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的背後不僅隻有商業博弈，當我們面臨潛網的時候，我們不僅在面對監控，同時也被卷入一場人、技術與權力的關系。技術賦予了潛網更深的隐晦性，它蟄伏在技術的脈絡下，成為一種看不見的秩序，隐匿無蹤，卻無處不在。

文 | 鐘藝璇

編輯 | 趙磊

運營 | Trixy

監控隐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如果你試着去問一位大廠人，是否知道或察覺自己正在被監控，不出意外，你會得到一個肯定的回答。但如果繼續追問：“你是如何被監控的？”或許很少有人能和你說清楚其中門道，“就是一種感覺”。

這可以說是一個系統，也可以說是一種被有意構築的、森嚴冷酷的秩序，但稱呼為潛網也許更合适——它的規則、處罰、尺度，大部分都存在于猜測中，很多人都感覺潛網存在，但誰來放網、操控、收網，卻鮮有人知。

王甯第一次明确感受到潛網存在，是被開除的那天。當時，她被HR單獨帶到一間辦公室裡，周圍一共有4個人，後來還多了一位保安——他昨天還對着王甯說了句“早上好”。看到王甯情緒不太冷靜，HR瞥了她一眼，“你知道的，怎麼鬧都沒有用”。

她突然害怕了，想到之前被保安直接從辦公室架走的同事，任何人都無法接受在同事面前被毫無尊嚴地帶走，何況她還在哺乳期。交接時間不多，王甯被告知“趕緊離開”。

她說自己的手機還在工位上，“要拿回來”。HR和保安在不遠處注視着她，從回到工位，到拿起手機，王甯不可以說話，也不可以有多餘的動作，離開這棟樓前，她不能再和任何人有接觸。走到桌前，身邊的同事察覺到異樣，微微側頭偷瞄她，王甯搖了搖頭，沉默地走了。

保安和HR一前一後，一路将她送下樓，直到徹底走出這座大廈。樓下，王甯的丈夫在等着她，“你的東西呢？”她反應過來，自己除了手機什麼都沒拿，轉頭進去，卻被告知禁止進入。她趕緊聯系同事，對方說“有人一直在盯着呢”，趁領導沒注意，同事隻匆匆帶走王甯的水杯，下樓後放在公司打卡機旁，迅速轉頭跑開。

▲ 圖 / 《保持通話》劇照

無論王甯如何解釋，她已經失去了進入的資格，盡管她要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她一氣之下選擇報警，警察到了又離開，“他們也進不去，拿不到”。

一般情況下，潛網極少會這樣主動出現，它更多時候是隐秘的。關于潛網，大廠員工之間流傳着不少江湖傳言——公司内網監控、社交媒體監控，甚至無意中吐露的一句話，都有可能被潛網捕獲。

一家頭部互聯網公司的員工陳柳依隐隐察覺到這種監控的存在，工作電腦會挂在内網上，用外部電腦也需要先安裝一個VPN來登入工作後台，一旦出現問題，技術部門就能調取操作曆史，為了避免風險，她在内網和别人交流時會盡量避開一些關鍵詞，比如競品公司、業務名稱、領導名字等，怕觸發報警，但她也不清楚這個機制是否存在、如何運作，“隻是有同事會說這個事情”。

一些關于潛網的猜測正在被驗證。面對一份内部技術文檔，程序員李望偷偷按下了截屏鍵，不涉及商用，他想嘗試分享給朋友做技術交流。不到一會，IT部門的同事私下找到他，“不要再截圖了，這回先警告你一次”。

李望在另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工作，他知道IT部門負責管控所有員工的内部交流，關鍵字觸發可能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李望曾經試着用微信發出公司某内部APP的名稱，并安裝了一個可以監測電腦對外網絡傳輸速度的軟件，發現這條文本的發送速度明顯變慢，“可能一條微信正常的發送速度是幾毫秒，但是這條帶關鍵字的文本速度會慢很多，應該是被監控到了”——而正常情況下，這種速度減弱很難被肉眼感知到。

這曾經這是一種保護。互聯網發展二十餘年，從中關村的幾台電腦到龐大的大廠生态，環境每天都在發生着變化，牽動着數據的戰争、技術的戰争乃至人性的戰争。

▲ 圖 / 視覺中國

一個互聯網運營員工可能很難想象，自己手中的一條普通數據，在競對公司眼裡意義非凡。據36氪報道，一家互聯網公司曾經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戶線索賣給競争對手，“保守估計，飛單損失能有上千萬元”。一家百億美金估值的公司，在關鍵融資階段遭到競争對手竊密并向投資方舉報數據造假，差點毀掉融資，甚至斷送公司的未來。大廠之間一邊設置重重保護，另一邊也通過咨詢公司等各種途徑打聽對手的消息，并不惜為此付出高價。

