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美]張勉治著，董建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90.00元

乾隆朝的所有巡幸活動中，六次南巡無疑是最受關注的。但奇怪的是，雖然相關的官方檔案資料十分豐富，民間關于乾隆南巡的筆記、小說等等也同樣舉不勝舉，但相關的學術專著卻并不多見。近年來，曆史學界似乎也意識到這一問題，2013年清史學者髙王淩出版了關于乾隆南巡的專著《馬上朝廷》，最近美國學者張勉治《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出版了中文版，這對于乾隆南巡問題的研究無疑大有幫助。

一、古代曆史上皇帝巡幸

古代皇帝中，乾隆皇帝大概是最坐不住的一個。據統計，乾隆在位60年，巡幸活動超過150次，其中祭拜東陵、西陵、盛京祖陵66次，巡幸熱河及舉行木蘭秋狝52次，東巡祭孔8次，南巡江浙6次，西巡五台山6次，巡幸中州1次，其出巡時間占統治時期近四分之一，達15年之久。如此頻繁的外出，不僅在清朝皇帝中首屈一指，在整個中國乃至世界古代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由此，朝鮮使臣稱乾隆朝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無常”的“馬上朝廷”，似乎并不過分。

張勉治的新書書名，或許就是出自于朝鮮使臣的評語。不過乾隆的首次出巡并非南巡。乾隆六年（1741年）七月，乾隆奉皇太後至熱河避暑山莊，八月至木蘭圍場舉行首次秋狝典禮，由此開啟巡遊序幕。之後，乾隆于八年秋東巡谒陵，十一年西巡五台山禮佛，十三年東巡曲阜祭孔祭泰山，十五年巡幸嵩洛開封。由此可見，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前，乾隆對巡幸活動早已熟悉，并不違和。

中國傳統王朝中，皇帝的巡幸活動并不常見，因為類似活動往往都帶有強烈的軍事色彩。正如三代時天子巡幸，名為打獵，實為遠征，目的是炫耀武力，以保證諸侯對天子的效忠。秦漢以後，随着儒家思想在士人階層生根發芽，“天子非展義不巡守”，皇帝的巡幸活動也越來越多受到臣屬的阻撓。在大臣們看來，皇帝出巡耗費财用，既不便于行政，對皇帝本人的安全也會帶來極大的風險，所謂“神龍不可失所，人主不可輕行”，縱欲自輕，往往有不測之禍。如隋炀帝的各種作為，即成為後世口誅筆伐的反面教材。宋朝以後，文臣坐大，重文輕武之風愈演愈烈，皇帝出巡極少，即便有，也如明英宗的“土木堡之變”，成為天下人的笑柄。唯一的例外是明成祖朱棣，其在位22年，先後五次出擊蒙古，有近半時間遠離都城，同樣可稱為“馬上皇帝”。至于其他明朝皇帝如嘉靖、萬曆等，他們非但沒有出過北京城，甚至紫禁城都沒有出過。

與漢人王朝有所不同的是，契丹遼朝、女真金國及蒙元政權則保留了鮮明的民族特色，巡幸或說巡遊對他們來說似乎司空見慣。以遼朝為例，當時遼帝仍按先人習慣四時轉徙，即所謂“春水秋山，冬夏捺缽”的“四時捺缽制”。在此習俗下，遼朝君臣車馬為家，轉徙随時，作為皇都的上京、中京不過用以接見使節。事畢後，遼帝仍回到城外車帳中安歇。以此而論，遼朝廷更像是用牛車載運的帳篷城市，這在中國曆史上并不多見。作為遼朝的繼承者，女真金國同樣保持了季節性遷徙的做法，但因為其領土深入中原北部，因而漢臣反對巡遊的阻力要遠大于遼朝。之後，效力于元朝的漢族士人也以同樣的理由勸谏皇帝不要出遊，但他們的努力在蒙古人強烈的民族習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皇帝仍按季節巡狩于大都、上都之間，這一做法幾乎貫穿于整個元朝時期。

通過對各朝皇帝巡幸情況的梳理，作者張勉治認為，漢人官員與遼金元皇帝對待巡幸的不同态度，實際上也反映了漢人的“賢王仁政”和後者“民族統治”兩種意識形态的碰撞。從根源上說，前者建立在農耕社會的傳統儒家思想之上，而後者是北方遊牧民族特有的習俗所緻。作為清朝的統治者，則兩者兼備。

