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日子過好了，對孩子的各種教育就逐漸跟上了，有條件好點的父母就希望讓孩子将來出國留個學，去國外見見世面。

正因如此，中國目前的出國留學人數已經連續好幾年高居國際榜首。根據權威數據顯示，中國留學生在讀人數占據了很多主流留學目的地國家的榜首。比如日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德國、法國等等，中國都是這些國家的主要留學生生源國。

留學這事吧，往往是跟着經濟文化水平走的。經濟文化處于比較強勢地位的國家容易吸引經濟文化處于弱勢地位的國家的留學生來學習。這事自古以來就是如此，咱們古代那會經濟文化水平高的時候，也有不少外國人來咱們這留學。比如唐朝，就是因為自己的世界經濟文化中心的地位，吸引了很多外國留學生來大唐學習。

大唐為了能夠好好安頓這些留學生，也為他們制定了專門的制度，而這些留學生學成歸國以後，也為自己國家的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今天的話題，我們就來聊聊大唐的這些外國留學生，看看他們在大唐的學習經曆。

唐代最早開始接受留學生，應該是在唐太宗貞觀年間，根據《新唐書·儒學傳》的記載：“貞觀六年 ……廣學舍千二百區……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 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并遣子弟入學，鼓笥踵堂者凡八千餘人。”貞觀六年開始招收留學生，周邊的很多國家的王族都派遣子弟到大唐入學。

在這麼多國家的留學生中，最為著名的毫無疑問是那位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了。這可是上過曆史課本的名人。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他是作為日本遣唐使來到大唐的，在大唐他先後做到左拾遺、左補阙、衛尉少卿、秘書監等官職，其中這個秘書監那可是皇帝秘書長，這職位确實挺高的。

這位阿倍仲麻呂不光是自己官運亨通，他的朋友圈更是了不起，跟大詩人李白、王維都有詩文往來，光是這光輝燦爛的朋友圈，就足夠吹一輩子了。

很多讀者朋友因為阿倍仲麻呂這個人太著名了，往往認為在大唐留學人數比較多的是日本，日本現在也确實保留了很多中國唐代的文物。可是，真實的史料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誤會。真正在大唐留學人數最多的國家，其實是新羅。

新羅這個國家現在沒有了，其原來的國土現在是屬于韓國的一部分。新羅當時是在半島上與百濟和高句麗呈三足鼎立之勢的一個國家。這三國裡，老大毫無疑問是高句麗，百濟和高句麗基本上是同盟。新羅要想在高句麗和百濟的夾擊下存活，隻有找一條粗的大腿來抱，而此時的大唐似乎成為新羅的唯一選擇。

早在貞觀十四年（640年），新羅就已經派遣王族子弟來到大唐學習。到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羅王族金春秋所提出的派遣質子來到大唐，以此争取唐朝對新羅的支持。從此，新羅隔三差五就會派遣王子和留學生來到大唐學習。根據《東史綱目》中記載：“新羅自事唐以後，常遣王子宿衛，又遣學生入太學習業……又遣他學生入學者，多至百餘人。”好家夥，每回要來一百多人啊。

根據《唐會要》中的相關記載，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新羅在唐留學生就多達二百多人，根據嚴耕望先生考證，“自太宗貞觀十四年新羅始遣派留學生起至五代中葉，三百年間，新羅所派遣之留唐學生，最保留之估計當有兩千人。”

那麼，同時期日本送來多少留學生呢？日本的留學生往往都是跟着遣唐使來的。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日本大概是從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開始到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大唐昭宗乾甯元年（894年））期間，共任命遣唐使19次，實際上真走成了的是13次。根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考證，日本遣唐學生這幾次加起來共計約有149人，其中實際到了大唐的也就118人。

一百多人對兩千多人，這人數差距也太大了吧？這要是在學校裡打個群架估計都赢不了。而日本人數之所以比不過新羅，根本原因還是交通問題。朝鮮半島跟中國接壤，無論是走陸路還是走海路都沒多遠，很方便。交通條件非常便利。但是日本跟中國隔着汪洋大海，要來一趟隻能走海路。這大海上來個台風啥的這都沒準，所以中日之間的往來就非常不方便。

比如我們前面說的那位阿倍仲麻呂就被這事坑苦了。在他入唐37年後，天寶十一載（752年），日本又派遣唐使團來了，阿倍仲麻呂想跟着使團回家去，當時李白、王維等各種大詩人各種給他送别。結果船開了以後遇上了風暴，把船給吹到越南去了。最後阿倍仲麻呂死裡逃生，又返回了長安，再也沒有回國。

既然來一趟這麼不容易，人數少也就情有可原了。

這麼多留學生，唐代中央政府怎麼安排呢？一般都是直接安排在長安的國子監學習。學習條件還是挺不錯的。《東史綱目》中記載：“買書銀貨則本國支給，而書糧，唐自鴻胪寺供給”，意思就是雜費自己國家出，學費和夥食費由大唐的鴻胪寺負責供應。國子監所教授的主要還是以儒家典籍為主，外國留學生學習也是主要學這個。

當然了，學了好幾年學的水平怎麼樣，最好是有一個方式檢驗一下，在我國古代，最好的驗證方式當然就是參加科舉考試。不過，外國留學生畢竟跟本國人不同，無論是語言文化和風俗習慣都不一樣，讓外國學生和本國學生參加一樣的考試，這事對外國留學生确實有點不公平。所以，唐代專門為外國留學生單開了一門考試，這就是所謂的“賓貢科”。

賓貢科這個名詞，在我國唐代史料裡确實是沒有，但是在一些唐人的筆記小說裡，和高麗的史料裡，都有這個名詞。賓貢科這個詞最早出現應該是在唐穆宗長慶初年，大概是公元821年前後。根據《東史綱目》中記載：“長慶初，金雲卿始登賓貢科。”這位金雲卿就是第一位賓貢科錄取的進士，新羅人，。

