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了解到範仲淹，大多是通過課本裡的詩詞及《嶽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嶽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那麼，範仲淹為何能在千年後的今天仍為後人津津樂道呢？

這就要說起他的家族了。

範仲淹所在的範氏家族，曆經八百年風風雨雨仍長盛不衰。在科舉盛行的舊社會，範氏家族總共誕生過八十位狀元和四百多名進士！顯然，這一成績足以讓許多文學世家相形見绌。為什麼範氏家族能如此興旺呢？範仲淹的身上又有哪些值得後人效仿的品質呢？

首先、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積極悲觀主義情懷。

抛開主觀因素來看，《嶽陽樓記》成文的目的無非隻有一個，就是規勸好友。

範仲淹的鐵哥們滕子京仕途不順，被打發到巴陵這個在當時屬“不毛之地”的荒僻角落。文人雅士，陷入這種境地時往往會有躊躇滿志，一肚子抱負無處施展的困頓，蒙受巨大打擊。

作為滕子京最親近的人之一，範仲淹一直想找機會和他說說心裡話。值此之際，滕子京剛好寄來一封《求記書》，範仲淹立即想到結合這篇遊記，巧妙地幫助好友走出困頓。

透過對洞庭勝景一陰一晴的描寫，範仲淹想要對滕子京表達的東西是：人生就像這人間勝景，有時風雨有時晴，人總有高低起落，是以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一個超脫物外的淡泊之人。

一般而言，人有兩種：

一種是樂觀主義者；

一種是悲觀主義者。

所謂樂觀主義，就是在看待事物時總會觀察到好的那一面，悲觀主義者則恰恰相反，看待事物時優先思考有害的那一面。事物都有兩面性，這兩種看待問題的方式隻是角度不同罷了。

如果一味地追求樂觀主義，那麼就會沉淪于快樂變得盲目；一味地追求悲觀主義，又會對前路喪失信心，變得傷春悲秋。

很少有人知道，還有一種夾雜在二者之間的處事态度，是為“積極的悲觀主義者”。在遭遇某一事件時，優先考慮到該事件所引發的最壞結果。倘若，這個最壞結果是你能承受的，那麼便抛棄一切顧慮，放手大膽地去闖。隻要在過程中，付出努力，得到的結果總不會比預想的結局更糟糕。

當然，隻是談及理論，未免有些蒼白無力，我們不妨來舉個例子。

演員韓雪就是一名典型的“積極悲觀主義者”，在某次擔任某電視劇的制片人時，她想要使用當時還不盛行的“4K分辨率”來進行拍攝。由于當時的4K技術尚未普及，所以，拍攝所耗費的資金是個天文數字。一旦這部電視劇沒能引起反響，無疑韓雪從業十餘年的積蓄都要付諸東流。韓雪認為，自己能承擔這一失敗，所以，她便放膽去做了。當然，在今時今日的角度看來她收獲了成功，但即便電視劇并未熱播，她亦不會因此而困頓。

範仲淹的處事角度何嘗不是這樣？

在他看來，國家的未來充滿了艱辛和困難，但他卻沒有像那些悲觀主義的文人一樣沉淪，而是抱着這份憂慮，做好力所能及的本職工作。

積極悲觀主義，就是憑借自己的努力，改寫一地雞毛的未來。

其次、則是範氏家風帶給後世的思考。

範仲淹絕非官二代、富二代，兩歲的時候便死了父親。為了帶着孩子活下去，其母謝氏隻能改嫁到朱家。謝氏與孟母差不多，一生勤勤懇懇，緻力于将孩子教育成一個有理想有擔當的男子漢。範仲淹的繼父為人正直，為官清廉，是範仲淹一生的榜樣。

在父母的影響下，範仲淹成長為正直且有思想的大好男兒。雖說範仲淹常年外出做官，工作上比較繁忙，但他仍會抽出時間給子女寫信，範仲淹在政治生涯中遇到的挫折、經驗，做人的道理、不足都會寫在這些書信中，為子孫起到示範作用。

在教育子女方面，範仲淹嚴守一大原則，“以身作則”。如果是自己做不到的事，他絕不會強加于後人身上。這份品質，自然離不開繼父朱文翰的影響。範仲淹認為，隻有自己行的端走的正，才能在子女的心中樹立榜樣。

