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中，常會用“群雄逐鹿”、“逐鹿中原”這樣的詞語來描寫天下權勢的角逐。看鹿在誰手？便問鼎天下！顯然這裡的鹿有了更深層的指代意。人們為什麼會說“逐鹿”，而不是“逐龍”、“逐虎”、“逐馬”呢？

漢字在最初造字時以象形為主，即古書所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觀鳥獸之行迹，察山川風雨之演相，體類象形而造字”，這在鹿字上很明顯地體現了出來。《說文解字》中說：“鹿，獸也，象頭角四足之形。”鹿的古文字形像一隻鹿的側面，突出鹿頭上的兩枝角和四肢，這來源于人們對生活的細緻觀察和生動把握。

上古中原大地上，鹿是一個數量很大的動物種類，《詩經》的《吉日》中的“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桑柔》中的“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等，都描述了鹿衆多的景象，這從漢字中也可以反映出來。例如，“塵”字的甲骨文字形和小篆字形中，上半部分分别是一隻和三隻鹿，下半部分是土，《說文解字》将其解釋為“鹿行揚土也”，鹿是善于奔跑、喜好群居的動物，當群行時必揚起塵土。從“塵”字的古字形，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場景：在茫茫高原上，一大群鹿跑過，揚起漫天的塵土。以鹿的形象造“塵”字，足以說明當時鹿之數量衆多。

既然鹿随處可見，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它自然就成為人們談話中取譬說理的對象。《孟子·梁惠王上》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雲：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這裡的沼，就是梁惠王的苑囿，那裡有很多的麋鹿。孟子見到麋鹿，便借此與梁惠王探讨賢者之道，并且進一步引用《詩經·大雅·靈台》這首詩，說周文王在靈囿，鹿就能悠閑地栖于樹蔭下、魚就跳躍喜樂，從而希望梁惠王也能向文王學習，做到與民偕樂。這樣的取譬說理是多麼巧妙自然。

可見，古人從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事情、經常接觸的對象中發現了社會生活甚至國家治理中的某些共同事理，這正如修辭學所說，一切巧妙的修辭都來自于人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和感悟。溫順友善的鹿從本是被追逐捕獵的對象，到變成權力的象征，是因為當人們在目睹統治階級對權力的追逐時，會很自然地聯想到日常生活中逐鹿捕獵的情形。《史記》裡記載：楚漢相争的時候，韓信被封為齊王。有個叫蒯通的辯士，勸韓信和楚、漢三分天下，韓信不肯。西漢建立後，韓信被殺，劉邦又派人抓到蒯通。蒯通辯解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用失鹿比喻秦失天下，各地湧現的英雄人物互相争之，才能高、行動快者得之，這也正是他勸韓信争天下的原因。劉邦一聽有理，便放了蒯通，典故“逐鹿天下”由此而來。此後，“鹿死誰手”中的鹿，就再也不是一隻自然界中的鹿，和“問鼎中原”中的鼎一樣，成為王權的象征。後來金庸先生作小說《鹿鼎記》，就取意逐鹿及問鼎。

在中國文化的動物形象裡，說到鹿，就不可不說鶴。有一句吉祥話叫“鶴鹿同春”，很多古代建築，如故宮的儲秀宮、頤和園的樂壽堂，都在院中放置着銅鹿與銅鶴。“鹿鶴”取其諧音“六合”，合起來便是“六合同春”的美好寓意。

那麼，鹿與鶴同時呈現，僅僅是因為諧音的緣故嗎？當然沒有這麼簡單。《周易》裡講“一陰一陽謂之道”，中國文化，是一種重視陰陽平衡、剛柔并濟的文化。鹿與鶴，就正如是一陰一陽的文化形态代表：鶴，那挺拔的姿态、瘦削的體型、凜然的精神、接近天空的生命狀态，就是一種陽剛文化的代表，正如《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那是一種生生不息的氣勢，是一種君子昂揚的态勢；鹿，那溫順的脾性、敦厚的體态、和善的心性、接近大地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種陰柔文化的代表，正如《周易》裡另一句“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那是一種包容厚德的精神，是一種善待萬物的胸懷。

一鹿一鶴，就構成了一陰一陽的平衡與完善。六合同春，剛柔既濟，喻示着萬事萬物各得其所，是“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陰陽有序、社會和諧。而中國文化在方方面面，都呈現出陰陽并道、剛柔并存的互補性，這正是其如此有張力、有活力、有耐力的重要原因。（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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