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兩次全球大危機，一個是1929年的大蕭條，另一次就是2007-2008年的次貸危機，從殺傷力來看，1929年的大蕭條的破壞程度，要大大超過本次危機，但是從持續時間和影響幅度來看，本次金融危機，又超過了29年大蕭條。那麼我們先來看兩次危機的區别。

1，人口結構不同，大蕭條期間人口年輕，中等收入比例偏低，受教育程度也不高，而本次危機人口年齡提升，發達國家進入了老齡化，中等收入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均有提升，此次危機中福利制度和人口年齡因素，造成勞動力市場适應性減弱，人們更樂于維持現狀而不是改革。

2，技術條件不同，大蕭條是第二次技術革命後，本次危機是第三次技術革命後，特别是軍事領域，核威懾已經讓主要發達國家相互制衡，不會再爆發大戰威脅，所以隻能在經濟框架下解決問題。另外，互聯網技術高度發達，讓這次危機更加具備擴散性。

3、發達國家經濟和制度發生了重大進化。大蕭條後，資本主義吸收了社會主義理論，開始注重工人利益，宏觀經濟管理也是從無到有，逐漸完善，政府開始直接幹預經濟，較短的時間内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态，所以這次危機并沒有造成太大的損失

4、全球化程度不同，此次危機已經有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化機構，全球貨币也以紙币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彙率制度替代了金本位，跨國公司大量存在，全球經濟交織在一起，保護主義已經失去土壤。

5、新興國家崛起和全球經濟格局不同，29年危機在資本主義世界發生，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受到嚴重的外部震蕩，但你也隻能無奈的接受，而本次危機全球力量結構性發生變化，在發達國家内需下滑的時候，世界經濟新的增長發動機出現，拉動了全球需求，全球經濟危機從中心擴散到外圍，但從外圍折射到中心的力量也是巨大的。

當然兩次危機也有很多的共同點，1，都是技術革命之後發生的，技術引發繁榮，過度繁榮又制造了蕭條，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以後重大的技術進步之後，不僅需要認識他的進步作用，同時也要防範風險。

2，在危機爆發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29年之前是柯立芝繁榮時期，政府基本采取了自由主義态度，放任市場發展，金融監管也很不到位，極大的推動了金融自由化。于是才埋下了隐患，本次危機之前，也是經濟自由化政策，放任了房地産泡沫的發生，以及金融衍生品的過度繁榮。金融的東西多了，制造業就少了，過度的負債，讓經濟越來越危險。美國當時金融和地産已經從GDP的15%上升到了20%，而制造業卻從20%，下降到了11.6%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先兆，兩次大危機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少部分人占有了較多的社會财富，我們從數據上能夠看到，2次大危機，都是1%的富人占據了23%以上的社會财富，而1980年前後，這一比例隻有10%。大蕭條期間是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産的矛盾，表現形式是産能過剩，而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和互聯網有更多的關系，生産資料的所有權和實質的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在虛拟經濟的精英手中，另外，分配差距也不僅體現在國家内部的不同群體之間，還表現在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之間。發達國家通過負債消費，拉動新興市場的産能，實質上還是一種産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4，公共政策的空間被擠壓的很小，發達國家所采取的自由化政策是危機的推手。而政府之所以要這麼做，是一種民粹主義，說白了就是為了選票讨好老百姓，29年危機總統競選的時候承諾，每家的後院都有兩輛汽車，每家鍋裡都炖着一隻雞，而這次危機之前，兩任總統都承諾要提高自有住房率。歐洲也是如此，稅收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但社會支出卻越來越多，社會福利過度，但沒人有這個膽量敢回收福利。除非他不想幹了。而總是入不敷出，收入沒有花掉的多，也就會不停的爆發債務危機。

5、大衆心裡都是處于極端投機的狀态，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暴富的理由，人性的貪婪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助長這種貪婪的，就是寬松的貨币環境，和不斷提高杠杆率的金融創新。在繁榮的頂點，所有人都會相信繁榮仍将持續，在這個時候，大家不是在找理性的理由，而恰恰再給非理性找理由。比如為國接盤，國家不會讓股市跌等等。

6、兩次危機都與貨币政策相關聯，在危機之前往往是流動性泛濫，而寬松的的貨币政策，引發了股市的泡沫，

7、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着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态的三大挑戰，這個意思就是說，他們資本主義往往救市太晚，不舍得下狠手。所以才讓問題更加糟糕。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往往你覺得經濟企穩了，但隻是下跌中繼，所以不要盲目樂觀，政府貨币收縮，金融去杠杆，然後經濟泡沫破裂，所帶來的經濟壓力，往往通過貨币貶值和債務重組得以緩解，在經濟沒有好轉之前，通脹上升和股市的繁榮，往往會帶來一次虛假的複蘇。比如我們看到的2009年的四萬億之後，經濟迎來小陽春，股市也反彈了一倍，但随後就是各種問題湧現。随着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經濟又二次探底。所以大危機的修複往往是一個較長的過程。

9、危機隻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能倒逼有效的解決方案，大蕭條後才誕生了凱恩斯主義，而這次危機後，凱恩斯主義也再一次煥發了生命力，華爾街再次面臨強監管。而美國的經濟重心也從紐約，轉向了矽谷。這才赢得了美國最近十年的繁榮。蘋果、谷歌、亞馬遜、Facebook一批偉大的企業正是在金融危機之後脫穎而出的。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每次危機之後都會發生經濟重心的轉移，上次大蕭條之後，全球經濟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了美國，而這次危機之後，全球發展重心向亞太開始轉移，G20平台誕生，從這個層面來看，危機不僅僅有破壞力，也有積極的引導作用。大危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國内的财富再平衡，也是世界财富的再平衡。

說完了兩次大危機的異同，再來看三點政策思考，

1，樹立底線思維，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老齊常說盡最大的努力，但要做最壞的打算，有兩個場景不得不防，第一個是危機升溫産生巨大的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式的戰争。但作者也承認，這兩個場景的概率都很小。

2、在危機中把握機遇，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在本次危機之前，我國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而争取抓住這次危機的機會，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另外，危機中也出現了技術并購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機會，我們應該牢牢抓住這樣的曆史機遇。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借鑒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集中力量發展自己。

這就是本書的第一篇論文，主要闡述了兩次危機的異同，粗線條的提出了觀點，那就是要趁着危機發展自己的實力，而且從字裡行間，我們覺得作者頗為認同凱恩斯主義，贊同政策對于經濟的強幹預。那麼我們接下來看第二篇論文，從經濟金融理論，再來看兩次危機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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