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隐龍

作為皇權在民間最常見的代表符号，聖旨一向是曆史劇中的常客。鏡頭往往是這樣推開的：衣着華麗、表情嚴肅的宦官勒馬而立，風塵仆仆地緩緩張開一卷的明黃色綢面，用略顯尖銳的聲調莊嚴念着“奉天承運皇帝诏曰”，眼前的臣工百姓層層疊疊跪拜，隻待“欽此”二字念畢，齊聲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在這些故事中，聖旨常常會扮演一個“扭轉乾坤”的角色，作為王朝最後也是最強大的力量給予佞臣貪官以緻命一擊。這的确很符合人們對清官明君的期望以及封建王權的想像，然而事實上，聖旨與尚方寶劍、龍頭鍘一樣，其大衆文化形象早已與曆史原形相去甚遠。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級别最高的“公文”，聖旨背後雖然也有如“故劍情深”這般的浪漫故事，但作為君主命令下達的日常路徑，它所折射的畢竟是朝廷運轉機制的一個普通側面，而非大衆文化——或是影視劇中精心構建的傳說。

當然，這并不代表聖旨沒有屬于它自己的傳奇。

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前聖旨時代”：君命文書的漫長演進

通俗而言，聖旨相對正規的稱呼為诏令或诏書，可以理解為君主向臣民發布的下行文書，也既君命文書。聖旨的曆史可以回溯至宋元時期，诏書的曆史可以回溯至秦朝，而君命文書的概念則更為源遠流長，早在皇帝這一“職業”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尚書》中的文體大緻分為“典谟訓诰誓命”六種，其中诰為君主的告谕、誓為起兵命誓師文，命為君主的命令，雖然這些尚不是規範文種的名稱，但已可以視為君命文書的雛形。三代以降不乏诰誓命的名篇：《尚書》中所謂“典谟訓诰”，特指《堯典》《大禹谟》《湯诰》《伊訓》四篇，其中《湯诰》既為此列；此外如成湯興兵讨伐夏桀時作做的《湯誓》，或是周成王姬誦駕崩前下達的《顧命》等，均對後世君命文書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響。

《尚書》書樣

清朝姚鼐在《古文辭類纂》中總結到：“诏令類者，原于《尚書》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于三軍之衆，猶有賴焉。”在姚鼐眼中，雖然周朝已經隕落，但文诰依然以其“昭王制，肅強侯”的獨特魅力在王朝更叠中流傳于後世。至春秋戰國時期，國君發布命令的文書被稱為令、命，這是君命文書得名之始。秦朝統一後，在“天子自稱曰朕”的同時改命為制，令為诏，君命文書從此有了法定名稱。

秦始皇赢政所用的“诏”字也并非首創。周文王姬昌曾下達《诏牧》、《诏太子發》，前者主要内容為鼓勵農耕，類似後世的勸農诏；而後者是對周武王姬發的教育和訓導——後世也的确有學者将這兩份“诏”視為诏書的濫觞。從君命文書“自覺性”的角度來看，《诏牧》、《诏太子發》雖有诏之名，但沒未如秦朝一樣強調其專屬性與至高性，故“诏起秦時”一說也并非完全基于诏書之名，更在于诏書之實。

《木乃伊3》中的秦始皇

漢承秦制，繼續沿用制、诏，又增加策、戒兩種，由此形成君命文書的四大種類，如《後漢書·光武帝紀》注引《漢制度》及《文心雕龍·诏策》等所載：“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诏書，四曰戒敕。”其中冊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回複臣僚用均用策，東漢末年将封罷免諸侯王及三公的文書改為冊；戒也可稱誡、戒書、戒敕等，用于告誡地方官員。

漢朝的君命文書制度經曆三國兩晉南北朝一直延續，直到隋朝依然以制、诏、冊、敕為四品，這裡的敕即是戒敕的省文。制用于制定律法政策，诏用于發布重要政令，冊用于冊封王公貴族，敕用于處理日常政務——在這一分工中，不難看出诏的皇權色彩已經相對厚重。

唐朝在承襲隋制之餘，又增加诰、禦劄、榜等，其中诏書依然用于發布重要政令。唐朝向全國臣民發布的诏令要求各地方出榜張挂，故又稱為榜，宋承唐制，稱之為敕榜。金、元兩朝在唐宋舊制的基礎上又大有增設，其中金朝皇帝發布的君命文書種類繁多，有诏、制、冊、敕、谕、诰、令、旨、宣、祝文、祭文、鐵券文等。

金朝将領

在元朝，聖旨正式出現。元朝官修政書《經世大典·序錄》中記載：“古者典谟訓诰誓命之文，或出于一時帝王之言，或出于史臣之所修潤，其來尚矣。國朝以國語訓敕者曰聖旨，史臣代言者曰诏書。謹列著于篇……”

