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傳統歌謠産生的時間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期，随着生産力發展有一部分人可以從事與藝術相關的非生産性活動。最初考古學家從在甘肅、東北等地留下的岩畫，推測此時應有一部分人從事音樂創作。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骨笛，經檢測可以吹奏多個音節，證實在新石器早期，音樂就已經産生。

經過夏商、周秦時期的發展，漢代歌謠已經日趨豐富。相較于前代大多關注官方雅樂歌謠，漢代歌謠著錄最大的特點就是大量收錄民間歌謠，不但關注其音樂藝術，而且非常看重這些歌謠的社會功能，利用這些歌謠的社會功能來維護統治。漢代民間歌謠的社會功能對後世産生了深刻影響，許多功能甚至突破歌謠藝術而轉化成其他形式的維持社會穩定措施。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骨笛

漢代民間歌謠上承周代《詩經》而來，《詩經》中有風、雅、頌三部分，其中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從此以後官辦音樂創作機構便開始将搜集、整理、傳唱民間歌謠正式作為一項工作來開展。到秦代有專門搜集歌謠的機構“樂府”，西漢建國後并未承襲秦制設立樂府機構，僅有“樂府令”這一官職。

到漢武帝時期為重建祭祀禮儀、恢複配樂制度而重設樂府，史稱漢樂府。從漢樂府搜集著錄的《樂府詩集》歌謠大體分為四部分：郊廟歌辭、鼓吹曲辭、相和歌辭和雜曲歌辭，其中相和歌辭和雜曲歌辭兩類均為民間創作歌謠，其中不乏藝術水平較高的傳世名作，《陌上桑》、《東門行》和《孔雀東南飛》，由此可見漢代對民間歌謠的重視遠超前代。漢樂府收錄整理的漢代歌謠占大宗，除了漢樂府之外，在一些史籍文獻和當世的學術文獻集中還有零星著錄，如《史記》、《漢書》、《後漢書》、《東觀漢記》等。

《孔雀東南飛》

漢代民間歌謠具有多種社會功能：

第一是諷谏功能。漢代樂府采風時十分注意搜集反映民意的詩歌，并根據這些詩歌對地方官員的執政情況和自身作為來進行評判。如《漢書》所載：“灌夫橫颍川。颍川兒歌之。颍水清，灌氏甯。颍水濁，灌氏族。”人民群衆借童謠表達對颍川灌氏橫征暴斂的不滿。這一社會功能承襲《詩經》中的十五國風而來，到漢代搜集和諷谏的範圍和力度有所擴大。

第二是反映社會生活情況，統治者可以通過一些民間歌謠所反映的生活情況來體察施政情況。漢代政策一般根據國家經濟發展實際情況來制定，但不排除一些在統治者個人主觀意願驅使下付諸實施的政策，在缺乏有效反饋的情況下，民間歌謠就成為一種評判施政情況的标尺。比較典型的就是《鄭白渠歌》，白渠是繼鄭國渠之後又一條引泾水的重要工程，設計長度二百多裡，工程量巨大。漢武帝對于白渠建成後的灌溉效果并非隻聽大臣彙報，而是專門名樂府人員在此地采風，故此得到這首歌謠，“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表達了人們群衆高度贊揚這一政府工程帶來的益處，這也為後續其它國家工程的實施提供了借鑒。而反例則有《漢書·翟方進傳》載：“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葵。”表達了民衆對翟方進“決去陂水”這一失敗工程的不滿。

鄭國渠與白渠

第三是傳播、發揚民間優良禮儀與道德。在夏商周三代時期各種禮儀制度已經完備，集大成者如《周禮》，但大部分僅針對于統治者或貴族階級，因此有“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說法。實際上進入曆史時期以後在平民（庶人）之間也有約定成俗的禮儀與各種道德規範，在漢代歌謠中多有體現，如《民為淮南厲王歌》：“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這首詩歌的主要内容是民衆對漢文帝殺戮淮南厲王劉長的諷谏，其中也隐含着民間道德标準，即兄弟之間親如手足、本應和睦共處，即使有錯也不應強逼緻死。漢文帝聽聞民謠後也後悔自己所作所為，下令按諸侯王之禮改葬劉長。

