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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概覽

一項美國的隊列研究，對比了心髒再同步治療（CRT-D）與植入ICD雙腔起搏器（DC-ICD）在需要心室起搏老年患者中的應用差異

一項韓國的隊列研究，評價了接受口服抗凝劑治療的亞洲房顫患者的體重指數（BMI）與臨床結局之間的關系

VENUS試驗的二次分析中，進一步評價了持續性房顫導管消融術中Marshall靜脈注射乙醇對預後影響的決定因素

一項美國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總結了接受羟基氯喹/阿奇黴素（HCQ/AZM）治療的COVID-19患者QT延長的臨床特征

雙腔或心髒再同步治療除顫器在需要心室起搏老年患者中的應用和結局

頻繁的右心室（RV）起搏可導緻并加重心力衰竭。心髒再同步治療（CRT）已被證明與需要頻繁右心室起搏的左室射血分數降低患者的預後改善相關，但CRT與雙腔（DC）設備的使用模式以及這些患者在臨床實踐中的相關預後尚不清楚。

這項回顧性隊列研究使用了美國國家心血管數據注冊中心（NCDR）ICD數據，共分析了3100例在2010年至2016年間首次植入CRT除顫器（CRT-D）或DC-ICD的患者，這些患者具有I或II級指南室性心動過緩起搏指征，但沒有CRT的I級指征。

納入分析的患者平均年齡為76.3歲，男性占80.6%。相較于DC-ICD治療患者，CRT-D治療患者的3度房室傳導阻滞（48.8% vs 30.8%，P＜0.001）、非缺血性心肌病（29.9% vs 18.2%；P＜0.001）以及既往有心力衰竭住院（41.4% vs 30.0%；P＜0.001）的比例更高（圖1）。

圖1.（未調整）DC-ICD和CRT-D的死亡率、再住院率

調整後，相較于DC-ICD，CRT-D與較低的1年死亡率（HR=0.70；95%CI：0.57~0.87；P=0.001）和心力衰竭住院率（HR=0.77；95%CI：0.61~0.97；P=0.02）相關（圖2），并發症方面無顯著差異。醫院對CRT的使用存在差異（中位OR=2.00），并且随着時間的推移，該隊列中CRT的使用率更高（2010年為48.4%，2016年為60.9%；P＜0.001，圖3）。

圖2. CRT-D治療患者的住院頻率

圖3. DC-ICD和CRT-D治療的時間趨勢

小 結

這項隊列研究顯示，在有心動過緩起搏指征但沒有CRT I級指征的，并且接受ICD植入的老年患者中，CRT-D與DC裝置相比具有更好的結果。研究還觀察到設備類型使用的變異性，CRT植入率随着時間的推移而增加。

接受口服抗凝治療的亞洲房顫患者的體重指數和臨床結果

體重指數（BMI）對房顫患者臨床結局的影響仍然存在争議，尤其是在亞洲人中。為了評估接受口服抗凝劑治療的亞洲房顫患者的體重指數與臨床結局之間的關系，這項研究利用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的韓國國家健康保險數據庫（圖4），分析了缺血性卒中、顱内出血、胃腸道出血住院、大出血、全因死亡以及根據BMI分類的複合臨床結局。

圖4. 研究入排标準及分組流程

共有43 173例患者被納入BMI分類（kg/m²）：低體重（BMI＜18.5）占3%，正常體重（BMI 18.5~23）占28%，超重（BMI 23~25）占24%，Ⅰ級肥胖（BMI 25~30）占39%，Ⅱ級肥胖（BMI ≥30）占6%（圖5）。

圖5.患者的BMI分布情況

結果顯示，較高的BMI（每增加5 kg/m²）與缺血性卒中（HR=0.891，95%CI：0.801~0.992）、胃腸道出血住院（HR=0.785，95%CI：0.658~0.937）、大出血（HR=0.794，95%CI：0.686~0.919）、全因死亡（HR=0.658，95%CI：0.605~0.716）和複合臨床結局（HR=0.751，95%CI：0.706~0.799）顯著相關，但與顱内出血（HR=0.815，95%CI：0.627~1.061）除外（圖6）。

