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田園詩歌占有重要地位，東晉的陶淵明，唐代的王維、孟浩然等都是著名的田園詩人。然而，對于大多數描繪田園風光的詩人來說，田園隻是他們借以抒懷或明志的一個載體，真正走進田野間，把自己置身于農民之境地的卻寥寥無幾。縱然是田園詩派的開山鼻祖陶淵明，也隻是在自娛自樂的躬耕中凸顯自身的那一份淡然與超凡。要說中國詩歌史上真正意義的書寫農村農民農事的田園詩人，我能想到的大概隻有範成大了。

範成大，字至能，早年取唐人“隻在此山中”句，自号此山居士，晚年号石湖居士，南宋名臣、文學家、詩人。自幼生活于宦門的範成大，年少聰慧，12歲便遍讀經史，14歲開始能作詩文。然而直到28歲，範成大才登進士步入仕途，一生宦海沉浮，曆任地方官員，從州守至制置使，後官至參政知事。一生最為人稱道的事迹便是出使金國不辱使命，收獲“宋代蘇武”的美譽。晚年退居蘇州老家，過了長達十年的農居生活，寫下經典的田園詩作《四時田園雜興》。

《四時田園雜興》是一組大型的田家詩，共六十首，分别描寫了農村春、夏、秋、冬四個季節的景色和農民的生活，同時也反映了農民遭受的剝削以及生活的困苦。範成大也因此被喻為“集中地、系統地、大規模地為農民寫組詩”并“深入全面地反映江南農民一年四季勞動和生活情景”的第一位田園詩人，錢鐘書評價其為“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者”。

傳統的田園詩人寫田園詩，就像一個個看客訴說着别人的故事，或者用現在的話說，更像明星們通過拍真人秀來立人設。而範成大是真的把自己當成一個農民，站在農民的立場，親身參與到農事活動中，真實地記錄了農村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從而變成一個“農民詩人”。

出身于官宦門中的範成大之所以能夠做到與農民同思同想同樂同苦，這和他的早年經曆有着密切關聯，也與他一生輾轉各處為官，為民排憂解難是一脈相承的。宋孝宗曾對他表彰到：卿南至桂廣，北使幽燕，西入巴蜀，東薄鄧海，可謂賢勞，宜其多疾。

由于父母早亡，未及弱冠之年的範成大成了家中的頂梁柱，肩負起撫養四個弟妹的重任，範家一度到了無“一廛”可居的地步，隻得借住寺院艱苦度日。年少的家境艱困使得他經曆過無數民間疾苦，因此入仕為官以後他便更加關注基層百姓，立志要為民分憂解難。

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42歲的範成大被朝廷任用為處州知州，這是他首次擔任地方行政長官。當時的南宋偏安一隅，統治者為了自身的安逸享樂，每年要向金國繳“歲币”，不斷加重賦稅剝削百姓，導緻民不聊生。而範成大認為“得民之道，仁之而已”，即對人民實施“仁政”，因此他到任處州後采取了一系列減輕百姓疾苦的惠民措施，政績卓著，彪炳史冊。《宋史》載：

“處民以争役嚣訟，成大為創義役，随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及此，诏頒其法于諸路。處多山田，梁天監中，詹、南二司馬作通濟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溪水四十裡，溉田二十萬畝。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疊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離開處州後，範成大回京大膽領命出使金國，最終，盡管沒有完成使命，但幸得保全氣節而歸，大長了南宋王朝的志氣。

道乾八年（1172年）後，範成大輾轉桂林、成都、明州、建康等地任職，每到一地，皆興利除弊，為民憂苦。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生活，促進了農業生産，為當地民衆所稱頌。

閑居農家，書寫農事，道盡農民辛酸

淳熙十年（1183年），因疾病困擾的範成大，從夏日到金秋五次請求辭官，均不得放，隻得暫時閑居石湖，過上了“晝出耘田夜績麻”的農家生活。淳熙十三年（1186年），範成大寫下《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通過春耕秋收四季耕耘來展現底層農民的日常生活和勞役之苦。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種瓜。

這首小學生必背的田園詩應該是範成大最為人熟悉的作品了，之所以說範成大是“農民詩人”，是因為他打破了傳統田園詩以作者為主體的創作思路和風格，把主題變成農家農事，主體變為農民。就像以上這首詩，寫的是農家男女分工明确，各自挑起家庭的重擔，就連稚嫩孩童也在桑樹下學着大人的樣子種瓜。全詩的主體是農家男女，叙述的事情是農村日常耕作景象，全然沒有代入作者的一思一情，詩中所用的語言也是農民慣用的家常語，這種毫無塗飾的白描手法使整首詩充滿着濃濃的鄉土氣息，讀起來甚感親切。

再如：

采菱辛苦廢犁鉏，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

農民們辛辛苦苦地采菱，采到手指都流了血，沒有田可以耕作，也沒有能力去買田地。隻好在水上種香菱，可是沒想到官府竟然湖面也要收租稅!這一首詩則表達了作者對官府剝削農民的強烈控訴。《四時田園雜興》中正面描寫農民受剝削壓迫的詩篇并不多，但是詩人卻從農民自身的角度出發，在這其中賦予了豐富的感情。

還有“朱門肉食無風味，隻作尋常菜把供”這一句，雖然詩人隻是平和委婉地表達了對農民的憐憫和同情，并不具有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樣強烈的諷刺效果，卻也讓我們看到了範成大對農民深刻的人文關懷。他的這種人文關懷在其另外一首詩《催租行》中表現得更加淋漓盡緻：

輸租得鈔官更催，踉跄裡正敲門來手持文書雜嗔喜：“我亦來營醉歸耳!”床頭悭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不堪與君成一醉，聊複償君草鞋費。”

整首詩既沒有寫景，也沒有抒情，更沒有議論，句句都是對客觀現實的忠實描寫，而這種直白的叙事恰恰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感情，也是他要揭露的社會現象。這種寫作手法已經完全不同于田園詩的風格，更多的是帶有杜甫《石壕吏》以詩寫史的筆法，而這也表現出詩人憂國憂民的大愛情懷。

透過範成大的田園詩，我們不僅看到了田園生活的美與喜，更看到了農民生活的悲與苦。

比起陶淵明“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其三》）”的明志；孟浩然“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過故人莊》）”的遊訪；王維“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積雨辋川莊作》）”的享受；楊萬裡“田夫抛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插秧歌》）”的旁觀，範成大就像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農民，褪去詩歌自帶的光環後，字裡行間顯露的隻有濃濃的生活氣息和鄉土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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