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淑華和李萍,及其他幾個做家政的同行,合租在景田片區的某個房間裡。不遠處的水榭花都、香蜜湖1号、黃埔雅苑,以及更遠處的波托菲諾天鵝堡等豪宅區,倆人都工作過。
齊淑華今年48歲,在深圳待了将近9年,李萍50多歲,2006年就來到深圳。兩人是廣西老鄉,齊淑華質樸少言,李萍清瘦秀氣,十分健談。做家政服務,她們在富人家庭和普通家庭都工作過多年,跟上市公司董事長一桌吃過飯,與股市大佬相處數年……
她們能看到富人家庭和普通家庭,在物質、觀念、心态上的諸多差異。她們目睹過諸多豪奢的生活方式,也見過“起高樓,樓塌了”的人間起落……在二人眼裡,“有錢”與幸福無法挂鈎,李萍工作這麼多年,“隻見過一個特别和睦幸福的有錢人家庭,但這代表不了大多數”。
富人養娃:不吝金錢,照樣雞娃
“在深圳,沒有一個家庭不重視學習的”。不過,據齊淑華的觀察,富人家庭與普通人家庭的孩子,無論是生活,還是教育,投入差别都很大,對孩子的焦慮也不一樣。
在李萍服務過的富人客戶當中,家長在培養孩子上不吝金錢,也鮮少跟孩子提到錢。“請個家教1個小時500塊,唱歌一對一授課,一節課45分鐘,就要800塊,再貴的投入,他們都不會跟孩子談起花費”。
有的家長早早就為孩子選擇了藝術這條路,多數家庭把孩子朝着名媛、貴族方向培養,出國留學也提前納入了規劃。李萍每周得提前做好表格,今天送這個孩子上鋼琴課,明天送那個孩子上小提琴課,後天早上5點,要送球包到高爾夫球場……孩子再長大點,家長還會安排馬術課。
李萍曾在一個富人家庭裡,負責12歲女兒的接送。女孩跟同學聚餐、遊玩,李萍都要在旁邊陪着。李萍發現,幾個經常在一塊玩的女孩,情況都各不一樣,“有的是父母開車接送,有的自己搭地鐵上學”,由阿姨每天接送的,也隻有她服務的這個家庭。
女孩考完試,和同學出去玩,家長會叮囑“好好玩,錢都在阿姨手機裡”,“孩子不沾錢的,買什麼都是交給我”。
隻是在雞娃這一點上,所有的家庭似乎都沒有多少差别。
齊淑華在天鵝堡的一個家庭裡,做過1年半的住家保姆,家裡兩個孩子,“書包一放下,家庭教師就來了”。除了家教,還有舞蹈等各種培訓班,等着兩個孩子。周末兩天,孩子的時間被課程塞得滿滿當當,司機要計算好時間,送完老大的去學習班,再接小的從另一個培訓班回來,每天如此往返多次。
李萍服務的客戶家裡,讀高中的女孩周六看書看到淩晨1點鐘,“她不睡覺,她爸媽都陪着”。
“孩子太辛苦了,看着都心疼”。在齊淑華看來,如果孩子自身缺乏動力,砸再多的錢,上再多的培訓班,效果都不會明顯,“有個客戶給兒子報了一堆班,花了好多錢,孩子照樣不及格”。
不過,在高知家庭裡,二人也看到了不少新穎的教育理念。
齊淑華曾服務過一個家庭,先生有英國留學經曆,太太在華為上班,家裡有兩個孩子,從小感冒不吃藥也不打針,降溫了還是隻給穿短衣短褲,齊淑華看着不忍心,爸爸堅持說國外的孩子就是這樣,“也奇怪了,從小學到高中,幾乎就沒生過病”。
二人還發現,富人家庭中年父母一般不會跟老人同住。李萍的一個雇主家裡,爸爸不願意讓外婆多帶孩子,“覺得外婆太喜歡看電視,影響孩子的習慣”。
在華為女主人的家裡,齊淑華做了8年的鐘點工,“負責下午4點到晚上8點這段時間,爸爸一般7點半就回來了,每個月能見到媽媽兩三次”,有時候齊淑華在家裡陪着孩子等父母,“晚上11點,睡了一覺媽媽才回來”。
在華為媽媽的家裡,如果家庭教師不在,孩子作業寫到一半,就要問齊淑華“這個怎麼做”,她擺擺手“阿姨也不懂”。而後孩子把問題拍照,用手機發給媽媽,媽媽在手機上教孩子做題。