《經世大典》僅存序錄，之後“列著”的君命文書已不可考，但從《序錄》的隻言片語中可以清晰得知，元朝的聖旨以蒙古文記錄，诏書則由翰林國史院用漢文起草代皇帝言。後世有學者以文法區分元朝的聖旨與诏書：其中白話者為聖旨，文言者為诏書，這倒也情有可原：聖旨初稿以蒙古文書寫，譯成漢語後并不求語句典雅；而诏書本為漢族官員書寫，落筆自然古韻森森。

以元朝的視角來看，聖旨即是“白話诏書”，诏書即是“文言聖旨”——元朝的統治者當然不會想到，這樣一個少了風雅莊重的“俗稱”，居然會成為後人眼中皇權最具标識性的符号。

元朝曆代皇帝

大衆文化視野裡的“聖旨”含義重塑

經過了從三代到元朝二十餘個王朝的承襲，聖旨終于陰差陽錯地在元朝這個征服王朝中正式登上舞台。元朝因蒙古語與漢語難以兼顧，遂将诏書與聖旨二分；明朝作為漢人王朝無需做此區分，而清朝君命文書以滿文和漢文合璧書寫，故以“聖旨”一詞特指“白話诏書”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實際意義。聖旨依然存在，隻是在歲月的流逝中具有了新的含義。

明清兩朝的君命文書在繼承前朝各文體的基礎上又有所創設，其種類趨于大成，大緻分為制、诏、冊、诰、诰命、敕、敕書、敕命、聖旨、谕旨等，其中聖旨指皇帝未經拟稿，直接命太監各衙門傳達的君命——這一“口頭诏書”的功能在清朝漸漸被谕旨類文書所取代。

除聖旨與谕旨外，制用于宣布祭祀天地、立太子等重大禮節性活動；诏一般用于向天下臣民發布的重大事項；冊、诰命、敕命用于覃恩封贈，其中王公貴族用冊，五品及以上官員用诰命，六品及以下官員用敕命；诰用于頒布皇太後遺命；敕用于指揮日常政務；敕書用于标明地方官員的權力與職責。

聖旨到！

民間流傳的明朝君命文書大多是“奉天承運皇帝敕曰”為開頭的敕命。如前所述，敕命用于六品及以下官員的覃恩封贈，這些文書由授予受封者後通常被妥善保管，敕命上的文字甚至會被刻碑紀念，故敕命雖然未必是君命文書中最重要的文體，但卻距離民間最近，自然也最容易被尋常百姓所知。

君命文書在清朝又有了極具特色的演進，那便是上谕的出現。《光緒會典》中對這一文書形式有着明确界定：“特降者為谕，因所奏請而降者為旨，其或因所奏請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為谕。”也就是說，皇帝主動下達的為谕，回複大臣奏請的為旨，其中奏請事項需要“宣示中外”的也為谕——谕與旨合稱上谕，亦可直接稱為谕旨。

上谕又可細分為朱谕、明發上谕與廷寄。朱谕由皇帝親自執筆或由内閣大學士起草并經皇帝審改；明發上谕由内閣公開拟發，通常會傳達于各地，與宋朝敕榜相似；廷寄則是密旨，其内容不得公開，由軍機處密封後經兵部捷報處飛馬速遞至承接者親啟，故存世極少，殊為珍貴。

明朝聖旨

可以看出，經過十數個朝代的發展，君命文書在明清時期早非漢朝“策制诏戒”四種文體所能涵蓋，其複雜程度就連官員本身都未必能盡知，更何況尋常百姓。如《明會典》中所載：“朝廷頒命四方，有诏書，有赦書，有救符、丹符、有制谕、手诏。”而清朝編纂的《明史·職官一》中所載的“凡上之達下，曰诏，曰诰，曰制，曰冊文，曰谕，曰書，曰符，曰令，曰檄”一句，便将明朝常用的敕遺漏。雖兩種古籍不能簡單對比，但足以體現君命文書種類的多樣化。

更進一步，曆代王朝對君命文書雖多有微調，但所用名稱無外乎诏、诰、制、冊、敕等字樣，一種文體在此朝為一含義，在彼朝又變成了另一含義，其變化多端并不亞于各朝官職。與此同時，聖旨作為正式的君命文書，其曆史相對較短，故而民間所謂的聖旨絕無法定義為元朝的“白話诏書”或是明朝的“口頭诏書”，而更适合認定為皇帝或以皇帝名義頒發的各類君命文書的總稱。也唯有将通俗意義上的聖旨視為君命文書整體的代名詞，才能涵蓋自三代——至少是自秦朝以降的各種“聖旨類文書”。

清朝聖旨

“天下第一公文”的面子與裡子

無論聖旨的曆史在後世引發了多少誤讀，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聖旨“天下第一公文”的地位不容質疑，這種尊榮直接體現到了聖旨的形制上。

