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中

舉世聞名的曾侯乙編鐘以其曆史悠久、規模宏大、音域寬廣、造型精美、鐘樂獨特而在世界音樂史上享有盛譽。鮮為人知的是，此編鐘巧妙地荟萃了當時多國編鐘的精華，把65件制式不同、鑄造各異的樂鐘按照當時的樂理荟萃為一體，并在橫梁上配有樂譜，從而使中國古代的編鐘躍升為廟堂禮樂的重器，宮廷樂舞的主角（圖1）。這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再創造，在中國古代音樂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篇章。

圖1

一、 從楚惠王贈送的镈鐘說起

在曾侯乙編鐘長梁一層的居中位置上，有一件樂鐘最為顯眼、特殊：

從制式上看，它屬于镈鐘，在65件樂鐘裡，僅此一件；

從體量上看，它的重量為134.8公斤，比左邊的甬鐘重15.5公斤，比右邊的甬鐘輕16.8公斤；

從懸挂方式上看，它居于中央，屬于正面懸而挂之，其他甬鐘則是側面斜挂。

從紋飾上看，它的鐘紐由四條盤龍組成，活靈活現。鐘身缺少其他樂鐘凸起的枚，取而代之的是排列有序的四組20個泡狀圓形渦紋，梅花形分布，為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上典型的紋飾。

圖2

更為重要的是，鐘身征中梯形位置上刻有三行31字銘文（圖2），全文是：“隹（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崵（陽），楚王酓(yǎn)（熊）章，乍（作）曾侯乙宗彜，奠之于西崵（陽），其永持用享（圖3）。”

圖3

根據這個銘文，當初人們解釋為，此镈鐘是楚惠王得到來自西陽的訃告，獲悉曾侯乙去世後，專門做了這件镈（bó，音博）鐘送給他以資吊唁的。（注：楚王熊章，是楚武王後第十二傳的楚惠王。）

現在深究起來，這種說法讓人疑窦重重，很難解釋得通，因為：

一是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後，馬上就送去了一套镈鐘，好像很早就有準備，這是不太可能的。因為曾侯乙正值壯年時去世，并沒有将要死去的征兆。

二是楚惠王事先如果沒有任何準備，設計并鑄造一套曾侯乙所需要的、能與其他樂鐘相匹配的镈鐘，是一項耗時耗力的重大工程，絕不是一兩個月甚至一年半載就能夠完成的事情。

三是楚惠王送的這件镈鐘懸挂在鐘簨（音sǔn,音榫）即下層長橫梁的正中位置上，而橫梁上的髹漆又正好與懸挂這件镈鐘相吻合，也就是說，橫梁是與镈鐘完全配套的。曾侯乙編鐘的橫梁是古代的一件大型漆器，按照戰國時期的生産工藝和能力，制作這樣的漆器至少需要上百人花費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甚至更長。

這就等于說，曾侯乙去世後，為了等待楚惠王送來這件镈鐘，相隔很長一段時間才下葬，包括那21位陪葬的樂女。顯然，這有點不太符合情理。

那麼，問題出在哪裡呢？筆者認為就出在對楚惠王贈送镈鐘上留下銘文的判讀上。

首先，斷句不夠準确。

筆者認為正确的斷句應當為：“隹王五十又六（年），祀，返自西崵，楚王酓章，乍曾侯乙宗彜奠之，于西崵，其永持用享。”

這樣的斷句與前面的區别是：其一，并不是第五十六次祭祀，而是五十六年的祭祀活動。其二，楚惠王作曾侯乙“宗彜奠之”， 宗彜，不是一件镈鐘，是一整套祭祀用品，僅镈鐘就有數件。早在北宋時期就出土過兩件同樣銘文的镈鐘。奠之，放置的地點應該在西陽曾侯乙家族的廟堂處。西陽在今河南省光山縣西南，是曾國的都城。連貫起來指的是為曾侯乙家族的廟堂裡制作了一套青銅禮器用以祭奠祖先。

其次，對個别文字的理解不夠準确。

一個是“返”字。這是一個關鍵詞，有人認為“返”字代表報喪或訃告，這是理解上的錯誤。這個“返”字與報喪根本就不沾邊。“返”表示楚惠王從祭祀他祖先的地點返回家鄉，而不是從曾侯乙去世的西陽返回，是在返回的路程中經過西陽之地。

