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氏物語》是日本的一部古典文學名著，對于日本文學的發展産生巨大的影響，是日本古典文學的高峰。跟紅樓夢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有着相似之處，在日本開啟了“物哀”的時代。作品的成書年代一般認為是在1001年至1008年間。小說描寫了日本平安時代的風貌，揭露人性與宮廷鬥争，反映了平安時代的宮廷生活。

原蘇聯作家協會主席法捷耶夫指出：“一部文學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社會現象的廣度和揭示社會問題的深度”。《源氏物語》之所以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學史上享有如此地位，就因為它是屬于具有這種生命力的文學作品，對于我們了解日本曆史，了解日本社會文化，是有益的。魯斯·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中寫道：“《源氏物語》是一部描寫愛情的傑出小說，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當時發表的偉大小說相比毫不遜色。”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發表獲獎感言時表示，《源氏物語》是日本小說創作的巅峰之作，他本人的作品無法與之媲美。雖然此話是一種謙虛，但确實顯示了《源氏物語》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

“文史不分家”。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必然和曆史有緣，《源氏物語》當然透現日本曆史。日本物語文學的形成受中國六朝和隋唐傳奇文學的影響，在産生之初就分為兩大類：一類側重于虛構。這類物語對民間流傳的故事經行有意識的虛構和潤色，使之更趨完整和富有傳奇色彩。《竹取物語》是這類物語的代表作。另一類側重于情感。這類物語不乏浪漫的愛情描繪。《伊勢物語》是這類物語的代表作。《源氏物語》将兩類物語融為一體，因而被認為是日本“物語文學”的巅峰之作。

《源氏物語》共54回，曆時70餘年，所涉人物400多位。全書以源氏家族為中心，上半部寫了源氏公子與衆妃、侍女的大量風流韻事；後半部則以源氏公子之子熏君為主人公，鋪陳了複雜紛繁、纏綿悱恻的男女愛情故事。《源氏物語》在創作方法上既繼承了物語的現實主義傳統，同時又摒棄了物語隻重史實、缺少心理描寫的缺陷。作者紫式部對“男女歡悅之事”也不惜筆墨，既顯示那是人間至極快樂，又讓其演繹出樂極生悲凄然破滅的結局，以傾訴繁華落盡的悲哀，不僅顯示出“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悲劇特征，而且通達至日本文學的源泉。按照日本近世頂級國學家本居宣長的說法：“物哀是日本文學之源”。“物哀”，更是日本文化的特征。

《源氏物語》還通過對精神失去肉體，或肉體失去精神的“兩難處境”的描繪，顯示了日本文化充滿矛盾的特性。例如，作品中的人物浮舟在與薰君精神的、靜谧的愛情以及與匂皇子感官的、激越的愛情之間，進退兩難，最後毅然削發為尼，就映現出這一特性。

另外，《源氏物語》還透視出日本人“諸行無常”的人生觀。例如，紫夫人見到源氏殿下後黯然神傷，賦詩一首，抒發生命虛幻無常，猶如萩上露珠的感慨，與豐臣秀吉的辭世歌“我如朝露降人間，今作珠痕逝草前”；以及與上杉謙信的辭世歌“我如朝露降人間，和風櫻花随春謝”，何其相似？實際上，它們都是受佛教影響的日本曆史文化的投影。

《源氏物語》在日本開啟了“物哀”的時代，“物哀”即見物而生悲哀之情。此後日本的小說中明顯帶有一種淡淡的悲傷。而“物哀”也成為日本一種全國性的民族意識，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詩人、散文家、物語作者流傳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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