康熙七年（1668年），親政僅一年的康熙皇帝打算視察北部邊防，此舉遭到帝師熊賜履的強烈反對，其理由是：皇帝乃國之根本，“上則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萬不可輕動。他反複勸導15歲的少年皇帝，“盤遊田獵，尤從古聖帝明王之所深誡”，“恐一時輕忽之行，緻意外莫測之悔”。為此，熊賜履舉出前朝正統、正德兩位皇帝的教訓，最終讓康熙打消了出巡的念頭。三年後，康熙以“祭祖”的理由出巡盛京，這讓衆臣無法反對，因為孝道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平定三藩後，康熙宣布東巡祭孔，衆臣同樣無法反對，因為孔夫子是儒家的聖人；之後，康熙開始首次南巡，理由是觀俗問政。就這樣，康熙以逐步推進的方式開創巡幸先例，衆臣也由最初的反對到逐步适應，最終不再有異議。

二、乾隆對南巡的觀點

乾隆六年（1741年），首議木蘭秋狝的乾隆同樣遭到科道官員們的反對，但乾隆的理由更加充分：“我朝武備，超越前代。當皇祖時，屢次出師，所向無敵，皆由平時訓肄娴熟，是以有勇知方，人思敵忾。若平時将狩獵事廢而不講，則滿洲兵弁習于宴安，騎射漸緻生疏矣。皇祖每年出口行圍，于軍伍最為有益……朕之降旨行圍，所以遵循祖制。”

在乾隆看來，天子巡幸不僅僅是“敬天法祖”的表現，同時也是“勤政愛民”的體現。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在避暑山莊讀書作詩之餘發了一通感慨：三代以後，延續時間最長不過漢、唐、宋、明四朝。即便這四朝，往往一二代後即發生内亂。究其原因，主要是繼任者不知開國勞苦而怠于政務。有鑒于此，聖祖（康熙）平三藩後即行巡狩，雖有耗财勞衆之弊，但可以“察民瘼，備邊防，合内外之心，成鞏固之業，習勞苦之役，懲宴安之懷”，總的來說，“所全者大，則其小者不必恤也”。

乾隆的意思十分明白，作為一國之君，不應晏處宮中，耽于逸樂，而應該走出深宮，體察民情。如對于“宋主微行”之事，乾隆即認為：“第當命駕時巡，省方問俗，進窮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則民隐足以周知”；對于元順帝“端居深宮，委柄臣下”并因漢人大臣反對而放棄北巡塞外的做法，乾隆并不贊成，其認為：“車駕所經，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務又何妨乎？”

為了避免受到“貪圖玩樂”的指責，乾隆出巡時往往借用儒家的“孝道”做掩護。乾隆朝的早期巡幸活動大多奉太後而行，這一方面是乾隆事母至孝，而太後鈕钴祿氏也堪稱身體強健，喜好出遊；另一方面，乾隆也可以“盡孝”為名，令臣下無從反對。在首次南巡前，乾隆就在谕旨中明白表示：

“……嘗敬讀聖祖實錄，備載前後南巡，恭侍皇太後銮輿，群黎扶老攜幼，夾道歡迎，交頌天家孝德，心甚慕焉。朕巡幸所至，悉奉聖母皇太後遊賞，江南名勝甲天下，誠親掖安輿，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良足以娛暢慈懷。……辛未年（即乾隆十六年）春，正我聖母六旬萬壽之年也，将見巷舞衢歌，歡騰獻祝，稱朕以天下養之至愛，上以廣承歡之慶，下以慰望幸之忱。”

如此一來，大臣們還有什麼理由反對乾隆南巡呢？

“奉母出遊”的借口固然冠冕堂皇，但乾隆南巡的目的絕不僅于此。事實上，乾隆六次南巡之舉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好動或喜歡遊山玩水，其屢屢出巡的真正原因和願望，實際上是借以創立和鞏固他心目的“全盛之勢”。換言之，乾隆效仿乃祖康熙六下江南，其主要動機在于牢固控制江浙并充分利用江南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鞏固其統治，發展其“盛世”，這才是乾隆真心要做的。

乾隆對江南尤其江浙的重視，與當時的客觀情況有密切關系。宋明以後，江浙一向是魚米财賦之區，兩省田地、賦銀、賦糧數分别占全國的百分之十六、百分之二十九、百分之三十八。再以鹽課為例，江浙幾乎占到全國總數的近七成；而每年運京的400萬石漕糧中，江浙貢獻了近250萬石。由此可見，江浙二省對于清廷是何等重要了。

此外，江浙也是人文茂盛之區，才子學人及出仕人等遠多于他省。以科考功名為例，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共出了61名狀元，江浙占了51位，而榜眼、探花及二、三甲進士的情況也大體類似。由此，江浙官員在各級政府中所占比例，他省均難望其項背。此外，江浙兩省也是前朝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與舉動也一直令清廷不敢掉以輕心。

