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目瘡痍的天府之國

四川從秦漢開始，本屬自給自足的富饒之地，山川水土養人，人丁自然興旺。諸葛亮《隆中對》中寫到：“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四川史學家常璩在《華陽國志》中也雲：“蜀沃野千裡，号稱‘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謹，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事實上，曆朝曆代，四川都是朝廷糧食和兵員的供給地，連宋徽宗和宋僖宗兩位皇帝都擇為避難之所，可見其地理、環境、資源都是居于全國先列的，是名副其實的天府。

無論中原怎樣戰亂、江山易主，四川也因高山阻隔，很少發生大規模的戰争，人民生活相對穩定，步步向前。外族入侵，即元蒙和滿清的入主中原，四川也免遭鐵蹄踐踏，生靈塗炭。由于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末明初，朝廷不得不采取強制性的軍事移民，即第一次“湖廣填四川”，其移民數量達150餘萬。移民與土著一起，使巴蜀大地再次生機勃勃、繁衍興旺。據史料記載，明末四川人口已發展到600萬以上，還不包括因種種原因損失的以及漏報的人口，可見四川在慘遭元末明初戰争摧殘後，已逐步恢複了生機。

可天有不測風雲。明末清初各方勢力因争奪天下而卷起的戰火硝煙，再次席卷了四川，而這次給巴蜀大地帶來的災難，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慘絕人寰！從崇祯元年（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發動起義開始，到康熙三年（1664年）清軍消滅最後一股勢力李亨部（李自成殘部）結束，全國長達幾十年的戰争，使清初整個國家的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而四川從張獻忠入川到李亨滅亡，其戰争長達二十多年，“天府之國”百孔千瘡、幾近毀滅。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巡撫高民瞻入駐成都，四川總督李國英入駐重慶。映入他們眼簾的，是兩座空城，兩片廢墟，“城中絕人迹十三年”，敗林荒草，狐兔出沒，時有老虎招搖于殘壁頹垣，甚是恐怖。尤其是成都，幾乎很難找到人煙，荒草瘋長，其間布滿重重疊疊的屍骨。據說，後來一位老僧雇人把城中兩萬餘口古井中的屍骨運送出城，居然“數十載不能盡。”據李國英手下一位叫劉達的幕僚信中說：“返乎三巴，幾乎屍骸遍野，荊棘塞途。昔之亭台樓閣，今之荒煙蔓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礫鳥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煙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頓非，裡黨故舊，百存一二，握手驚愕，宛如再世。”

又據《清代四川史》記載：在榮昌，當新任縣吏張懋嘗上任時，不但四下無人，而且虎吼狼嚎，令一行八人無不心驚膽戰。天近黃昏，正當他們在殘垣廢墟間尋找縣衙所在地時，一群餓虎從野草叢中猛然撲出，經幾個時辰的生死搏鬥，最終還是發生了五人葬身虎口的“老虎噬官”悲劇。而四川各州縣一樣是荒草叢生，幾無人間煙火。對此，各地方志均有記載：

井研縣經多方動員招集，“僅得街民十七戶。”

威遠縣僅餘丁923人（康熙二年）。

簡陽縣僅剩土著14戶（順治年間）。

崇慶縣（今崇州）餘丁壯133人（康熙六年）。

樂至縣僅存土著27戶（順治年間）。

綦江縣僅存247戶人家（康熙六年）。

新津縣民無孑遺，荒榛滿目，土著僅餘數姓。

内江縣“民出就食，所存者不過數十家耳（康熙二十五年）。

羅江縣“土曠多年，田地在荊棘中，鄉人存者百僅一二。”

這些記錄在地方志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四川通志》總結說：“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流離遷徙，丁口稀若晨星。”而《清聖祖實錄》也雲：“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事實就是這樣，當清朝統一全國後，一批行政官員被派往四川時，遼闊的巴蜀大地僅八、九萬人口，多數都是病弱殘疾之軀，真乃“萬戶蕭疏鬼唱歌”了。

沉重的奏章與清廷的決策

從順治十六年（1659年）伊始，滿清朝廷派往四川的官員陸陸續續走馬上任。起初，這些官員或興緻勃勃或躊躇滿志，他們都帶着躍躍欲試的心情，奔赴這傳說中的“天府之國”，滿以為能夠在此地成就一番大事業。然而，當他們風塵仆仆來到官署，看到的卻是野草瘋長，屍骨橫陳，鼠蛇亂竄，惡虎逞兇，這樣的慘象還能治理？沒有人，要想出政績不也是空談嗎？後來，他們經過跋山涉水多方努力，也隻能招回屈指可數的丁點流民。在焦頭爛額之際，這些地方官員無計可施，隻得提起筆來，紛紛向朝廷訴苦，同時建言獻策。一時間，京都朝廷的金銮殿内，四川各地的奏章像雪片般飛來，讓皇帝也為之撓心。如四川巡按張所志奏道：“土廣人稀，道路榛莽，望招輯流移，各令複業。”四川巡撫姚締虞奏道：“四川鄉紳應回原籍。”戶部複議後也向皇上奏疏：“四川地曠人稀，若居官者盡留他省，則川中人益稀少，愈緻荒蕪矣。”