剝開互聯網公司的外殼，核心數據和代碼實際極為脆弱，緩緩流動的潛網，每時每刻都保護着公司的信息安全。起初它的作用尚有邊界，但如今這種監控正在擴大，成為控制員工的一種手段。

陳菲和王甯同屬于一家知名互聯網公司，2019年前後，她隐隐察覺到，公司的弦突然收緊。有一天，陳菲收到了多條公司微信群解散的消息，群聊頁面隻留下一條格式化的通知，“要求即刻解散”——包括公司全員大群、團建群、健身群甚至奶茶拼單群。

很短的時間内，HR迅速肅清了所有可見的私人與工作關系，并且在兩者之間設立了高大的屏障。盡管奶茶群裡，從來沒人說過任何有關工作的事，它起源于某次領導在組會後的犒勞，又親手被領導終結，“群裡平時隻有簡單的奶茶拼單記錄和群收款”。後來，陳菲再也沒看到有同事拎着一大袋奶茶上樓，“現在都是各喝各的”。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失控又将是注定的。數據的背後不僅隻有商業博弈，當我們面臨潛網的時候，我們不僅在面對監控，同時也被卷入一場人、技術與權力的關系。技術賦予了潛網更深的隐晦性，它蟄伏在技術的脈絡下，成為一種看不見的秩序，隐匿無蹤，卻無處不在。

潛網能主動識别風險，也能在風險變成事故後，及時把責任人揪出來，并保留所有的證據。

用内網登錄公司任何後台，陳柳依的電腦屏幕上都漂浮着密密麻麻的水印——她的姓名和手機号碼後4位，水印大大減小了員工随意截圖的可能性，畢竟沒有人想讓自己的名字和談資産生直接聯系。但陳柳依感覺有些不适，“它仿佛在告訴我，我的每一項行為都被記錄在案”。

這些截圖有的成了“罪證”。據彭博社去年8月30日消息，阿裡巴巴将開除對外洩露“控訴前公司經理性侵”内網文章的10名員工。知情人士稱，這些員工将内網控訴文章的截圖除去個人水印後對外公開發布，此行為違反了公司政策。另外有三人因在公共論壇發表不正當評論而受到批評。

▲ 圖 / 微博

一旦嗅到風險，潛網立刻會給出敏感的反饋。李望不久前向公司提交了辭職申請，在距離正式離職還有半個月的時間裡，他照常訪問技術文檔，系統卻突然顯示“不能訪問，請聯系對應部門申請解封”。這種情況在李望此前的工作中從未出現過，他向技術部門提出申請才得以繼續訪問，“不出意外，應該是和我馬上要離職有關”。

即将離開公司的員工，的确會成為特殊關注的對象，這點也在另一位前大廠中層的口中得到印證，這位中層告訴每日人物，她的下屬離職時，作為直屬領導，她曾反複收到相關提醒，大意是“你的下屬xxx即将離職，請查看其近期操作有無風險”。而在對話框下方，附有該下屬近期登錄的所有後台和操作記錄。

陳柳依某天發現，公司内部辦公軟件的員工聯系方式突然被隐藏起來，以前的内部辦公軟件像一個巨大的通訊錄，隻要點擊員工主頁，便可以清楚看到對方的聯系方式。“還有一個加急功能，可以直接聯動對方手機号碼，選擇發短信或者打電話。”

但現在，聯系方式不再輕易公開。“你必須和這個人有過對話，而且是雙向對話，才能看到對方的電話号碼。”如果對方并未回複消息，可以通過單線加急，“但已經不能看到對方号碼了”。

變動的原因也很簡單，“聽說是外部的一個獵頭拿着公司員工的手機登錄平台，得到了大批員工的聯系方式”。無疑，這對公司來說意味着巨大的風險。

潛網的手越伸越長，對風險的判斷也越來越謹慎，除了信息洩漏，如果一個行為被認為有損公司利益，立刻會被捕捉到。去年11月，國美内部發布的一份《關于違反員工行為規範的處罰通報》曾經引發熱議，在通報中，員工的姓名、部門、所在樓層以及在工作時所有流量信息都公之于衆，其中一位員工因為使用網易雲音樂的流量達到22.5G而被處罰。

