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認趙、魏、韓三家為諸侯，就此中原大國晉國分裂成三個諸侯國。

《資治通鑒》在開篇第一句寫道：“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這裡的魏斯就是魏文侯，是魏國的第一個稱候的國君。在這之前，魏氏僅僅是晉國的卿大夫，主君的稱謂都是以“子”結尾的，例如魏文侯的祖父魏桓子。在魏斯封候50年前，魏桓子與趙、韓兩家合謀瓜分了勢力最大的卿大夫智氏，進而瓜分了晉國。

曆史上魏文侯以賢達著稱，他将當時最優秀的一批文武人才納入賬下。在他的治理下，魏國稱雄中原，并成為了當時中華圈的文化中心。

我們先看看魏文侯都用了哪些人才。

魏文侯啟用的人才

魏文侯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放在用人上面的。要想彙聚天下人才，不外乎自主培養和吸引人才這兩個途徑。魏文侯的戰略眼光放得更遠，他要的不僅僅是雇傭一兩個治世能臣，而是要形成一套系統，既要持續不斷生産人才，也要持續不斷吸引人才。換句話說，他要建構一個體系，保證給魏國的未來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

春秋時代，國家的治理一般是通過分封進行的，宰相通常是由受分封的大貴族擔任，有一點貴族共治的味道。晉國的六卿制度正是典型的代表，有自己封地的卿大夫們輔佐晉君共同管理國家。但随着卿大夫勢力越來越大，晉室逐步衰落，最後竟被這些貴族們瓜分了。魏文侯的祖父魏桓子正是瓜分晉室的卿大夫代表之一，所以文侯可以說是直接目擊者，對于這種貴族共治的管理模式應是心存警惕的。

魏文侯于是就向外界尋求人才，試圖擺脫對貴族階層的依賴。那麼，擺脫貴族階層的人才從哪裡來呢？當然是叫做“士”的低等貴族。他們沒有土地，遊走天下，常以卿大夫的家臣身份在各諸侯國的博弈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士人們遊走天下，要麼就是尋找名師去求學，要麼就是尋找賢君求功名。為了吸引士人投奔魏國，魏文侯采用的戰略是：把魏都打造成文化中心，群賢畢集；把自己包裝成明君，求賢若渴。

此時，這個戰略的核心人物出場了。他就是蔔子夏。他是孔子的弟子，孔子十哲之一，也是孔子七十二徒之一。據說魏文侯拜子夏為師，請來給魏都坐鎮的時候，他已是垂暮之年。喪子的痛哭已讓他雙目失明，耄耋老人做實際工作已然不大可能，所以他的到來更具象征性意義。其實，象征性意義很多時候比實際意義重要的多。子夏比孔子小了44歲，在考慮到他的年齡，恐怕在當時可以說是像神一樣的泰鬥級人物。儒家本身就是教育職業，子夏及其弟子到來講學，形成了影響整個中國曆史進程的西河學派，魏國一躍成為華夏文化中心，天下士人紛紛到魏都求學。

西河學派影響巨大，既培養了一大批後來遊走于諸侯各國能臣，也成為孵化法家思想的先驅。可以歸為西河學派一脈的曆史人物，包括李悝、吳起、荀子、韓非子、李斯等等。而對後世漢朝的思想界乃至整個政治格局産生巨大影響的《公羊傳》、《谷梁傳》也是出自子夏的弟子齊人公羊高、魯人谷梁赤之手。

魏文侯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跟古今中外的大多數政治家一樣，他非常清楚自我包裝的重要性，對外宣傳的重要性。可以說，他的營銷手段是相當高明的。

《資治通鑒》寫道：“魏文侯以蔔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幹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

魏文侯拜當時名滿天下的大儒子夏、田子方為師，通過他們的明星效應向天下士人宣傳自己對待士人的謙卑形象。一方面他将儒生的地位擡高到國君老師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自降身份，甘為弟子，表達了對士人的尊重。子夏、田子方正是天下士人中的明星，是他們的代表。

段幹木是子夏的弟子，是一位名士，但淡泊功利不願做官。魏文侯親自去找他，他卻要跳牆躲避。于是就有了魏文侯“每過段幹木之廬必式”的表演。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魏文侯每當經過段幹木的茅廬的時候，必然要把手放在車扶手上以示尊敬，就像現代脫下帽子恭恭敬敬站在車上一樣。這其實是雙方的互動表演，共同做的秀，與後世三國時期劉備三顧茅廬一脈相承。但這樣一個表演卻向天下士人鮮活地表達了魏文侯尊重士人的态度，有點電視廣告的味道。

