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訊 南都記者 周佩文 實習生 韋栩滢 9月9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階段性成果新聞通氣會在三星堆博物館舉行，向公衆公布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區3号坑、4号坑階段性的重大考古成果。其中3号坑的發掘由上海大學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負責，自2021年1月9日啟動發掘，目前已進入收尾階段。本報記者就此專訪了上海大學曆史系教授徐堅。

三星堆遺址3号坑位于8座“祭祀坑”所在區域中部，開口面積約14平方米。推測3号坑埋藏之後不久，這個區域就廢棄了。3号坑出土各類器物殘件和标本共729件。較完整遺物共478件(組)，殘件141件。其中，較完整器物包括銅器293件、玉器45件、象牙100根、金器7件、骨雕2件、石器2件、海貝26件(組)以及材質不明器物3件。3号坑出土的最大的完整金面具，平鋪展開有40cm寬，高約27cm，是三星堆迄今為止發現的完整金面具中體量最大的一件。3号坑出土的銅頂尊跪坐人像，由上半部分銅尊與下半部分人像組合而成。銅祭壇、神樹紋玉琮等器物，題材獨特、細節豐富，均前所未見，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物質體現，為進行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

3号坑由于在形制、埋藏情況、出土遺物等方面與2号坑高度相似，專家因此推斷其與2号坑年代應非常接近，大緻确定為晚商時期(約當殷墟二期)。徐堅表示，預計田野發掘工作将在本月底前結束。

古代巴蜀的祭祀在當代的知識和理解之外

南都：目前3号坑的發掘工作進展到哪一階段？預計将需要多久完成發掘工作？

徐堅：3号坑發掘工作自2021年1月9日啟動發掘，目前已進入收尾階段，下一步工作除了完成剩餘埋藏器物的提取、厘清北部灰燼堆積與其他器物的關系外，還要對坑底、坑壁進行精細發掘，為複原3号坑形成過程提供依據，并全面開啟發掘材料的整理工作與報告、圖錄編撰工作。預計田野發掘工作将在本月底前結束。

南都：為什麼這些器物坑的屬性普遍被認為是祭祀坑？祭祀坑的成因和祭祀行為特征有何最新研究成果呢？祭祀對象可能是什麼？有沒有可能有祖廟或神廟的存在？

徐堅：關于器物坑的功能，學術界曾經出現了多種假設，祭祀坑隻是目前最具有可能性的一種。坑内器物數量多，價值高，埋藏規律明顯，而且沒有發現人類骨殖，所以可能被推測為祭祀坑。但是，無論在祭祀對象、内容、形式，還是程式上，古代巴蜀的祭祀都在我們當代的知識和理解之外。不過，我們可以謹慎地接近，以管中窺豹的方式，不斷地拼綴複原。比如，此次發掘由于工作更為細緻，可以幫助我們較為完整地複原埋藏行為過程。更大的區域性調查和研究，也能幫助我們将器物坑裡的行為和其他地點的行為聯系在一起，構成操作鍊。目前在8号坑的填土中發現了不規則的紅燒土塊，但是尚不足以确定任何特定建築形式的存在。

南都：學界目前認為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在距今3700年左右，但分期仍有争議。新器物坑的發掘會對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和持續時間的研究提供什麼新的幫助呢？

徐堅：三星堆年代雖然在細節上有調整冗餘，但是總體上，年代跨度上不會有大的變動。新的器物坑的發現證實了20世紀80年代一号坑和2号坑之間的确存在年代差異，并且強化了三星堆器物坑區的長期使用史的假設。若幹組器物坑之間排列整齊，顯示器物坑整體區域存在規劃，而6号坑打破7号坑，則表明了使用年代的漫長，晚期使用者已經對早期規劃毫無知曉了。

器物坑之間表現出高度關聯性

南都：你曾說三星堆遺址已經“三驚天下”了。3号坑發掘的象牙是2号坑的兩倍，但青銅器、金器數量遠不如2号坑，你怎麼看待3号坑在整個三星堆遺址發掘脈絡中的地位呢？這些器物坑之間有什麼聯系呢？

徐堅：我曾經提出器物坑中存在組合關系，若幹器物坑之間會表現出高度關聯性。盡管這個假設還有待進一步證實，但是3号坑和2号坑之間，無論是器物坑的規格和朝向，還是器物埋藏特征以及具體的器物組成，的确存在密切關系。也許，我們可以将3号坑和2号坑看成同一次儀式活動的産物，這樣兩坑呈現的器物特征和埋藏特征就既具有大緻的平行關系，又具有互補關系，這或許暗示我們，需要拼綴3号坑和2号坑兩坑器物，才能得到儀式活動更完整的面貌。