最後，潛網的手還會伸到公司外部。陳柳依的公司曾經有一個官方交友平台，但效率并不高，“主要作用是曬員工學曆和财産”。一位同事在平台上發了一個帖子，大意是希望這個資源能真正活起來，并附上了一個微信群二維碼。陳柳依也進了群，“後來這個群就發展為介紹對象的群”，伴随着群員越來越多，這位同事也拉了一些其他互聯網大廠的同行入群。

直到有一天，這位同事在群裡宣布自己已經離職的消息，同時他披露了一件事，在離職前不久，他收到了紀律道德委員會的警告，稱“有人舉報你通過微信群從事信息洩露活動”，這位同事極其生氣，在群裡語氣激動，“我不知道是誰舉報的我，但是大家都小心點”。

潛網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對員工來說可能是一場噩夢。

陳菲的公司發生過一次“嚴重的風波”。起初是有同事私下交流調薪後的收入，被他人舉報後，經過領導教育了一番，“後來發展成相互報複，舉報對方虛假打卡”。彼時高層震怒，全公司上下迅速掀起了一場對虛假打卡的嚴查。

先是自我檢舉。當時的陳菲收到HR通知，如果存在虛假打卡情況，需要向部門領導發送郵件主動說明情況，并且抄送HR。“郵件需要具體到僞造考勤的次數，哪一天，什麼時間點，真實幾點到，以及虛假打卡的時間是幾點。”

這場自查幾乎波及了整個公司。“實話說，公司的考勤制度是不合理的”，規定上班時間是上午11點，陳菲和同事們卻少有在晚上11點前下班的時候。隻有一種情況可以免除遲到懲罰——加班過了12點，不過需要提供證明。但往往晚上11點半左右，領導開始催促大家回家，“說我們應該早點下班”。

公司樓下的打卡機設在大廈外，隻有兩台，臨近上班時間的前10分鐘，排隊打卡的兩隊長龍能從打卡機排到沿街馬路邊上，一眼望不到頭。時不時有人探頭，口中嘟囔着“怎麼還不快點”，要是時間太緊迫，陳菲有時隻能眼睜睜看着自己遲到，而遲到的代價又是巨大的。“遲到的話，如果12點前到，就得按照9點起步，扣除3個小時的薪水。遲到超過1小時，扣半天薪水。”王甯說。

▲ 圖 / 視覺中國

在提交自查報告後，陳菲很快被部門大領導單獨約談。領導盯着她，兩人一陣沉默，對方開始一連串的發問，“為什麼你要遲到？”“為什麼别人就不遲到？”“記住，這個工作如果你不想做，還有人排隊來做。”陳菲低頭不語，站在領導面前，她不敢反駁，對方的任何一個低評價，都極有可能讓她失去這份工作。

但公司并沒有打算輕易放過她。半個月後，除夕假期前的淩晨，陳菲接到了HR的電話，“公司需要對你之前提交的自查報告進行再次核對”。電話裡，HR每報一條，陳菲需要回複一句“是的”，如果陳菲回答的語速略快，對方會立刻發問“你确定沒有撒謊？”“保證真實嗎？”半小時後，HR又來了一通電話。“你可以向我發誓，你沒有說假話嗎？”一瞬間，陳菲感覺自己“像個犯人”，被推入監獄前接受逼供。

“真實。”“沒有。”她說。

淩晨3點，HR最後一通電話來了。對方最後一次提醒：“如果你作假，我們會調監控去查你。”在确認完畢後，HR告訴陳菲需要按照格式和要求發送一份确認郵件，收件人是執行CEO級别的高層，格式是“本人核對真實有效，确認無誤”。

“我知道遲到是不好的事，也明白自己有錯。”但數次重述這個并不算嚴重的錯誤，令陳菲無所适從。當晚，陳菲躺在床上，看着漆黑的天花闆，回想HR的幾通電話，“後來一想，HR根本沒有資格在那麼晚的時候打擾我”。她也對HR的話術産生質疑，“如果真的會查監控，為什麼又要這樣反複逼問我？”

但陳菲不知道，作為最後的手段，監控确實存在。由于追溯打卡時間較長，王甯已經基本不記得自己的打卡情況，HR有一天突然把她叫到辦公室，“你隐瞞了虛假打卡，說實話吧”。見王甯否認，HR才告訴她“我們調了監控，你遲到了2分鐘，而且我們還知道是誰幫你開電腦虛假打卡”。