再一個是“祀”字。這也是一個關鍵詞，本義指古代對神、鬼、先祖所舉行的祭禮。這裡指楚惠王去祭祀他的先祖。如果理解為是祭祀曾侯乙，那就錯了，因為曾侯乙并不是楚惠王的先祖。

最後一個是“奠”字。這是一個更為關鍵的詞，其本義是把酒擺放在祭壇上祭祀死者，以後泛指擺放祭品。镈鐘銘文上的奠字有一個寶蓋頭，意思是家奠。“宗彜奠之”，奠誰呢？這裡非常明确，奠的是曾侯乙的先祖，而不是楚惠王的先祖，更不是曾侯乙本人。

這樣回過頭來看，楚惠王贈送的這件镈鐘，與曾侯乙之死沒有任何關系。而是健在的曾侯乙把自家祖廟中楚惠王曾經贈送的青銅禮器中的一件镈鐘，從容地安裝到了自己集納、荟萃的一套編鐘上。

說句實在話，曾侯乙生前從自家宗廟中把祭祀祖先的禮樂重器，弄到自己的墳墓中準備随葬，有點“大不敬”的意味。但是，曾侯乙在衆多禮器中隻選擇了一件镈鐘帶走，目的是為了在天堂裡表明楚國與曾國的親密關系，況且還有大量禮樂重器包括其他镈鐘留在宗廟裡。再說，他還用自己精心鑄造的另一件大小相近、音律相同的甬鐘替換上去，也算說得過去吧！

二、節奏樂器到旋律樂器的演變

我國古代的編鐘，起源于殷商，發展于西周，鼎盛于春秋戰國，秦漢以後逐漸衰落。這個過程得到了現代考古發掘的證實。

——安陽殷墟出土的三件組編鐘、大司空村312号墓出土的三件組編鐘、安陽小屯婦好墓出土的五件組編鐘、江西新幹大洋州商墓出土的三件組編鐘等，都以實物說明殷商時期的一套編鐘的數量較少，它們之間并沒有準确的音律關系，讓人欣賞的主要是樂音，同時為打節拍而制造聲響，相當于敲擊鼓點，稱為節奏樂器。這個時期的編鐘還不能獨立演奏出樂曲的旋律，顯然是屬于樂隊的配屬樂器。

——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西周八件組編鐘、山西曲沃趙村晉侯墓地8号墓出土的西周晉侯蘇十六件組編鐘等，以實物說明西周時期的編鐘鑄造得到長足的發展，一套編鐘組合的數量越來越多，它們之間有比較準确的音律關系，可以獨立地奏出樂律，開始從節奏樂器向旋律樂器演變。演變的必要條件，一是樂鐘的數量要足夠多，二是每個樂鐘的音律要相對準确。這就需要在編鐘的打造上經曆一個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據考證，那套十六件組的晉侯蘇編鐘，并非同一時期鑄造，而是在西周初期至共和元年的二三百年間不斷發展擴充而成的。這說明古人制作一套編鐘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經過幾代人長期不懈的努力。

——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孫诰二十六件組編鐘、湖北随州棗陽九連墩1号墓出土的三十四件組編鐘、以及2020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公布的随州棗樹林曾國貴族墓地出土的三十四件組編鐘等（圖4），以實物說明春秋戰國時期編鐘的規模和數量已經大大超過西周時期，樂鐘之間有着更加準确的音律關系，足以自如地演奏各種音樂的旋律，最終完成了從節奏樂器到旋律樂器的演變。在諸侯強盛、“禮崩樂壞”的時代背景下，編鐘的制作和演奏進入了曆史上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稱得上是“旋律樂器的主角，宮廷禮樂的重器”。

圖4

曾侯乙編鐘就是在這樣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由曾國的貴族們數年間舉全國之力打造出來的。換句話說，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并不是一次性設計、鑄造的一套完整的編鐘，而是由多套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制式的樂鐘有機地拼湊、組合起來的大型禮樂重器。

三、由多種不同制式構成的曾侯乙編鐘

西周以前的一套編鐘，多為一種制式；而到春秋戰國時期，一套編鐘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制式。比如新近出土的曾國貴族墓地三十四件組編鐘（見圖4），就是由三種制式組成，即鈕鐘、甬鐘和镈鐘，這套編鐘的三種制式都是一次性設計并制造出來的。