對這些實際情況，朝廷當然引起了高度的重視。清初的國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因此，從順帝開始，朝廷就頒布了“四川荒地聽民開墾”的政令，但此時戰亂仍在繼續，收效幾乎沒有，誰敢在硝煙彌漫中安然置業呢？即使康熙七年（1668年）戶部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鄰省者，現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險阻，行李艱難，地方各官有捐資招撫使歸故土者，請敕議叙”，“招撫流民，準量其多寡，加級記錄有差。”然而這些政令和措施，依然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治标不治本，因為戰亂中逃出四川的流民畢竟人數有限，多數都是有錢有勢的财主鄉紳，他們在哪裡都會過上舒适的生活，沒必要再趟這道渾水。

盡管清初朝廷及四川地方官府對“招回流民”采取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順治帝福臨更早就頒布了《墾荒令》：“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别籍均廣加招徕，編入甲保俾之安心樂業，查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甚至還準予“四川荒地，官給牛種、聽民開荒，酌量補還價值。”川陝總督嶽鐘琪也奏請“給窮民牛具籽種，令其開墾荒地。”但這種隻是招回流民的方式，根本無法解決四川的人口稀少問題。這種僵局直到一位有膽有識的地方官員，奏請朝廷采取另一種措施，才逐漸打破，使這一棘手的問題豁然開朗。

這位官員名叫張德地，漢軍鑲藍旗人，曾兩次任四川巡撫。第一次于康熙初年（1663年）經廣元入川，他記錄并奏疏：“沿途所見，皆荊榛荒草。偶見一二遺民，皆臉如菜色。行數十裡，未見一縷炊煙。城鎮無一完整，人煙密集之鎮也不過數十戶人家。至于村落，僅見茅屋孤立，零落于荒野間，無幾人活着。從順慶經重慶至泸州，舟行數日，寂無人聲，僅存空山遠麓。”他本打算把省會設在成都，但到此一看，“盡皆瓦礫荒草，昔日之蜀王府，亦長滿了蓬蒿”，因此，隻能把省會暫時設置于保甯（今阆中），因為這裡保存相對完好。張德地第二次任四川巡撫，是在康熙七年（1668年），他把思考多年振興四川的策略，寫成一折長長的奏章上呈了朝廷 ，其奏章曰：“我榮幸地被皇上任命為四川巡撫，來到此地一展宏圖。然現在當我站在滿目瘡痍的昔日天府，增賦無策，稅款難征，使我深感局促不安，寝食俱廢。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唯有精忠報國效忠朝廷方為為臣之道。經多方思考，我覺得要重振四川天府美名，唯有招徕移民開墾土地，重建四川，除此以外别無良方上策。”

在奏章中，張德地提出了諸多具體的措施，比如下令讓四川省及相鄰各省，清查離鄉背井的四川原籍人口，登記注冊，由四川“差官接來安插”。而最關鍵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了“不隻招回流民”，而朝廷應當出台一項移民政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的省份之民遷來四川，這才是最為有效的辦法，才能從根本解決四川人口稀缺的問題。

康熙皇帝深感張德地的奏章言之在理，方法可行，經大臣們多方論證，便決定号召全國向四川移民，開墾，重振天府之國。于是，一份名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的诏書迅速頒布各地，并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其诏書曰：

朕承先帝遺統，稱制中國，自愧無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風，八荒底定，貢賦維周，适朕願也。獨痛西蜀一隅，自獻賊蹂躏以來，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蕪有年，貢賦維艱。雖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費，尚起江南、江西，助解應用。朕甚憫焉。今有溫盧二卿，具奏陳言：湖廣民有毂擊肩摩之風，地有一粟難加之勢。今特下诏，仰戶部饬行川省、湖廣等處文武官員知悉，凡有開墾百姓，任從通往，毋得關隘阻撓。俟開墾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員，招撫有功，另行嘉獎。

康熙皇帝的這份诏令，雖然重點關注的是朝廷稅賦，卻一石激起千層浪，對全國各地尤其是湖廣士民無疑是極大的鼓動。朝廷的導向已定，各種配套優惠政策也相繼出台了。其政策大緻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肆鼓勵外省移民遷往四川耕種，敕令各地官府沿途給予方便，不得輕易阻攔。

二、對各省移民遷入四川者，給予注冊登記，準其入籍，“到川編入煙冊，移知原籍存案”。

三、入川移民開墾地畝，“準令五年起科”，“荒田耕種，六年起科，荒地耕種，十年起科”。康熙年間還實行盛世滋生人丁，别選清冊，永不加賦。

四、對入川貧困者，官府不但撥給土地，還補貼牛具籽種等。為此，朝廷還調撥十萬銀兩解川應用。

五、對入川移民土地墾殖權，朝廷也給予特别規定，強調插占墾殖的土地所有權，即“凡流寓情願墾荒居住者，将地畝永給為業”（隻是到雍正六年（1728年）戶部下令：“入川人民衆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婦為一戶，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給水田十五畝或旱地二十五畝”）。

六、對官府招民的獎勵政策也優厚：“四川文武各官招民複業，每百家記錄一次，四百家加一級；五百家加二級，六百家加三級；七百家以上不論俸滿即升。”對外省官員，隻要能招民入川者，也給予提升和獎賞：“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職之行，使之招民，不限年數，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願墾荒之人，統以三百戶為率。俟三百戶民皆開墾，取有地方甘結，另準給俸，實授本縣知縣。現任文武各官，有能如數招民開墾者，準不論俸滿即升。”

這一系列的移民政策，不但吸引和鼓勵了各省百姓前來四川開墾置業，而且調動了四川及各省官員們招徕移民的積極性。上下聯動，一場轟轟烈烈的“湖廣填四川”移民運動，就這樣迅速開展起來了。

文章來源 :仁壽縣檔案館 圖片來源：網絡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