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全文為：“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一作望）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一作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卷三《飲酒·其五》）。

　　“悠然見南山”，《文選》卷三十“雜詩下”、《藝文類聚》卷六五“産業部上· 園”均引作“悠然望南山”。自蘇轼提出“望南山”為“見南山”之誤以來，圍繞“望/見”這一處異文，曆代學者争論不休，迄無定解。“望”“見”在中古時代的典籍裡多有互通混用的情形，如劉桢《贈徐幹》“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初學記》卷十一“職官部上·中書侍郎第十”引作“遙見西苑園”；謝朓《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引領見京室”，《藝文類聚》卷三一“人部十五·贈答”引作“引領望京邑”等。在六朝隋唐人看來，二字似無明顯的優劣之分。

　　“南山”之争

　　“悠然見南山”的“南山”，學界主要有“廬山”“南山四皓”“壽考的象征”“終南山”（揚雄）等不同觀點。

　　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認為“南山”指“廬山”，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同之，并引顔延之《陶徵士诔》“尋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者”、庾亮《翟徵君贊》“卒于尋陽之南山”、《九江府志》“廬山在府城南二十五裡，古稱南障山”等例為證。

　　沈從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見南山”》據“商山四皓”一作“南山四皓”，結合出土文物，得出“淵明所說‘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輔政老人，并沒有真見什麼南山”。

　　王瑤編注《陶淵明集》曰：“相傳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為了服食。《詩經》上說‘如南山之壽’，南山是壽考的征象。”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說：“是否指廬山，未敢遽斷。《詩·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壽。’《[太平]禦覽》卷九九六引《本草經》：‘菊，一名延年。’此詩上句言菊，下句言‘南山’。延年益壽，可謂巧合。然如必謂陶公之意在延年益壽，則此詩之意境迥别矣！”

　　範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将陶詩中“南山”與“揚雄”相聯系，提出“問君何能爾”的“君”指“揚雄”，“‘結廬在人境’乃是淵明借揚子以自況：揚子生活在風物繁華的長安，陶淵明生活在廬山腳下的曠野，二者出處不同，行迹有别，但同樣都具有超塵脫俗的思想意識和人生情調。……‘南山’本身即有雙關的意義：它既指終南山（位于長安之南），也兼指廬山（位于浔陽之南）”。

　　“南山”具有雙重内涵

　　陶淵明《雜詩·其七》“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丁福保《陶淵明詩箋注》曰：“宅，茔兆也。”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雲：“《後漢書·溫序傳》：‘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茔焉。’‘舊宅’猶‘舊茔’。……[此]首歎時運催迫，前途無多，惟有坦然歸于舊茔而已。”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說：“南山，指廬山。舊宅，當指陶氏墓地。”陶淵明東籬之下采菊，悠然遠望南山，陶氏家族墓地恰位于南山，此處“南山”或代指“人生歸宿”“死亡”。

　　曹丕《九日與鐘繇書》：“至于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陶淵明《九日閑居并序》：“餘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如王瑤所言，陶淵明“采菊是為了服食”，服食菊花有助于延年益壽，但南山下的陶氏家族墓地提醒着詩人，死亡乃個體生命最終的歸宿。《自祭文》：“陶子将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本宅。”《拟挽歌辭·其三》：“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人生在世宛如一場“逆旅”，死亡才是生命的“本宅”。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鳥兒清晨出林，日暮結伴還巢，同樣講生命的歸宿。鳥類無論白天飛往何方，日夕都要返還舊巢，恰似人之一生，不管生前呈現怎樣的形态，終将歸于塵土。《神釋》：“三皇大聖人，今複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複數。”《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因此，陶詩中的“南山”既指映入詩人眼簾的“廬山”，又象征着個體生命的死亡歸宿。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陶淵明采菊服食，以求“止頹齡”，延年益壽，采菊之際突然擡頭望見了“南山”（“廬山”/“陶家墓地”），想起逝去的陶氏先祖，進而意識到生命不過一場逆旅，死亡才是最終歸宿；這時正值日暮時分，飛鳥結伴還巢，再一次印證“回歸”主題，詩人由此領悟到生命的“真意”。

　　漢魏晉詩歌中的“望墓—沉思”書寫

　　《古詩十九首·其十三》：“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不如飲美酒，被服纨與素。”阮籍《詠懷·其十五》：“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噭噭今自嗤。”二詩同樣遵循“望墓—沉思”的叙事結構，與陶淵明《飲酒·其五》接近。《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及阮籍因“望墓”意識到生命短暫，前者追求感官滿足、當下享受，努力增加生命的密度；後者寄托于神仙長生，企圖拓展生命的長度，實則均未能擺脫死亡的憂慮，不得已借助“飲酒”“求仙”自遣。陶淵明否定了上述兩種解脫途徑，《神釋》“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齡具”、《連雨獨飲》“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于今定何間”，通過“望南山墓”，領悟“生寄死歸”的“真意”，放棄采菊服食、養生延年，坦然豁達地面對死亡。

　　袁中道《四牡歌序》說：“夫以阮籍、陶潛之達，而于生死之際，無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杜武庫之事業，顔真卿之忠義，終不能忘情于遷化之際，而沉碑刻石，不得已寄之于名。予皆憐其志，而哀其不知解脫之路。”這一論斷難稱準确。相較于阮籍“生死之際無以自解，不得已寄之于酒”，陶淵明可謂了然生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神釋》），找到了“解脫之路”。阮籍、陶淵明具有不同的生命境界，反映在創作上，阮詩充滿憂生之嗟、遷逝之悲，常落腳于遠遊求仙，“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陶詩整體呈現淡泊平和的基調，“笃意真古，辭興婉惬。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形影神》《自祭文》《拟挽歌辭三首》曠達超脫。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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