三、南巡目的是什麼

在《馬背上的王朝》一書中，作者張勉治特别強調了以下幾件事：

首先，清帝南巡屬于“旗人的事務”，為皇帝籌備南巡的人員為欽定的宗室王公、蒙古貴族和滿洲官員，由他們組成一個“總理行營處”，全權負責南巡各項事務的統籌，包括道路勘查、安全保衛等工作，漢人官員一般不參與其事。

其次，南巡基本按木蘭秋狝的形式加以安排，其随扈人員的營帳及帶有軍事動員性質的活動均與皇帝巡幸塞北時的規制無異。作者認為，乾隆之所以如此，主要想以某種微妙的方式表明，南巡隻是“在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的帝國進行踏勘、考察、規劃和駐防的一個部分而已”，這也是清朝“内陸亞洲統治方式”在江南地區的一種再現。

其三，南巡路線均是精心設計的，一路上，乾隆騎馬射箭，校閱駐防八旗，都是為了展示滿洲人在江南的軍事力量。通過這種威脅性的方法，乾隆似乎要讓江南臣民注意到清軍的強勢武力并造成如此印象：這一出巡中的政權仍處于戰時狀态。

對于張勉治的觀點，楊念群、範金民等學者在不同的新書推介會上都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從形式上看，乾隆的巡幸基本按北巡圍獵的模式組織，此舉并非南巡所獨有。之所以如此，恐怕主要是出于方便和成本的考慮，而未必是為了強調軍事性或刻意排斥漢人。反過來說，如果用漢人辦理出巡事宜，非但耗時更長，而且會有諸多不便并帶來更高的成本。以此而論，說南巡是以滿人“馬上治天下”的觀念對抗漢人的傳統文化，未免有些過度聯想。事實上，康熙也曾六次南巡江南，為何未被後世如此诟病呢？

或因書名的緣故，張勉治在書中反複強調乾隆對騎馬的重視，他不但規定八旗将領隻能騎馬不得乘轎，而且自己也以身作則。每次熱河圍獵或南巡路過省治、府治，乾隆都要棄舟登岸，騎馬入城。在南巡禦制詩中，“策馬”“馬上”等詞語不斷出現在乾隆筆下，即為明證。此外，乾隆還在官員們面前一再表演射箭，他的舉動無疑是想把自己塑造成“馬上皇帝”，并以此激勵旗人保持祖先善于騎射的優良傳統。此外，乾隆入城時騎馬恐怕也是想讓百姓看到皇帝與南巡隊伍的精氣神；而且，騎在馬上也比坐在龍辇裡更容易接近百姓，并對民生有一個直接而具體的體察。

張勉治認為乾隆南巡是為了提升“清朝在軍事和民事方面進行‘民族-王朝’統治的合法性”，這一觀點大體正确，但說南巡為了炫耀武力，甚至宣示當時仍處于“戰時狀态”，則不免有些言之過當了。

大體而言，乾隆對旗人大臣固然要求嚴格，但閱武隻是檢查駐防八旗而未必是為了炫耀武力，乘便接見準噶爾使節也非刻意安排。事實上，乾隆朝的八旗駐防已經疲态盡現，如江甯閱兵時，乾隆發現很多駐防兵丁連弓都拉不開，即使力氣大的也很少有人拉滿弓。對此，乾隆大失所望，感慨地說：“八旗讀書人，假藉詞林授。然以染漢習，率多忘世舊。問以弓馬事，曰我讀書秀。及至問文章，曰我旗人胄。兩歧失進退，故鮮大成就。”

乾隆南巡時對八旗武備的重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乾隆堅信“馬上治天下”的必要性。在“即事”一詩中，乾隆就對“馬上治天下”做出了新的闡釋：“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卻又可。”在他看來，曆朝曆代的覆亡，歸根結底都是因為失去了軍事上的優勢。有清一朝，旗人形同軍戶，八旗為清廷立國之根本，這是曆代清帝所深知的。然而，八旗的衰落自康熙時期就已初現端倪，這一危機在乾隆朝也沒有根本扭轉。當然，八旗的衰弱與振興是另外一個問題，與南巡炫耀武力并沒有強邏輯關系。

四、南巡的後勤與花費

在史料方面，張勉治充分利用了大量南巡檔案，研究非常精細，譬如六次南巡的隊伍分布、南巡的費用包括哪幾類、最後花了多少錢等等，計算都相當精準。

據宮中檔案的記載，首次南巡的費用為56萬兩，但實際費用恐怕遠不止于此。如地方士人的記載，僅蘇州府修路就用去30萬兩，而兩淮鹽運使為每次南巡所花的銀子均不下100萬兩。按張勉治的詳細估算，六次南巡的總開支在1890萬兩，每次平均約315萬兩，接近清廷每年财政收入的5%-10%。