曾侯乙編鐘也包括鈕鐘、甬鐘和镈鐘三種制式，但卻是由不同時期、不同國家、不同工藝分别鑄造出來的。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筆者将反複考察、辨别的結果分列如下：

首先，曾侯乙編鐘的三種不同制式是有顯著區别的。

①鈕鐘是指樂鐘上部有一弧形挂紐，懸挂在橫梁上是垂直的。曾侯乙編鐘共有19件鈕鐘，分為三組，分别安置在三個上梁上。

②甬鐘是指樂鐘的上部有一圓柱形的長把子，懸挂在橫梁上是傾斜的。曾侯乙編鐘共有45件甬鐘，分四組安置在兩個中梁和兩個下梁上。

③镈鐘是指樂鐘上部的挂紐制作成如同玉璧上的出廓紋飾，有的鐘身上也有類似的紋飾。曾侯乙編鐘隻有1件镈鐘，即楚惠王贈送的那一件，懸挂在下梁中間的位置上。

其次，曾侯乙編鐘的三種制式組成的數量和特點不盡相同，且鑄造的風格也有明顯的區别。

先說镈鐘：即楚惠王贈送的1件(見圖2)，通高92.5厘米，鈕高26厘米，平口沿。鈕為兩對蟠龍，其下一對回首卷尾，其上一對引頸對銜。鐘身兩側無枚，有泡狀圓形渦紋。錯金銘文嚴謹規範。帶有典型的楚國風格。

再說鈕鐘：懸挂在上梁的三組共19件，為一套，大小各異，弧形口沿，通體素面無紋、無枚（圖5），帶有明顯的晉國風格。錯金銘文簡單，基本為二字，最多為四字，最少為一字。字體與甬鐘略有差别，但整體上仍然屬于曾系文字。

圖5

最後說說甬鐘：懸挂在中梁和下梁上的45件甬鐘，可以分為四套，即大型長枚甬鐘、長枚甬鐘、短枚甬鐘和無枚甬鐘。枚，是指鐘身上部凸出來的乳釘，每個有枚樂鐘上都有四組、每組九枚，共計36枚。它們均帶有明顯的曾、申兩國的風格，因為這兩個國家臨近，國土相連。

圖6

①大型長枚甬鐘：懸挂在下梁上，共計12件，為一套（圖6）。

通高90.8～146.9厘米、甬長40.5～64.5厘米之間，弧形口沿，甬下部有旋、斡，甬上陰刻花紋，這一點與一般長枚甬的花紋是鑄上去的有明顯不同。錯金銘文整齊、清晰，字體統一。

②長枚甬鐘：懸挂在中梁上，共計10件，為一套（圖7）。

通高49～81.3厘米、甬長22.6～35.9厘米之間，弧形口沿，甬上鑄有凸起的蟠龍紋。甬下部也有旋、斡。此外，舞、篆、鼓部位也飾有蟠龍紋。錯金銘文如同大型長枚甬鐘。

圖7

③短枚甬鐘：懸挂在短梁的中間部位上，共計11件，為一套（圖8）。通高39.3～71.8厘米、甬長17.26～31.77厘米之間，弧形口沿。其枚比大型長枚甬鐘和長枚甬鐘要短得多，征中和鼓部錯金銘文較多，字體規整。标明音律的重要銘文多出現在短枚甬鐘和無枚甬鐘上。

圖8

④無枚甬鐘：懸挂在長梁中層位于長枚甬鐘和短枚甬鐘之間，共計12件（圖9）。通高37.2～71.1厘米、甬長16.2～31.5厘米之間，弧形口沿。甬身上的紋飾為印模鑄制，包括圓渦紋、蟠蛇紋、陶紋、雷紋等。錯金銘文規範嚴整。

圖9

綜合以上，從制式、形狀、紋飾、銘文等多方面分析判斷，曾侯乙荟萃、集納了至少六套編鐘的精華，即：

①鈕鐘一套19件；

②大型長枚甬鐘一套12件；

③長枚甬鐘一套10件；

④短枚甬鐘一套11件；

⑤無枚甬鐘一套12件；

⑥镈鐘一套1件。

根據編鐘銘文中記述曾國與楚、齊、周、晉、申等國的律名對應關系，可以初步判斷這六套編鐘分别出自楚、齊、周、晉、申五國，再加上曾國，共計六國。這六國代表了當時天下禮樂重器的較高水平。楚代表着南方，齊代表着東方，晉代表着北方，都是諸侯大國，而周代表着中央天子，申與曾則代表着小國。這些國家和地區當時在樂器制造和樂理探索方面或領先于同時代的其他諸侯國。

