了,我去死,你們去活,但是無人知道,誰的前程更幸福,隻有神才知道。”實際上,結合前面的辯詞,蘇格拉底至少肯定他本人知道,他本人的前程更幸福,因為死亡不過是靈魂從卑微之處遷往高貴之處,那裡有正義、有真正的法官、有生前正直而死後成為神的諸多英雄,能在這樣心儀的環境與高貴人士促膝談心、朝夕相處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死也值得。這是蘇格拉底的複雜心态:激昂不掩蓋無奈、雄壯不遮蔽悲戚、果敢散發着絲絲悔意、機智暗藏着片片狡猾、無念包含着點點雜念,單純得并不單純,死還要想着死的好處,蘇格拉底對自己既高度欣賞又稍微同情。他偉大得超凡脫俗,激昂、果敢、機智、無念等非凡的珍貴秉性富聚其身,熠熠發光；他再偉大也是人,無奈、悲戚、悔意、雜念等人性弱點也如影相随,隻不過是在前者照耀下略顯暗淡,這貴賤兩面性同時融合在蘇格拉底身上,看不到這一點,對蘇格拉底的認識是偏頗的,對蘇格拉底之死的法律解讀也是膚淺的。此時的蘇格拉底已經别無選擇,如果他選擇逃生,固然不是一件難事,曆史如何評論他,他又如何面對自己執著的信念?凡夫俗子好死不如賴活,高貴名士豈能苟且偷生,我們應尊重他們的選擇。但蘇格拉底不僅追求生的意義,也追求死的意義,他的那種死亡方式:對輕薄指控者、無良審判者、不義判決書的嘲弄和對死亡世界神話仙境般的素描,是一部輕松的喜劇,那是在揶揄置其于死地的法庭；對償還鄰居一隻公雞的臨終囑咐、對正義法律的至死追求、對兒子求善戒狂的殷切期望,是一部沉重的悲劇,那是在警醒以之為鏡鑒的曆史。

　　斯人已去,今人凝思。法治要求慎用死刑。在大衛的著名油畫《蘇格拉底之死》中,主人公裸露的瘦弱身子襯托出堅強的意志,一邊高舉左手對弟子們諄諄教誨,一邊伸出右手欲從弟子手中接過毒酒杯,老師的淡定無畏和學生的聚精會神巧妙地融合在一個本是恐怖的死亡場面,震撼人心。但這是藝術,感染性有餘而真實性不足,面對死亡,我們看見英雄臉上的大義凜然,卻不見其内心深處的驚濤拍岸,說到底,誰不留戀生命而恐懼死亡?蘇格拉底不過是憑其英雄氣概鎮住恐懼而表現得淡然,确實很淡然但也是看起來很淡然。法治是一種生活方式,法律也是服務于人們的生活,而生命是生活的依托,生命都沒了,還談什麼。作為西方文明發源地的雅典,在這方面做得确實不夠好。公元前406年,雅典海軍擊敗斯巴達,10名海軍将領因為陣亡戰士屍首未及時收回而被起訴,擔任公民大會輪執主席的蘇格拉底認為審判不公,投了唯一的反對票,但沒能挽救海軍将領的性命,反而和民主派結怨,埋下其後來死亡的伏筆。考慮到雅典當時的人口較少而被判死刑的人相對較多的情況,就算“亵渎神明”、“腐化青年”、“陣亡戰士屍首未及時收回”等指控成立,今天看來也不至于死罪吧,但那時是死罪,雅典法律的問題是相當突出的,而在廢除或慎用死刑的今天,蘇格拉底之死是不可能複制的,法律的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法治意味着依法而治。攸關的生死僅由會議投票數決定,這發生在雅典海軍十将領和蘇格拉底身上,也意味着在雅典法律被架空了,公民的權利随意受損。雅典名将阿裡斯泰德以“公正者”著稱,在公元前483年的公民大會上被投票放逐,有個不相識的文盲農民把陶片遞給他代為刻字并回答他的疑問:“經常聽人歌頌他為‘公正者’,很煩人,幹脆放逐了算了。”單純票決制中的投票人正如亞裡士多德所言,“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獸欲,雖最好的人們(賢良)也未免有熱忱,這就往往在執政的時候引起偏向”。利益之争、報複心理、情感好惡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離正軌,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響的神祗和理智的體現”。這種多數票決制把法律的權威放逐了,與現代法治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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