南巡無疑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以禦道為例，其标準是幫寬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均要求堅實平整。所經道路，一律黃土鋪墊，清水淨道，即便石闆石橋也不例外。河道狹隘之處要加寬，遇障礙要拆除，必要時甚至要拆橋讓路。禦舟共用纖夫三千六百名，分為三班，一律穿戴整齊，随時提供服務。至于途中供休息的尖營、茶棚、涼棚，還有替換下來的馬匹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民夫前去備辦看管。

乾隆南巡是曆代王朝難得的盛典，其給地方上帶來的經濟波動也可以想象。為了保證南巡的各項供應，乾隆在出發前即命截留江浙兩省數十萬石槽糧備用，并在大運河的主要城市清江浦（淮安）、揚州、鎮江、蘇州設立了四個官方補給市場。為了方便交易，乾隆又命各省鑄币局增鑄銅錢數萬串，以便于兌換及買賣貨物之用，同時也可以避免價格過度上揚。畢竟，這麼多人突然來到一個地方，當地商品價格在短暫的沖擊下劇烈波動也在所難免。

此外，為了方便南巡後勤的采購，沿途官員提前在巡幸駐地一裡外設立買賣街，以供應大量的米面蔬菜薪炭及馬匹需要的草料、黑豆等物資。為保證沿途的牛奶與羊肉供應，乾隆還提前讓人從京師運去乳牛七十五頭，禦膳房用羊一千隻。還有皇家所用飲水也十分講究，在直隸境内用的是香山靜宜園泉水，山東境内用的是濟南珍珠泉水，江蘇境内用的是鎮江金山泉水，浙江則用杭州虎跑泉水。

乾隆是聰明人，他也知道南巡給沿途百姓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和開支。于是，在出巡前他發布谕旨，宣布蠲免江蘇、浙江等省曆年積欠錢糧，其中稱：“東南貢賦甲于他省，其曆年積欠錢糧，雖累準地方大吏所請，分别緩征帶征，以纾民力，而每年新舊并征，小民終未免拮據。……著将乾隆元年至乾隆十三年江蘇積欠地丁二百二十八萬餘兩、安徽積欠地丁三十萬五千餘兩悉行镯免。”至于浙江，因為此前并無積欠，“著将本年應征地丁錢糧蠲免三十萬兩”，以示鼓勵。直隸、山東所過州縣，“蠲免本年應征額賦十之三”外，又免山東欠谷九十七萬石餘。如此，算是給了沿途老百姓一點實惠。

此外，乾隆還仿造當年康熙南巡舊例增加科考學額，其中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于當年考試文童（即考秀才）時，府學及州縣大學增取五名，中學增取四名，小學增取三名。南巡途中，乾隆還允許當地士子獻詩召試，取中者特賜給舉人并授内閣中書等，這也是仿造康熙南巡的舊例。

五、南巡的利弊得失

乾隆南巡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不過客觀地說，南巡也不全是負面效應。畢竟，蠲賦恩賞、巡視河工、觀民察吏、加恩士紳、培植士族、閱兵祭陵，這六大事務不能說不重要。即便奉母遊覽，也是提倡孝道，為國表率，并無不可。退一步說，因為乾隆的南巡，沿途官府主動修路搭橋，清理溝渠，對各地交通和城市市容的改善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如檔案《揚州行宮名勝全圖》記載，兩淮鹽商為迎接乾隆巡幸揚州，曾先後集資修了高橋、香阜寺、天甯寺、迎恩橋、寶塔寺、高旻寺、錦春園等宮殿樓廊五千餘間，亭台近兩百座。而由于乾隆與皇太後好遊山水名勝，沿途古迹也得以保護開發，就連乾隆南巡之迹在内，都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旅遊資源。

總體來說，乾隆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弊。通過六次南巡，乾隆了解了沿途及江南的官風民情，知道了民間的百姓疾苦。正如其在四十九年（1784年）的禦制《南巡記》中說的，“予臨禦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作為他生平最重要的事功之一，乾隆對南巡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南巡記》中，乾隆也清醒地指出，若不具備君主之“無欲”、扈駕人員之“守法”、官員之“奉公”、民人之“瞻觐親切”這四個條件，切不可輕言南巡。十餘年後，乾隆曾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禦六十年，并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财，實為作無益害有益。将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

乾隆以後，清朝再無皇帝南巡。由此，“六下江南”是否就是乾隆中葉中國國勢漸衰的原因，這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了。（金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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