“主動反饋吧，否則就開除。”王甯迅速理清了過往的打卡記錄，她和同事最終都遭到了處罰，“那個月的績效打到了最低”。

沒有人想到後果會這麼嚴重，虛假打卡事件後，“公司開除了不少人”。王甯有一位同事當時在休婚假，加上臨近春節，沒有太在意公司的事，也沒有及時反饋，“她回來就被開除了”。

一場肅清後，最直接的變化是——就算有員工12點後下班，申請第二天補卡，也需要提交郵件到CEO層面，“很多人就算真的需要補卡，想到這麼繁瑣的流程也就算了”——合理晚到也不行了。

在這家公司裡，微信群被解散後，所有人開始使用官方内部辦公軟件溝通。在内部APP裡，所有人使用花名，無序的名稱背後，甚至沒有對應的職級和部門，更别說聯系方式——這意味着，除非挨個記住員工的花名，否則不可能檢索到任何一個人。

公司甚至不再允許有文件和資料存檔，跨部門之間的溝通開始變得困難。無序的組織架構和信息曾令陳菲感到一片混亂，“當你要做一件事的時候，你要把所有的坑踩一遍，什麼事都得張口問，可能跑了半天就做了一點小事情”。這點同樣得到了王甯的證實，“遇到什麼事，找什麼人負責，要找哪個團隊，這些信息我們都不知道”。

每隔一個月，陳菲所在的辦公室全員需要更換一次位置，“區域沒有變化，但是會打散身邊的人，讓你從東邊到西邊，或者從北邊到南邊去”。換位置的當天，領導會提前發布新的座位表，“通知大家今晚8點換位置”。

一到時間，所有人起身，工位很窄，“像個網吧一樣”，電腦又需要跟着人走，移動的速度極慢。桌椅摩擦，人們邊收拾邊低聲抱怨，各種聲音交纏在一起。陳菲對面的一位女同事，每次換位置都要搶在最前頭，熟練地搬運主機，插電，開機，然後埋頭工作。每個人都是面無表情的，“因為大家太忙了”。

究竟是誰在操縱潛網，這個問題并非無迹可循。許多互聯網公司都存在内部的自查自糾部門。每隔一個月，陳柳依會收到一封來自紀律道德委員會發送的全員郵件，郵件上會通報近期公司内部出現的違規行為，“具體到犯事員工的部門、姓名、緣由以及處罰結果”。

李望所在的公司有一個“陽光職場”行動，衆多違規行為内，有不少員工因為信息洩露而遭到通報，比如一些員工發送了同事的聯系方式給獵頭或者競對公司。

但這些公開的通報部門，更像一個機器，監控者隐身在潛網背後。陳菲和王甯都在猜測，到底是哪個部門在控制潛網——尤其在這樣一個組織架構模糊的公司裡，HR更像是一個執行者，“似乎還有個合規部門在調查”。

當潛網籠罩了整個公司，一種相互舉報的風氣開始滋生，原先被控制的人開始融入這張網絡中，成為潛網的一部分。在虛假打卡調查中，公司曾經鼓勵員工之間相互舉報，“舉報者将會減輕責任”。

▲ 圖 / 《舉報者》劇照

“公司發生了事情，會先調查周圍的人，讓别人去舉報。”王甯說。在公司發布的通報裡，知情不報的人将會被公開懲處，但如果有違規者願意提前自我檢舉或檢舉他人，“這個叫做态度良好，可以減輕處罰，另外的人态度惡劣，将被開除”。

而到底什麼是秘密，什麼究竟該被舉報，沒有清晰的界限。直到有人從高樓跳下，有人被救護車帶走，外界軒然大波，員工們卻在社交網絡上集體失聲。一位同事在脈脈上發布了一張救護車帶走公司員工的圖片，後來被揪出來，作開除處理。後來在公開發聲中，他猜測公司是根據爬蟲技術定位到了他。

沒有人再敢發聲。“你能看到，無論是脈脈還是知乎，我們公司在職的人發言特别少，因為一旦發言公司很可能會知道。” 大家甚至開始默契地不在社交媒體上表露任何信息，包括與工作無關的内容。就算是日常分享，王甯也必須屏蔽自己的同事組，“這是一定要做的”。她開始養成習慣，盡量少發，“包括我的小孩照片，都不會發”。

