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日語最快方法?1978年入大學不久，外語分班，有英語測試，分出快、慢班但這與我無關，因為我選了日語，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學日語最快方法?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學日語最快方法

1978年入大學不久，外語分班，有英語測試，分出快、慢班。但這與我無關，因為我選了日語。

我在1972年上的初中。初中時老師也教過英語，但隻上了一兩節課，就停了。高中時再沒學。也沒有教漢語拼音，但26個字母卻是認全了的。那時很多人以“26個字母也認不全”為豪。

我初中在新山學校，當時是“浙江省教育革命先進單位”，有很多人遠道而來，參觀取經。其中有從省城下放來的大知識分子。比我低一年級的郭潤濤，就在那時見過杭州大學的姜亮夫先生，是偷偷去看的，“我記得他穿着大衣，戴着眼鏡，鏡片像墨水瓶底一樣，一直坐在新祠堂的大廳上寫東西。”新山學校是郭姓為主的新山大隊辦的，潤濤是本村人，才有這樣的機會，令我好生羨慕。但這樣的“先進單位”，也隻教了一節課英語，就沒了。後來在“白米灣五七中學”讀高中，半農半讀，大半時間是采茶葉、護茶山，沒開英語課。當時的說法，十分理直氣壯: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照做中國人!

1977年恢複高考，不考英語；1978年加了英語，但隻作參考，不計總分。我參加了考試，想着反正就是勾勾畫畫，總不能交白卷吧。結果我得了五分，看，這不還是有基礎的嘛。

不過要在大學裡進英語班，不免心虛。所以毫不猶豫報了日語班。沒想到，正是這選擇，讓我之後的求學道路十分順暢。

其實也是認真思考過的:學英語沒什麼用，英美是“敵國”，不可能去的，也不會與老外接觸；聽說日本人對中國研究很深，有許多書，将來也許有機會讀；口語是不必要的，太浪費時間，能閱讀就可以了。——這也代表了當時一名普通大學生所能擁有的視野。

日語班是小班，大約二十人，年齡相差很大。何一楓、金樹良等是老三屆，學過俄語，是重頭再學。大多數人日語都是零基礎。老師姓何，是杭大俄語專業出身，一直教公共外語，因為取消了俄語課，才改教日語；日語原是她讀大學時的副修課。

我們用的是這本教材。

當時沒有正規教材，用的是“上海市業餘外語廣播講座”版《日語》。日語裡有許多漢詞，一看就認識，讀音也像是從中國南方音變過去的，聽起來與浙江東陽人話差不多，難怪叫做“東陽(洋)鬼子”。

雖說都是從零開始，但幾節課下來，差距就拉開了。老大哥們年齡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二歲，我們這幫小毛頭，則是十六歲到十八歲，大家跟着讀兩遍，就都記住了，但我們到第二課及第N課也還記得清清楚楚，老大哥們則記了又忘。何老師為人很溫和，盡量平衡照顧大同學，小同學們就越發輕松了。

廣播教材太簡單，我得給自己加碼。課文就在上課時搞掂，平時則讀别的。那時沒有日語教材可買，即使有，大多隻編出第一冊，——這還是因為七七年恢複高考，為适合新形勢而組織編寫的，我就把校圖書館能查到的都借來讀過。記得有一種理科版，天津出的，有很多理工科專業術語，我就隻讀課文，專業詞彙就跳過去算了。這些教材有一個特點，内容都是講中國的，要麼是中國人寫的文章，要麼是日本人寫中國的事情，似乎是為到中國來的日本人當翻譯之用，并無為去日本生活而學的意思。文中夾雜大量中文譯詞，索然無味，讀着還拗口，記還是不記，常讓人為難。

那時嘗試過許多單詞記憶方法。比較常用的一種，是每天睡前記十幾二十個單詞，記過之後，躺倒便睡。早上醒來，先回憶一遍。凡是能回憶起來的，就基本上記住了。也不多背，此後主要借助大量的課文閱讀，凡是再次出現并能回憶起意思的單詞，經過兩次複驗，加深記憶，就能真正掌握了。後來讀心理學著作，發現這符合心理記憶的原理，所以研究生時仍繼續使用，似乎從來沒覺得記單詞是一件難事。

我也買了這本書。

自動加碼後，日語課變得更加簡單，進度太慢，聽得讓人直想睡覺。但班上人少，何老師在講課中提出問題時，又經常先看我的反應，我也不能真的睡覺，于是學樊詩序同學用左手寫字。

很快，所有日語教材我都翻遍了，就去找日語系本科生的教材。那時“新日本語”教材隻出版了前兩冊，三、四冊隻有油印本，但比圖書館的那些好多了。稍後，則有一些日漢對照的小冊子出版，我買過一冊《兩分銅币》(黑島傳治著，吳俗夫注釋，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3月)。

大約79年的冬天，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稻畑耕一郎到杭大訪問學習，有一天，一班的同學把他約來宿舍見面，二班就隻有我去了。記得大家七嘴八舌地問了他許多問題。有人問他會不會開汽車，他說不會，而且他穿的是一雙布鞋，一副書生模樣，大約并不能跟上日本年輕人的潮流。20多年後，我們在早稻田再見面時，他已經是頭發斑白了。

三年級時，見到七七級同學在複習考研究生，我像是忽然開竅，對呀，我也是可以考研究生的啊!分析一下“形勢”:專業課不難，難的是外語和政治。英語全國統一出題，據說極難；日語是小語種，各校自己出題，相對容易。政治課嘛，每堂課都認真聽講，考個及格應當沒問題。這麼一盤算，頗有勝算。

結果不出所料，我順利考上了，而且總分很高，因為日語考了89分!那時為照顧古代漢語與古代文學考生，外語降到45分，還是有人上不了線。我選學日語，隻考筆試，真是小菜一碟。後來考博，升職稱，外語也不需費神，可謂占盡便宜。

讀研究生之後，何老師繼續教我們日語。我成為她的“得意學生”之一。之後又換成朝鮮族的李老師，他的日語口語很地道，讓我的日語聽力有較大的提升。

但當時并不會想到，我後來居然有了去日本的機會!2001年4月到2002年3月，我赴日訪學，得以遍訪日本各公私圖書館，調查、著錄日本所藏中國戲曲文獻。後來又多次訪日，編成《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其中得意之處，是以往多見日本學者為中國所藏文獻編目，我卻是為日本所藏文獻編了目錄。這些都是後話了。

黃仕忠，浙江諸暨人，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文獻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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