四、曾侯乙荟萃重器、集納編鐘的藝術再創造

為什麼名不見經傳的曾侯乙，要把不同國家、不同時期、不同制式的六套編鐘按照音律集納為一體，創造出一套前無古人的禮樂重器呢？這還要從曾侯乙的身份、家族和音樂素養講起。

曾侯乙，生前為曾國的國君，其墓中遺骸經碳14測定，死時年齡在42至45歲之間（圖10）。從镈鐘銘文上曾、楚兩國的關系判斷，曾侯乙當國君的時間大緻在戰國早期中段。

圖10

曾侯乙墓出土了包括大型編鐘、編磬、建鼓、手鼓、扁鼓、懸鼓、瑟、笙、築、二十五弦琴、十弦琴、竹篪、排蕭等100多件樂器，還有21位妙齡女子作為演奏者陪葬。這就使曾侯乙墓成為先秦時期音樂文化的珍奇寶庫，成為一座音樂的殿堂。由此可見，曾侯乙是戰國時期一位終生酷愛金石樂和管弦樂的音樂家。

從近年來出土的文物看，小小的曾國似乎有着制作大型編鐘的文化傳統，曾國的幾代國君幾乎都用規模龐大的編鐘來陪葬。近年來發掘曾國貴族墓地發現青銅禮樂器近600件，其中不同組合的編鐘竟有近百件之多，包括曾公求編鐘34件、曾侯寶編鐘被盜後尚存15件、曾侯得編鐘20件、曾侯寶夫人芈（mǐ，音米）加編鐘被盜後尚存19件。這種貴族死後以衆多編鐘陪葬的享受方式，對曾侯乙一定會産生較大的影響。

在曾侯乙墓出土的5件衣箱中，有一件與衆不同，箱蓋上用紅漆描繪着編鐘樂譜，與編鐘橫梁上的樂譜差不多，黑漆處用錐書“昏匫（hū，音呼）”二字，因知其器名為匫，而“昏”與“婚”通假，由此可知此物為古代結婚時存放嫁妝的箱子。這說明在曾侯乙的妻妾中，至少有一位精通音律（參見光明網2020年10月23日《再談“二維碼圖”：曾侯乙墓中多種器物上的編鐘樂譜》）。這也會對曾侯乙音樂造詣的提升和音樂實踐的豐富有所幫助。

曾侯乙在打造這件舉世無雙的編鐘時，并非把六套列國編鐘簡單、機械地拼湊起來，而是嚴格按照當時的音律，通過自己的藝術再創造，把65件樂鐘有機的荟萃、集納、組合為一體。這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調動了高度的知識、智慧和能力，運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工藝、技術和流程，完成了古代諸侯國罕見的一項重大系統工程。

第一，統一雕刻新的銘文

先秦時期各國的文字并不統一，楚系、曾系文字接近于周系文字，而晉系、齊系、申系文字與之區别較大。目前所見呈現在曾侯乙65件編鐘上的文字，基本上是統一的，廣義上屬于楚系文字，大部分文字同于或近于楚系戰國古文的寫法。用放大鏡觀看編鐘上的錯金銘文，可以确認它們都是雕刻上去的，而非鑄造上去的。同時可以發現許多鐘身都是經過磨锉的（圖11），未經磨锉的隻占少數。這就說明人們現在看到的錯金銘文，并不是當初制作編鐘的原始銘文，而是曾侯乙将其納入囊中後命人磨去舊的銘文，重新雕刻新的銘文。這些銘文的内容包括：強調編鐘的歸屬為曾侯乙，以及各樂鐘的編号、标音、樂律等。這就用曾國的文字把六套編鐘融為一體。