倆人發現,多數富人家庭裡爸爸都很忙,有些媽媽不算太忙,但還是會選擇用錢來替代應有的交流和陪伴。
李萍曾在水榭花都一個台灣人家裡工作過一年多,家裡兩個孩子,姐弟相差一歲。爸爸忙于做生意,晚上回來的晚,早上起床也晚,工作日幾乎跟孩子碰不上面。
孩子媽媽偶爾談一些業務,花在事業上的時間不多,不過她喜歡開車出去玩,“恨不得我是全能的,她不用管”。除了日常的接送,吃飯,洗衣,孩子看病,買筆、紙等文具,複印學習資料,都由李萍來做。
李萍帶弟弟多一些,孩子跟她很親,“還跟我說‘阿姨我長大了帶你去美國’”。到了晚上,孩子要鬧着跟李萍睡,“我也頭疼,他在床上亂轉亂踢,整個晚上都睡不好,可趕都趕不走”。
工作一年多後,李萍還是提出了辭職。
起因是媽媽出去玩了一個月,兩個孩子病了。李萍打電話把女主人催了回來,“她一回來就埋怨我做不好事情”。
李萍覺得委屈,三四百平方米的房子,就她跟一位鐘點工負責,買菜做飯洗衣她都要管,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早上送他們上學,做完飯,再去接他們,中午吃完飯你搞完,又該送他倆去學校,下午到晚上又要重複一輪。”小孩調皮、鬧騰,帶着兩個孩子太辛苦了,李萍病倒過兩次。
“很幸福的有錢人家庭,隻遇過一家”
齊淑華和李萍工作過的豪宅家庭裡,多數丈夫非常繁忙,和家人的交流相當有限。如果夫妻倆都忙,那雙方在家裡的交流更少。
齊淑華在華為媽媽家裡待了8年,最開始的兩年,她能看得出來,夫妻倆如膠似漆,感情特别好,到了後面幾年,她發現兩人在家裡很少搭話,“可能是被工作、生活磨的”。
在天鵝堡住宅區裡,齊淑華常常看到老夫少妻的家庭模式,“老公看起來年紀很大了,挽着20多歲的太太”。
工作這麼多年,李萍隻經曆過一家“非常幸福”的富人家庭。
夫妻倆在深圳開公司,倆人是大學同學,感情非常好,女兒學習也厲害,從沒讓父母操過心。一家人講話幽默诙諧,家庭氛圍輕松且民主,“女兒跟爸媽争一個事情,隻要孩子講的有道理,爸媽就不會多說什麼”。
李萍喜歡這家人,大人孩子都很有素養,“覺得你哪裡沒做好,就坐在一起聊幾句,講清楚就好了”。家裡四處都擺滿了書,男主人特意叮囑李萍,“沒事可以多看看書”,李萍來深圳之前,在廣西做幼師,平時也很喜歡讀書。
“不過這代表不了大多數,我遇到過的也就這麼一家。”
“大多數是什麼樣子?” 我問李萍。她笑笑,搖了搖頭,沒有回答。
今年3月,一位老客戶邀請李萍到家裡上班。李萍在2013年到2016年,曾在這位女士家裡做了3年阿姨,“那3年,夫妻倆做生意蒸蒸日上、日進鬥金,前後在黃埔雅苑、紅樹西岸買了房子,又在老家買了别墅”。
等到再次走進女士家裡,李萍發現這個家庭早已物是人非。女士換了丈夫,又生了兩個孩子。
原來,這位女士的前夫喜歡到澳門賭博,幾年間輸光了家産以及3套豪宅,女士也跟現任老公産生了感情。前夫為了還賭債,離婚時問女士要1000萬,最終兩人把價格談到了800萬收場。
“先生四十多歲了,現在去給朋友打工了,這位太太也欠了一屁股債”。
李萍在女士家裡隻待了一天,就提出了辭職。“以前和家裡的男主人、小孩相處得很融洽,聊天也很輕松”,在新家裡,李萍“總感覺渾身不自在”,她也能察覺到現任先生的拘謹與尴尬,“我們沒話講的,晚上我在廚房刷碗,先生吃飯的時候,轉過去把背對着我,應該也很不自在”。
看着好好的一個家,幾年間面目全非,李萍心裡不是滋味,總覺得“哪裡都不舒服”,再沒心思待下去。
“豪宅保姆”濾鏡背後
網上那些“豪宅保姆開豪車,住海景房”的傳言,在齊淑華、李萍看來,與現實還有諸多差距。給有錢人打工,并不意味着高收入,以及奢華的生活狀态。