最難能可貴的是，範仲淹雖生于理學盛行的年代，但他卻懂得因材施教。在當時，大多數顯貴父親都會獨斷專行地為子女決定人生軌迹，為他們規劃人生。範仲淹則不然，他雖對四個兒子寄予厚望，但他的教育卻貼合每個兒子的性格特點，讓他們從事感興趣的事業。

景祐二年，範仲淹調任開封，擔任知府。當時，他派兒子範純仁送五百斛小麥往蘇州。在運輸小麥的過程中，善良的範純仁遭遇了落難的海州通判石曼卿，于是，便将所有小麥作為資助，饋贈給友人。

回到家中後，範純仁将情況彙報給父親，範仲淹卻說為何沒有将運輸小麥的船一并送出去，與人方便。當範仲淹聽到兒子已将小麥連同船一并送出後，誇贊兒子做的不錯，并告訴他扶危濟困的道理。

家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身作則和因材施教是家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高曉松母親張克群的教子之道，就與範仲淹有異曲同工之妙。

高曉松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小時候他的家中有許多藏書，不光是房間裡，哪怕是走廊上也堆積着書。當時還沒有搜索引擎，所以，高家的書目就是一張張地小卡片。年輕的高曉松，經常随手拾起一張卡片，從上面選一本感興趣的書，一讀就是一整天。因為家中書香氣十足，所以，高曉松便潛移默化地愛上了讀書。

張克群本人表示，其他家庭的父母也喜歡讓孩子讀書，但他們平時非但不讀書，還會在家中打麻将。在這種環境下，想要指望孩子愛上讀書，顯然是不可能的。所以，高曉松父母的娛樂活動是讀書或聽音樂，高曉松在這樣的環境中養成了喜歡讀書聽音樂的習慣。

前文中我們提到，範氏自範仲淹之後，人才輩出，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家風。人就像花朵，生長在怎樣的環境中何其重要！環境是一個人生活空間的保證，又是提供發展方向的平台。家庭何嘗不是一個小社會呢？想要了解一個人，隻需看他的家庭情況即可管中窺豹。

最後、辦事而兼傳教之人。

主席在提到我國曆史時，說他最崇拜的古人隻有兩個，其中之一便是範仲淹。“辦事而兼傳教之人”，正是主席對範仲淹的評價。範仲淹的實績有太多，出于篇幅有限不便贅述。

那麼，範仲淹“傳教之人”的身份又是如何奠定的呢？

能在做好自己的同時帶動他人，這才是最優秀的人。可以說，範仲淹為人處事的準則影響了北宋的士大夫，甚至一度改變了北宋官場的風氣。中國封建王朝“重武輕文”的開端，大抵要從北宋說起。抛開武人對皇權造成的隐患不談，武人的存在亦會給國家安全造成隐患。

唐朝中後期武人當道，這些缺乏文化教養的武官目無法度，勢力膨脹，對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趙匡胤曾說過：“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百餘，分知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因此，宋朝的趙皇帝們對文人寄予厚望，為文官提供了古往今來最好的生存環境。

那麼，範仲淹為大宋官場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呢？

這仍要從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說起。實際上，這一名句并非範仲淹的發明，而是歐陽修的人生信條。

熟悉曆史的朋友都知道，範仲淹與歐陽修是知交好友，在政治之路上二人無數次地榮辱與共。歐陽修聽說範仲淹被調派到蘇州，是以給好友寫了封信：“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這便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觀念的原始出處。

歐陽修的人生，将這一信條貫徹始終。然而，範仲淹不但能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信條，還能将這一信條傳給自己的子孫及後世的士大夫。顯然，單憑一個人的力量，改變社會現狀彌足艱難。但是，若能調動一群人的力量，這件事的難度就會大大降低。

範仲淹之情操，就像他在景祐元年範氏先祖祠堂所寫的那首《君子樹》一樣：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天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苦江河，有心若金璧。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以身作則的範仲淹，以自身為榜樣成了大宋乃至後世士大夫的“傳教之人”。他的處世信條，不但在當時為人學習，更适合今時今日的我們效仿。

參考資料：

【《宋史》、《嶽陽樓記》、《宋明臣言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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