《資治通鑒》還記載了另外一個故事。

魏文侯與群臣喝酒，喝得正開心 ，外面突然開始下雨。這時魏文侯要人準備馬車，說要去野地。群臣不解，問：喝得這麼開心，您到野外做什麼？魏文侯回答：我與虞人約好今天去打獵，雖然喝酒很歡樂，但也不能失信呀！這個故事很有名，但相當假，充其量也是一段廣告。

這裡說的虞人是什麼人呢？詞典上釋義，“ 古掌山澤苑囿之官”。我猜應該是貴族獵場的管理員，一介平民，身份低下。魏文侯甯可放棄與貴族們飲酒歡樂，也要冒雨去履行與平民的約定，這表達的含義相當明确。魏文侯是一個信守承諾的賢明君主。姑且不論下雨天去打什麼獵，就算有約定，派人過去和虞人改個期不就好了麼？而且你既然約好了去打獵，大白天跟群臣喝酒喝得那麼嗨是搞什麼名堂呢？這顯然是杜撰的。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

魏文侯給自己設定了賢君的形象，那麼在何時何地都要維持這個形象，保持人設不要崩塌。但這樣做起來确實有點辛苦，有的時候不小心就露些馬腳來了。《資治通鑒》記錄了一段很有趣的一幕。

魏文侯派樂羊滅了中山國，将中山之地封給了自己的繼承人公子擊。有一次文侯問群臣：“我這人怎麼樣，大家說說看？”群臣紛紛回答：“仁君！”唯有任座說道：“你不将中山國封給你弟弟魏成，反而封給自己的兒子，這算什麼仁君呢？”文侯聽罷大怒，任座就急忙跑了。這時翟璜出來打圓場，說：“您肯定是仁君呀！”文侯還在氣頭上，沒好氣問：“你怎麼知道我是仁君？”翟璜回答：“臣聞君仁則臣直。任座說話這麼直，您當然是仁君啦。”他沒有說文侯封子不封弟的做法不對，給了他一個台階下。文侯明白過來，他差點把自己的人設給毀了，就急忙“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有的時候看魏文侯，感覺有點做作！

魏文侯還養了一個人，尊為老師，就是上面提到的名滿天下的大儒田子方。他可以算得上是魏都這個文化中心的招牌。但這個人感覺有些特立獨行，喜歡語出驚人，頗有點魏晉時期喜歡玄學的那幫文人的味道。《莊子》就有一篇以他的名字命名，用他的嘴叙述了莊子的思想，可見他的行為舉止與老莊是頗為契合的。《資治通鑒》記載了他兩段轶事。

文侯與田子方喝酒，旁邊奏着音樂，文侯聽出這音高不對。看來文侯的音樂天賦還是可以的，但田子方卻笑了。文候問，你笑什麼？田子方回答：“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我怕你是沉溺于音樂，而對官場不聞不問呀！”文侯曰：“善。”其實文侯心裡估計是罵娘千百遍了。誰願意喝酒聽音樂還要被人說教一通。但不管什麼掃興的怪論，你也得忍，還得點頭稱是呀，這才是仁君嘛！

還有一次，公子擊，也就是未來的魏武侯出門遇到了田子方，他馬上下車伏谒，田子方卻沒有還禮，相當傲慢。公子擊怒，質問田子方：“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意思是，你哪來的資本在我面前這麼驕傲？田子方回答：“當然是貧賤者驕傲啦。富貴一驕傲就丢個國、丢個地的，我啥也沒有還怕什麼？”就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意思，完全是強詞奪理。對于這一段，大部分人解讀為田子方對公子擊的教育，但我卻不這麼認為。西漢時代的《史記》寫到，公子擊聽到田子方的說辭之後，“不怿”。就是不開心，這樣的結局哪能說達到了教育的目的呢。反倒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将公子擊的反應改成了“子擊乃謝之”，也就是向田子方道歉了。田子方就這麼個人，對待知識分子，不管行為多麼怪誕，作為君主你都得受着，而且還要“謝之”，這樣才能成為賢君。也許司馬光通過這個轶事想表達的就是這麼個意思吧。