清朝聖旨多為多為朝廷監制，江甯織造府制成。以最常見的诰命和敕命為例，诰命有三色、五色、七色之分，文以“奉天诰命”為始；敕命用純白绫織成。文以“奉天敕命”為始。诰、敕命均為卷軸式，以升降龍盤繞，内容以漢文和滿文合璧書寫。聖旨圖案材質以受封者地位不同而有所區别：一品文官诰命圖案為鶴錦面，武官為獅錦面，俱用玉軸；一品以下官員不分文武均為祥雲錦面，其中二品用黑犀牛角軸，三品用貼金軸，四、五品用黑牛角軸，六品以下的敕命亦用黑牛角軸。

清朝聖旨兼用滿漢文

與元朝分蒙古文、漢文不同，清朝聖旨兼用滿漢文，其中漢文行款從右至左，滿文行款從左至右，合于中幅書寫日期。诰、敕命均由由翰林院撰拟，經内閣大學士奏定後，再按品級填發，由庶吉士書寫。若遇襲封，每襲一次都要在原給的诰、敕命之後增寫。

诰、敕命承載着浩蕩皇恩，受封者與襲封者自然會妥善保管。事實上清朝針對聖旨的保管也制定了嚴格的規定：受封人務必小心珍藏，如偶遇水、火、盜毀失者，經申請複議，尚準許重新補給。但若因收藏保管不慎，導緻蟲蛀、損傷或潮濕破壞污染者，便要罰俸六個月；若是直接丢失或家道中衰将聖旨典當，被發現将則革去官職。在這一番嚴苛的律令下，受封人自然也不敢大意了。

如果将聖旨的形制視為其“面子”，那聖旨的内容就是“裡子”。大多數君命文書的内容與形式都相當固定，诰、敕命更是典型的公牍文體，故雖多出于才子之手，但其創作餘地非常有限。從明清兩朝的诰、敕命來看，其字體均為端莊的館閣體，行文而精悍洗練，幾近于印刷。

端莊的館閣體

诏書涉及的内容相對駁雜，故而能夠給予書寫者較大的創作空間，從宏觀曆史來看，也能大緻品味出這一“天下第一公文”的文風演變過程。自秦漢以降，诏書大體沿着從散體轉向骈體、從古樸轉向雅麗的方向發展。漢朝诏書多以散體行文，崇尚骈俪的六朝，诏書的文風也漸漸變得“錯采镂金”，而唐宋兩朝骈散相間，各有其趣。從這個角度來看，诏書的文風與王朝的氣質也多有相應之處，如漢朝诏書的雍容不迫、宋朝诏書的巧不傷雅，均為後人所稱道。

诏書文風的演化自然有文人雅士斟酌，但聖旨中最大名鼎鼎的章句，卻勢必要數“奉天承運皇帝诏曰”的“開場白”——這八個字又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诏書的開頭語自古并無定制，唐朝诏書一般由當時的門下省審核頒發，故多以“門下”開頭，也有用“朕紹膺駿命”或“朕膺昊天之春命”等句。魏晉南北朝時期多以“應天順時，受茲明命”開頭，直到元朝時，聖旨——這裡的聖旨是指白話聖旨——的開頭變成了“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皇帝聖旨”。

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皇帝聖旨

元朝聖旨以蒙古語為藍本，“長生天氣力裡、大福蔭護助裡、皇帝聖旨”這幾個字就是翻譯成漢語時的“傑作”。作為君命文書的開頭語，這樣的文字顯然不雅，于是在漢人的潤色下漸漸被譯成“上天眷命，皇帝聖旨”八個字。元朝徐元瑞《吏學指南 ·發端》中更有解釋：“欽惟聖朝，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故曰上天眷命。诏敕之首，表而出之。”

明朝承襲元制，但明太祖朱元璋不滿“上天眷命”四字的張揚，故改為“奉天承運”。如《明太祖實錄》所載：“上以元時诏書首語必曰‘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意，命易為‘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動皆奉天而行，非敢自專也。”

朱元璋之語是托詞還是真意已不得而知，不過“奉天承運皇帝诏曰”的斷句卻在後世引發了争議。究竟是該讀“奉天承運，皇帝诏曰”，還是“奉天承運皇帝，诏曰”呢？從宏觀曆史來看， “诏日”二字自漢朝以降便出現于君命文書之中，而明朝皇帝又有“奉天承運皇帝”之稱，故而采用“奉天承運皇帝，诏曰”一說有其邏輯。然而從微觀曆史來看，明朝承襲元制，元朝聖旨的開頭語正是“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朱元璋親自将“上天眷命”改為“奉天承運”，故而采用“奉天承運，皇帝诏曰”一說亦符合語境。因此，這一争議孰對孰錯，還需要更多史料方能解答……

朱元璋畫像

結語

聖旨在大衆文化中充當了古代皇權最直接的象征物，故而其定義也隻能從大衆文化的角度進行重塑。中國的曆史過于悠久，王朝更叠過于頻繁，君命文書的文體與定義過于複雜，将聖旨作為大衆文化意義上君命文書的代名詞，未嘗不是一個取巧的方式。如何劃分嚴肅曆史與大衆文化的界線？聖旨在此出了一道難題。不過這一切，并不影響有心人去探索追尋聖旨背後那林林總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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