互聯網大廠的員工們越來越謹慎，他們經常會接到一些獵頭、咨詢公司乃至媒體的電話，有人想打聽離職的前同事，有人願意付費咨詢一些業務情況，或了解公司最近的動态，大家都立馬拒絕并挂掉電話，甚至連親密的朋友之間，也不願提起公司相關的事情，生怕不小心說的哪句話給公司造成損失，成為自己被開除的罪證。

潛網像蠶食一樣默默侵吞着公司與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王甯休産假前，HR明言，需要退群才能批準産假，她主動退出了所有工作群，後來内部APP的賬号也被沒收了。“完全和公司脫離了一樣。”

氣氛越來越壓抑，陳菲在公司變得沉默寡言。她開始不斷遲到，明明9點起床，就坐在床邊發呆，看着指針走過11點，才慢吞吞去上班。“我不想去上班，讨厭周圍的環境，整個人都是憤怒與抗拒的。”她也失去了對很多事的興趣，看電影、吃東西，“有什麼好看的？又有什麼好吃的？”陳菲最終向公司提出了離職，盡管領導曾經告訴她，“一畢業能來這裡已經非常幸運”。

古典互聯網的精神是開放的，這種精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技術曾經緻力于讓人們在一個因連接而廣袤的空間内，聽到或微小、或孤獨的聲音。如今它又親自為自己締造了一扇門，将一些人關在其中，無法掙脫。直到離開，陳菲才後知後覺，自己的狀态不對。“我都沒覺得不對，更别說去反抗它。”

“隻要不太過分”，絕大多數人已經習慣潛網的控制。實際上，包括李望在内的程序員們明白如何讓潛網“失效”。“我們知道公司的整套軟件是如何工作的，可以暫時性地把程序先‘殺死’。”就算IT部門定期對軟件進行更新與升級，他們依舊有技術手段能夠避開這些操作。

但這樣太費勁，“似乎也沒必要”，隐私成了妥協的犧牲品。李望選擇當沉默的大多數，“我也想不出有什麼辦法可以很巧妙地對抗這些事，這種對抗基本沒有用”。

對抗的作用确實微乎其微。互聯網公司的加班現象飽受诟病，曾有一份大廠作息表以共享文檔的形式流傳于網絡，四個應屆生建立了它，更多大廠員工在裡面分享公司的加班程度、業務現狀、是否有坑等“隐秘信息”。但該共享文檔的創作團隊告訴每日人物，文檔在發布後的一段時間裡，遭遇了頻繁的舉報、封禁和删除。

王甯的離開更像是一種無奈。休完産假回公司後，公司仍未向她開放原有的内部賬号，她向公司申請休哺乳假（注：女方産假期滿一年内，用人單位應當在工作日内安排不少于1小時的哺乳時間），隔日公司卻突然告訴她，兩年前她的一次打車報銷出現問題，發票連号違規，公司決定與王甯解除勞動合同。“他們說如果要證明，需要提供當時的支付憑證，可是兩年前的東西讓我怎麼去找”。

她被拉到一個辦公室内，既然是談判，條件一開始就被列出來：發兩個月年終獎，再補一個月薪資。領導說：“建議你離職，和公司好聚好散。”接下來是反複的拉扯——違規情況、補償條件以及一份競業協議。從下午4點到晚上8點，長達4個小時，随時有人監控着王甯，去洗手間也不例外。王甯甚至沒有吃飯，“盡管我還是一個要哺乳的媽媽”。

第一場談判以失敗告終，王甯堅持要求公司提供2N 1的補償，直到第二場談判，對方問王甯：“究竟能不能降低訴求？”王甯不同意，“我覺得我的報銷不存在問題”。對方突然給出狠話，毫無餘地，“那就開除吧，你可以走了”。這意味着，王甯将不會得到任何補償，包括去年一整年的年終獎。

▲ 圖 / 《克拉戀人》劇照

在潛網的監控下，她無聲地走出了大廈，手裡還有一份特殊的離職協議。“像一個污點一樣，因為被開除，我手上的離職證明和别人是不一樣的。”

報警失敗後，王甯沒忍住哭了。她甚至想過，要向公司過去的維權者一樣，自己抱着孩子在樓下拉橫幅，剛和丈夫訴苦完，又被勸下了，“沒有用的”。她何嘗不知道沒有用，過去上班時，她路過那些拉橫幅的人，除了心生憐憫，其餘什麼都做不了，而現在該輪到她憐憫自己。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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