圖11

第二，統一調整樂鐘的音律

這是把不同的樂鐘組合為一體必備的重要工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标準的音律是“五音十二律”，即宮、商、角、徵、羽五音，以及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ruí)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我國古代的十二律是按照“三分損益法”确定的，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音律。曾侯乙編鐘剛出土時有人誤認為那件“築”即五弦琴就是定音用的“均鐘”。其實，既然叫“均鐘”，一定是鐘的形狀，而不會是琴的形狀（參見光明網2020年11月20日《失傳千年: 曾侯乙墓驚現古代樂器“築”》）。曾侯乙編鐘短梁中層青銅套頭上懸挂的兩件短枚甬鐘，有可能就是調試用的均鐘。當然，這還要經過嚴格的測試才能認定。以均鐘為基準，調整其他樂鐘音律的方法，就是磨锉鐘腔的内壁。因為鐘腔内壁上有音隧（圖12），即在鑄造時有意形成凸起的部分，通過适當的磨锉内壁而達到所需要的标準音律。這是一項細緻而複雜的工程，需要有聽覺靈敏、樂感極強的專業人員反複地精心調試，才能最後定音。

圖12

第三，統一懸挂各式編鐘

曾侯乙編鐘的挂鈎構件共計65副，含195個零件，青銅鑄造，分爬虎套環、雙杆套環、框架鈎、焊鈎、插銷五式，其懸挂方式有三種，即環挂、鈎挂和插挂。這是曾侯乙根據不同的鐘型專門設計、制造出來的。

其一，環挂式。主要集中在下梁的編鐘上，挂鈎為爬虎套環（圖13）和雙杆套環兩種。這種懸挂方式一方面能夠使橫梁經受住較重的分量，另一方面能夠使甬鐘在斜挂的狀态下敲擊後保持穩定。

圖13

其二，鈎挂式。主要集中在中層的甬鐘上，挂鈎為框架鈎和焊鈎兩種（圖14）。這種懸挂方式可以使甬鐘在傾斜的狀态下不受幹擾地發出自身的樂音，同時方便在調音時随時把樂鐘取下來或挂上去。

圖14

其三，插挂式。主要集中在上層三個短梁的鈕鐘上，以曲尺形長銷插入橫梁方孔内，承挂鐘鈕。這種懸挂方式可以使鈕鐘保持垂直狀态，敲擊時減少擺動。

第四，統一打造鐘簨與鐘簴

鐘簨（sǔn，音榫）即編鐘的橫梁；鐘簴（jù，音具）即編鐘的立柱。為使65件樂鐘成為一體，曾侯乙精心打造了一件世所罕見的、銅木結構的鐘簨與鐘簴，即橫梁與立柱，屹立兩千年而不倒。

橫梁以木質為主，通體髹漆，紅黑相間。古代的髹飾工藝費工費時，大約需要至少上百道工序。曾侯乙編鐘曆經千年，漆色保持不退，依然鮮豔奪目，說明當時的工藝水平已經非常先進。編鐘橫梁上發現有銘文、符号、圖案，據考證這是中國古代完整的、用于演奏的編鐘樂譜，成為曾侯乙荟萃重器、集納編鐘藝術再創造的最大亮點（參見光明網2020年8月31日發《“二維碼圖”：曾侯乙編鐘橫梁上的古樂譜》）。

立柱以銅質為主，由6件銅人柱、2件銅圓柱和6件小圓柱組成。銅人柱呈武士直立托舉狀，身、首、肢體比例适當，頭頂圓冠，身着右衽長袖緊身上衣和曳地下裳，細腰緊束寬帶，左佩一柄銅劍，目睜口閉，凝視前方，形态肅穆安詳，似乎陶醉在聆聽主人演奏編鐘的歡樂氛圍中。

總之，曾侯乙以他的國君身份和音樂天賦，采用集納、荟萃、組合的方式，對春秋時期的列國編鐘進行重大的藝術再創造，充分體現了我國古代樂器制作的高超水平，體現了公元前五世紀東方音樂理論和音樂藝術實踐的巨大成就，書寫了中國乃至世界音樂史上的奇迹，為中華民族留下了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産，這是需要我們格外珍惜的。

2021年1月6日于北京

本文參考資料：《史記（司馬遷）》《漢書（班固）》《中國古代文化常識（王力）》《中國重大考古發掘記·曾侯乙（譚維四）》《湖北出土文物精華》《曾侯乙文物藝術》《曾侯乙編鐘（鄒衡、譚維四）》《曾侯乙（湖北省博物館）》《中國音樂史(司冰琳)》

來源： 光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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