齊淑華、李萍在富人家庭裡拿到的薪水,并不比現在“做兩份鐘點工,收入7000多元”更高,“有些富人客戶大方,過節會發紅包,有些一般”。
别墅裡分工明确,有司機、月嫂、保姆、鐘點工。做飯、清潔、接送孩子,在大多數别墅裡,都是專人專職。分攤到每一個人身上,工作并不辛苦,拿到的薪水相應也就不高。
齊淑華在華僑城天鵝堡工作的那戶人家,除了司機,還有兩位住家保姆——齊淑華負責做飯和一部分清潔,另一位阿姨負責接送小孩,和房子另外部分的衛生。
齊淑華在這戶家庭隻工作了一年半,就提出了辭職。
離開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不自由”,“疫情期間,有4個月沒出過房子大門”。
雇主要對保姆的安全負責,即便在正常時期,齊淑華要出門,也得征得雇主的同意,“出去買個衛生紙,也得太太批準”。每周齊淑華有一天的休息時間,女主人會婉轉地提醒她,“最好在那一天把要買的東西買齊”。
齊淑華有晚飯後散步的習慣,住在雇主家裡,這一點很難實現。每次需要女主人同意不說,她每晚忙完已經8點多,“自己洗完澡,洗洗衣服都9點多了,你出去走走,回來開門關門,又怕影響小孩休息。”
幾年前,家政公司曾派齊淑華到一個别墅住戶家裡工作,工資比其他客戶家高出2000元,被她堅決拒絕了。那是同事們避之不及的客戶,“進去就跟坐牢一樣,一年都出不來一次”。
齊淑華聽過别人的描述,5層别墅,每層都有一個保姆,做飯由專門的大廚負責,大門由保安把守,“進去就出不來了,買點東西都要保安幫忙”。
在天鵝堡豪宅區上班時時,齊淑華和另一位住家阿姨,住在保姆間的上下鋪,“一般保姆間設在廚房隔壁,空間不會大,空調、洗手間什麼的,配的都很齊。”
住别人家的不自在是多方面的,吃也是其中之一。“吃飯都是大家一起吃,水果、牛奶這些,有些客戶願意叫你吃,有些不願意。我們年紀大了,得考慮營養,自己買的時候,也會擔心說不清。”
在一個家庭裡,家政人員之間也存在鄙視鍊,“客戶一般最看重月嫂,人家照顧的是小寶寶嘛”。
齊淑華有個老鄉,在一戶富人家庭做保姆時,曾被月嫂欺負過,“家裡兩個阿姨一個鐘點工,月嫂一會安排她們做這個,一會兒做那個”,老鄉在這戶家裡工作沒多久,就被雇主辭退了,因為“月嫂跟客戶說她幹的不好”。
最讓齊淑華氣憤的,是另一個老鄉阿玉的遭遇。 阿玉在一戶富人家庭裡工作了15年,“平時說的很好,什麼年紀大了給她一份養老費”。疫情期間,阿玉因為兒子的婚禮,請假回廣西老家了一個多月。再回深圳時,還未走到豪宅門口,雇主就吩咐另一位阿姨,收拾好阿玉的衣物行李拎了出來。
就這樣,阿玉在豪宅門口,被通知解雇了。沒有理由,更談不上勞務補償。
那是一戶巨富人家,住在南澳一千多平方米的别墅裡,配備着泳池和球場。除此之外,在深圳多個豪宅區都有别墅。說不清是因為疫情,還是其他原因,阿玉連進門收拾行李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掃地出門,“在公司上15年班,還要給筆遣散費吧”。
在齊淑華和李萍的職業經曆裡,願意請住家阿姨的,多數還是中産和富人家庭,“普通家庭一般請鐘點工多一些”。
倆人算過一筆賬,做住家阿姨,起碼能省下2000元左右的房租及餐費。盡管如此,齊淑華和李萍還是不太情願住家,“别人家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怎麼着都拘束,隻有回到自己的住處,才覺得渾身都是輕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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