相比正式的科舉而言，賓貢科考試相對還是門檻較低的，所以在考試時也會刻意跟正式科舉分開，單獨對外國留學生進行考試。這大概就跟我們現在出國留學考的那個“托福”、“雅思”之類的考試差不多吧。而且，賓貢科如果通過了也會跟正式科舉一樣，也會張榜公布名單。不過，為了跟正式科舉區分，賓貢進士的名單往往是在進士名單的最末尾。

高麗名儒崔瀣的《送奉使李中父還朝序》中曾經提到：“所謂賓貢科者，每自别試，附名榜尾。”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這裡要解釋一個問題，那就是那位著名的阿倍仲麻呂是不是也走的賓貢進士的路子才當官的呢？應該說從時間上不符合。阿倍仲麻呂在大唐生活的時間段大概是公元716年~公元770年，這個時間段賓貢科這個名詞還沒出現呢。有學者考證他曾經考過進士，時間大概是唐玄宗開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考上以後就擔任了唐朝政府的公務員。如果是這樣，那麼阿倍仲麻呂參加的顯然不是賓貢科，而是跟唐朝本國學生一樣的科舉考試。作為一位外國學生，能夠跟本國學生一起競争，還能高中進士，由此可見阿倍仲麻呂确實是真有能耐。

那作為一個外國人，賓貢科考試的結果是不是很重要呢？這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考上考不上，都非常重要。如果考上了，賓貢進士也是可以跟正常科舉一樣做官的。比如前面說的第一位賓貢進士金雲卿，後來做官做到兖州都督府司馬。再比如被譽為“韓國漢文學鼻祖”、“東國儒宗”的崔緻遠，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考上賓貢進士，後來做了宣州溧水縣尉的職位。

不過作為外國留學生，他們中的大部分終歸還是要回到本國去的，那麼，考上賓貢進士的人回到本國去，待遇會怎樣呢？那基本上就是相當重視了。這可是到大唐鍍過金的人才啊，在當時那可是正兒八經的“海歸”啊。

比如說剛才說的崔緻遠，回到新羅以後“為翰林學士、兵部侍郎, 出為武城太守”，在大唐是個縣尉，回國成了兵部侍郎了，可見大唐鍍過金的人才回國還是很搶手的。還有很多在大唐學習的人，回國以後都為祖國建設作出了貢獻。比如入唐學習陰陽家的金岩，回到新羅以後成了司天大博士，後來還當過太守。

崔緻遠

前面說了，考上的可以高官厚祿，就算回國那也是引進人才，那要是考不上怎麼辦呢？這個大可放心，就算考不上，回國也是高人一等。《三國史記》中記載了這麼一個事，說新羅元聖王五年（788年），新羅王準備提拔一位叫子玉的人當官，有人提出異議，說這個子玉不是文職出身，不能擔任領導職務，這時旁邊的侍中說：“雖不以文籍出身，曾入大唐為學生，不亦可用耶？”新羅王一想也對，于是就聽了侍中的意見。由此可見，别管你考上考不上，隻要你曾經去大唐留過學，那回國一般都會有重用的。

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在經濟文化上處于相對強勢地位的國家會吸引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國家的留學生來學習，其實文化傳播往往也是一樣的道理。國家的政治越穩定，經濟越發達，才會更容易産生豐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産品，才會更容易催生文化地位的強勢。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前幾年看的韓劇，前十幾年看的台灣影視劇，再往前看的香港電影，其實都與這種規律不謀而合。

在公元7世紀到9世紀的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高地無疑是被大唐所占據。在大唐雄厚的國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之下，很多國家都希望能夠學習大唐的政治體制和文化知識。這也造成了大唐這麼招外國留學生稀罕的情況。周邊各國紛紛将自己國家的精英送往大唐接受大唐的文化洗禮，從而希望能夠在文化上靠近大唐，獲得大唐的認可和庇佑。比如新羅就是在這方面比較積極的。

其實，唐朝政府也是有意推動留學生的發展，為此甚至為外國留學生打開了科舉的大門，設立了賓貢科，将外國留學生也置于唐朝公務員選拔的範圍内。這一方面可以進一步讓這些外國留學生能夠熟悉大唐的政治體制的運行方式，另一方面還能讓這些外國精英都能夠更深入的融入中華文明圈層中，從而在他們内心深處，進一步鞏固對中華文明的向往和認同。

而這些在大唐經過深入學習之後的各國精英，在回到本國以後，也往往會按照中華文明的處事習慣，來處理國内的政治事務。這無形中在大唐周邊形成了一個以大唐為核心，向外輻射的強大文明圈，這個文明圈有着同樣的典籍，同樣的信仰，同樣的文明因子，同樣的思維習慣。而經過大唐的文化洗禮，周邊各國也不會對他們的“文化母國”——大唐流露出戒備和反抗，這也反過來對于大唐的國土安全，産生了非常重要的意義。我想這大概就是大唐的“文化自信”所在吧。

參考文獻

1、《入唐新羅留學生研究》 關賀 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新羅、日本遣唐留學比較研究》 耿虎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0年第3期

3、《追随崔緻遠在中國唐代的曆史遺迹》 趙誠煥 陰山學刊 2001年9月

4、《從宿衛學生到賓貢進士———入唐新羅留學生的習業狀況》 劉後濱 社會科學戰線 2013年第1期

5、《東亞科舉文化圈的形成與演變》 劉海峰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4期

6、《唐朝對新羅宿衛質子教育研究》 權太東、高福升 東疆學刊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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