魏文侯向李克（李悝）咨詢選國相的事情，候選人是他的弟弟魏成和能臣翟璜。李克是通過翟璜的引薦來為文侯效力的。所以文侯向他問這個問題其實有些不懷好意。

上面提到魏文侯占領中山國之後，把它封給了自己的兒子公子擊，而不是自己的弟弟魏成。從地圖上可以看出，中山并不與魏國接壤，而是在趙國腹地，戰略地位應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文侯不會既要将它封給兒子，還要讓名将樂羊舉家遷去駐守那裡，更是派李悝擔任那裡的國相，幫助公子擊管理。那麼對于沒有得到中山國的魏成，必然要有所安排的，那就是國相的位置了。但他與名臣翟璜比，顯然能力不濟，硬給他弄上來，恐怕士人階層不服，也有損于自己唯才是舉的形象。

中山國的位置

所以，魏文侯就找了李悝，要通過他的嘴确定國相的人選。李悝是魏國士人階層的代表人物，又是與翟璜有特殊的關系，讓他舉薦貴族階層的魏成，真可謂一石三鳥：堵住士人的嘴；說服翟璜；留下賢明納谏的好名聲。

李悝推了又推，實在推不過，就給了一個選材标準，讓魏文侯自己選。但這比直接推薦魏成更加有效，更有說服力，也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能力。

李悝的标準是：“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簡單地描述，就是

（1）平時考察他的朋友都怎麼樣；

（2）有錢的時候考察他慷慨還是吝啬；

（3）得志的時候考察他用的什麼人、舉薦的什麼人；

（4）不得志的時候考察他做事是否有節操；

（5）貧窮的時候考察他是否貪。

這是相當冠冕堂皇的選材标準，但考察的都是人品，絕口不提實際的能力和以前的功績。

翟璜當然不服，向李悝發牢騷，說：“西河是我推薦的吳起守的；邺城是我推薦的西門豹開發的；中山是我推薦的樂羊打下來的，還有你也是我推薦的呀！我哪裡就不如魏成了呢？”李悝于是就向翟璜詳述了他跟魏文侯的對話，然後拿出這個标準說：“他把收入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他結交的和推舉的都是像蔔子夏、田子方、段幹木這樣的人，文侯都拿他們當老師，你怎麼跟他比呢？”翟璜逡巡再拜曰：“璜， 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翟璜其實是不服的，但他看到了大局，隻能接受。他也承認李悝的格局确實比他高。

平心而論，單單比較魏成和翟璜舉薦的人，就可以看出來更适合當宰相的是翟璜。但很多時候世間的運轉不是靠應該，而是根據各方力量的博弈來決定的。魏成當國相是貴族集團與士人集團博弈的結果，與上面的選材标準其實不相幹。現實世界的運轉就是這個樣子的，古今中外從未改變過。

讓我們看看吳起是怎麼被魏文侯啟用的，就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冠冕堂皇的選材标準是多麼虛僞。大名鼎鼎的吳起，這位法家代表人物，之前已經通過另一篇文章做了介紹，在此就不再複述。隻要記住一點，他是戰神級的人物，但人品上卻頗有污點。當然，事實是否确實如此，有待讨論。

《資治通鑒》中文侯啟用吳起的一段，如下：吳起“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文侯以為将，擊秦，拔五城。”

書中寫吳起“殺妻求将”，又寫“母死不奔喪”，通過魯人之口，說：“起，殘忍薄行人也。”李悝對吳起的評價也是“貪而好色”，人品極差。但他的能力，不亞于司馬穰苴。司馬穰苴何許人也？在當時可稱得上無敵戰神的齊國傳奇名将，也是中國第一部并不《司馬法》的作者。

按照上面的選材标準，吳起這種為功名毫無底線的人，完全是不應在考慮範圍内的，但魏文侯在啟用他時卻沒有任何顧慮。曆史證明，魏文侯啟用吳起是一個相當英明的決策。書中寫吳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赢糧，與士卒分勞苦。”這樣的将才，誰舍得不用呢？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薨，享年76歲，距登基50年，距封侯7年。之後，太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文侯開創了魏國中原百年霸業，可謂開國賢君。他那種唯才是用，開啟了官僚治國的模式，推動了法家主導的變法潮流，讓曆史的巨輪駛向了打壓貴族、中央集權的秦朝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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