漢文帝

又如《天下為衛子夫歌》：“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側面反映出漢代民間對生男、生女都很看重，都是家庭中的一件值得慶賀的事情，故此借衛子夫得寵的事情規勸生女孩的家庭無需哀怨。這些民間詩歌對民間優良道德進行弘揚、促進了父慈子孝、男女平等民間俗禮的發展。

第四是借歌謠來言志、抒情。這類民間歌謠一般是還未當官的文人或基層小吏所作。比較有代表性的為劉邦歸鄉時所作的《大風歌》，雖然劉邦已經是西漢開國皇帝，但其文化水平仍未有較大提高，《大風歌》言簡意赅，其風格、内容與當世楚風歌謠大體相似。這首詩歌寥寥數語表達了劉邦求賢若渴、江山永固的思想情懷和願望，後來劉邦去世後漢代統治者才将其定為宗廟祭祀歌謠。

《大風歌》

第五，漢代一些長篇歌謠具有故事性，為民衆生活提供娛樂素材，具有娛樂的功能。如《陌上桑》、《孔雀東南飛》、《十五從軍征》等長篇叙事詩歌，主要是使民衆偏愛其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才得以流傳，也因為聽衆常沉醉于故事本身而不甚關注其配樂，導緻後世對這些叙述歌謠的配樂亡佚在曆史的長河中。

《陌上桑》

漢代民間歌謠具有的各種社會功能在後世不斷變遷，有一些仍然存在、還有一些逐漸變遷，以其它非歌謠的形式在社會生産生活中繼續發揮作用。

從仍然存在未變的社會功能方面來看，民間歌謠傳播、發揚民間優良禮儀與道德的社會功能被加以強化。随着生産力發展，社會關系網絡日趨複雜，平民在生活中所需遵守的社會道德、社會公德和交際禮儀逐漸增多，因此這類民間歌謠的數量與種類逐步增長，不過多以兒童歌謠的形式來流行，多無配樂不能傳唱。

并且，民歌言志、抒情和反映人民生活情況的社會功能被延續保留，從曆朝曆代民歌内容來看，仍有許多是讴歌當世社會的生活、生産情況，内容與形式不斷擴大，其中一些經典之作甚至流傳至今。故事詩歌這種形式也成為後世文人、平民都十分喜愛的一種，在文人參與創作、平民參與推廣的條件下其發展最快，至唐代出現長篇叙事長詩，如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等，不過其藝術形式發生了變化，脫離了歌謠的範疇，屬于詩歌。

《長恨歌》

叙事長詩（詩歌）流行于文人群體中，大衆群體中則比較流行“傳奇”這種小說體裁的藝術形式，後來發展為明清時期的章回小說，完全以另一種藝術形式來叙述故事。不過從漢代叙事長詩、唐代詩歌、傳奇直到明清小說其娛樂大衆的社會功能一直未變。

從逐漸變遷的社會功能來看，主要是漢代民間歌謠的諷谏功能逐漸退化，随着後世刺史、禦史台、通判、都察院等監察機構的設置，專門的執政反饋機構可以更有效的将民意向上傳達到統治者，所以諷谏類的民間歌謠遂逐漸向社會輿論轉化，民間不再以創作歌謠的形式來間接反映自己的意見與不滿，改為民間群體訴訟（民告官）或集體請願的形式。

明清小說代表之《紅樓夢》

中華民族創作音樂與歌謠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到漢代歌謠已經日趨豐富。漢代統治者不但關注其音樂藝術、而且非常看重這些歌謠的社會功能，利用這些歌謠的社會功能來維護統治。漢武帝時期設置樂府機構來專門搜集、著錄各類歌謠，從著錄情況看民間歌謠基本占一半，可見統治者對民間歌謠的重視。漢代民間歌謠的社會功能有諷谏、反映社會生活情況、傳播發揚民間優良禮儀與道德、言志抒情、娛樂功能。漢代民間歌謠具有的各種社會功能在後世不斷變遷，傳播禮儀道德的社會功能被加以強化，民歌言志、抒情和反映人民生活情況、娛樂的社會功能被延續保留，而諷谏功能則逐漸退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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