南都：現階段三星堆考古勘探有發現确切的文字嗎？如果沒有，你傾向于相信三星堆遺址是有文字的嗎？

徐堅：目前沒有發現文字。1986年發掘出土的金杖和玉璋表面都有線刻圖案，包含了多個雷同，但有些細微差異的符号，也許巴蜀地區采納了完全不同于漢字的文字體系。

南都：資料顯示三星堆文化明顯地烙上了寶墩文化的印痕，三星堆文化最終形成也與中原二裡頭文化和長江中遊同時期文化的影響有關，你能向我們介紹一下這些文化間的具體關聯嗎？三星堆文化還可能與域外文化有交流嗎？

徐堅：三星堆陶器顯示出和寶墩文化之間的關聯，這可能暗示生态環境的延續性，以及基于生态環境的技術和經濟形态上的近似。如果從三星堆器物坑裡發現的“重器”看，的确清晰地顯示出與遙遠的文明中心的關聯。比如源自中原的有領璧、牙璋、大型玉戈，還有來自長江中遊地區的青銅尊、罍，但是，這些器物都不能說明三星堆是外來文明傳播和輻射的終端。可能恰好相反，外來器物被吸納到三星堆器物組合之中，它們的使用方式其實與在來源地的方式不同。三星堆的文化交流顯然比我們目前理解的更為複雜。

南都：古代巴蜀文明在中國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下有何獨特性？

徐堅：三星堆器物坑的發掘表明，古代巴蜀文明顯然不是任何外來文明傳播派生的結果。而且，外來紋樣、器形甚至器物的出現，表明三星堆擁有可以獲得異域珍寶的能力，而所有的寶物的使用方式，卻與輸入地同類器物的使用方式不同，這背後存在對物的認知方式的差異。因此，三星堆屬于不同于同時期其他青銅文明的類型，這是文明本質屬性上的差異，也就是“多元”；與此同時，無論是黃河中遊，還是長江中遊，甚至長江下遊地區，不同的文明類型共存，寶物在不同文明中流動。從另一個層面上講，這些不同的文明類型共存于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中，這就構成了“一體”。

三星堆的國際色彩越來越明顯而強烈

南都：你曾說“三星堆遺址達12平方公裡，現在僅僅發掘了千分之一”。面對宏大未解的曆史，你有什麼感受呢？這個遺址會伴随中國考古學第二個100年的成長嗎？

徐堅：毫無疑問，在中國考古學的第二個100年中，三星堆還會是一個重要的遺址。它曾經以精彩的發現“三驚天下”，未來也許還有更多出乎我們想象的器物出現，但是，三星堆的更重要的意義是，三星堆已經嶄露頭角的成都平原早期都會結構、越來越清晰的遺址内不同地點的不同類型建築和景觀、都會之中不同寶物的儲運和制作環節等等，将整體性改變我們對整個巴蜀早期文明的認識。

南都：你曾說“考古學不是發現，是理解和闡釋，關鍵的是怎麼從器物去推導理解消失已久的文明，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你認為考古學家應如何對三星堆文化進行到位的“理解和闡釋”呢？比如依據怎樣的史觀、研究範式、技術手段等。

徐堅：對三星堆的“理解和闡釋”應該遵循兩條道路，一方面是材料的積累。當下無論是高度精細的發掘和記錄技術，還是利用各種儀器設備進行的分析，都是盡可能地增加材料數量的努力。另一方面是闡釋範式，作為文明類型的三星堆的共性和個性是什麼？不同的回答可能會影響到理論模型的選擇，也就進一步具體影響到如何認識三星堆的城市結構、不同地點之間的關系、三星堆器物坑屬性等等問題。不同的理論立場會指導研究者判斷什麼材料才是真正重要的，以及下一步應該追求什麼材料。

南都：三星堆不僅發掘出諸多驚世文物，也走出了一代代考古人才。你認對當代和未來的考古工作者有什麼期許呢？

徐堅：在考古學上，每一個閃亮炫目的新發現背後，都有一代又一代考古學家曠日持久、平凡瑣碎的努力。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主要是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四川大學承擔的。從考古學史意義看，三星堆遺址就是四川考古學的搖籃。從1934年葛維漢和林名均非常短暫的發掘，到20世紀50年代之後馮漢骥主導的有計劃、有步驟的長期發掘，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四川考古學逐步走向成熟。如果說21世紀的三星堆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有什麼與以往不同的特點的話，應該是越來越多的四川以外的考古學家參與進來，三星堆的國際色彩越來越明顯而強烈。從迄今為止的出土遺物乃至遺址整體的文化面貌看，在全球考古學中，三星堆都是不輸任何其他地點或者文化的。三星堆理當在早期文明類型和特征上，在全球考古學的理論和方法上占有一席。這可能是當下對21世紀的三星堆的最大期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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