另一方面，體重不足也與綜合臨床結局的風險增加相關（HR=1.398，95%CI：1.170~1.671），主要由全因死亡風險增加驅動（圖7）。非維生素K拮抗劑口服抗凝劑與華法林對不同BMI組患者臨床結局的影響相似。

圖6. BMJ作為臨床結局連續變量的校正危險比

圖7. 不同BMI患者的臨床結局

小 結

該研究表明，BMI越高，缺血性中風、大出血的風險越低，生存越好。體重不足的患者有更高的全因死亡和複合臨床結局風險。房顫患者的最佳體重指數應根據綜合護理路徑确定和管理。

持續性房顫導管消融術中Marshall靜脈注射乙醇對預後影響的決定因素：VENUS試驗的二次分析

2020年ACC報道的VENUS試驗表明，在導管消融（CA）治療中，通過Marshall靜脈（VOM）灌注乙醇可改善持續性房顫（AF）的消融效果。VOM乙醇灌注對心律控制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異質性。該研究旨在評價二尖瓣周圍雙向傳導阻滞的成功率和手術容積與預後的關系。

研究将343例持續性房顫患者随機分為CA聯合VOM乙醇灌注組（VOM-CA）和單獨CA組。主要結局（單次手術後30秒以上無房顫或房速）按2類進行分析：（1）成功 vs 無二尖瓣周圍阻滞；（2）高容量中心（入組＞20名患者） vs 低容量中心（圖8）。

圖8. 研究設計

結果顯示，在二尖瓣周圍阻滞患者中，VOM-CA組達到主要結局的比例為54.3%，CA組為37%（P=0.01）。在無二尖瓣周圍阻滞的患者中，VOM-CA術後無房顫/房速的比例為34.0%，CA組為為37.0%（P=0.583）（圖9）。

圖9. 二尖瓣周圍阻滞與臨床結局

在高容量手術中心，VOM-CA組達到主要結局的比例為56.4%，CA組為40.2%（P=0.01）。在低容量手術中心，VOM-CA組無房顫/房速的比例為30.77%，CA組為32.61%（P=0.84）。在高容量中心成功實施二尖瓣周圍阻滞的患者中，VOM-CA組的主要結局比例為59%，CA組為39.1%（P=0.01）。相互作用檢驗具有顯著性（二尖瓣周圍阻滞P=0.002，中心容量P=0.04）（圖10）。

圖10. 手術中心的容量與臨床結局

小 結

對于持續性房顫的導管消融，在有二尖瓣周圍阻滞的患者中，加入Marshall靜脈的乙醇關注，并且在高容量手術中心進行時，對患者預後有較大影響。二尖瓣周圍阻滞可以作為VOM手術的一部分。

羟基氯喹/阿奇黴素治療COVID-19患者的QT間期延長

羟基氯喹/阿奇黴素（HCQ/AZM）已廣泛用于治療COVID-19，但其在該人群中QT間期延長和心律失常的風險未知。本研究旨在描述HCQ/AZM治療的COVID-19住院患者隊列中QT（QTc）延長的臨床特征（圖11）。

研究回顧性分析了415例接受HCQ/AZM治療的COVID-19住院患者。QTc間期在給藥前和給藥後的前5天計算。主要終點是QTc延長的幅度以及與QTc延長相關的因素。次要終點是持續性室速或室顫的發生率和全因死亡率。

圖11. QT間期檢測的機構策略

在納入分析的415例患者中，QTc從443±25 ms增加到473±40 ms（87例QTc≥500 ms）。QTc延長≥500 ms的相關因素有年齡（P＜0.001）、體重指數＜30 kg/m²（P=0.005）、心力衰竭（P＜0.001）、肌酐升高（P=0.005）和肌鈣蛋白峰值（P＜0.001）（表1）。在一個死亡率已經很高的人群中，QTc的變化與短期内的死亡無關（HR=0.998；P=0.607）（圖12）。未觀察到原發性高級别室性心律失常。

圖12. COVID-19住院患者QTc間期延長的研究

表1.與QTc延長≥500ms獨立相關的臨床因素

小 結

該研究表明，接受HCQ/AZM治療的COVID-19住院患者存在QTc延長。其中，年齡、BMI、心衰、肌酐、肌鈣蛋白等臨床因素與QTc延長有關；但QTc的改變與死亡風險的增加無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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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國際循環》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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