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健華

編輯：周哲浩

出品：遠川研究所泛财經組

豆瓣上有一個名叫《所以996的人有孩子了怎麼辦》的帖子，一位網友描述了自己在國内一家互聯網大廠親眼目睹的情況：身為員工的父母在傍晚五六點鐘去樓下廣場，老人會帶孩子過來，父母和孩子見上一面說說話，然後老人帶孩子回家吃飯寫作業，父母繼續回工位搬磚到半夜。

騰訊新聞之前也拍過一部名叫《破局中的職場人》的紀錄片，片中在互聯網公司當主管的張婷經常加班到12點半，從望京開車回到數十公裡外的家。1點多到家時女兒已經入睡。第二天6點，自己又要爬起床上班。她說自己最大的願望是“沒有工作，好好地陪孩子一天[1]”。

張婷的問題，一定程度反映當下互聯網大廠員工父母的情況。對上一輩父母來說，18點到21點的大多是每天全家人其樂融融的時間。但在一線城市，新聞聯播開始的時候往往也是大廠員工加班的開始。尤其是在互聯網雙職工家庭看來，陪伴孩子更成了一種奢侈。

“留守兒童”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在2002年，《光明日報》在春節後刊發《農村留守兒童教育問題亟待解決》的報道，這個千萬群體才開始得到社會主流關注——他們與在沿海城市打工的父母分居兩地，隻有在一年一度的春節才見上一面。

彼時中國剛剛入市，大規模的城鎮化與産業轉移開始吸收中西部勞動力，人口的大範圍流動創造了“留守兒童”的問題。作為互聯網職工的父母，他們現在同樣跟當年的務工者如出一轍。前者的孩子雖然在大城市由老人或保姆照顧，但父母忙碌于工作，孩子幾乎得不到陪伴，“互聯網留守兒童”的苗頭随之出現。

在“讓孩子赢在起跑線”還沒有成為口号的計劃經濟時期，帶娃并不是什麼大問題。一方面，孩子基本處于放養狀态。另一方面，國企提供了隻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的服務。一些大型國企在廠區内設立幼兒園，解決就業的同時也把帶娃問題一并解決了。

出手最闊綽的中石化甚至包攬了人一生。在對下屬企業涉足的社會職能範圍進行統計後，中石化得出結論：一個人一生的社會過程，“從醫院、幼兒園、學校、就業到火葬場，中石化全都有[4]”。

1980年代，在國企開辦的托兒所孩子

這種局面随着1990年代“國企不再辦社會”而發生變化。就托兒所而言，2000年，國家、集體辦托兒所還有8萬多所，五年後減少了70%。到2010年，這樣的托兒所基本消失了。

與此同時，職場的工作時間不斷增加。這種情況下出現的市場化的托兒市場，自然十分龐雜。如果想要把孩子送進私立雙語類托兒機構，一個月的費用可能上萬。

攜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2018年了說了一句，“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年輕人不愛生孩子”。在他眼裡，幼兒看護困難是中國人生育痛苦指數之一：托兒所缺失、保姆的高成本以及老人缺乏精力照顧孩子，是年輕人不生孩子的重要顧慮。

攜程曾用建設親子園的方式效仿當初的國企辦社會。按照設想，每天早上8點半，到攜程上班的員工可以将孩子送到這家面向1.5-3歲幼兒，投資400萬，占地800平米，地暖、新風系統以及兒童洗手間一應俱全的親子園，下午6點半接孩子回家。但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都知道。

近年來關于“請老人來帶孩子要不要給錢”的讨論則凸顯了代際之間的矛盾。另外，老人自身的身心狀态同樣值得注意，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此前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現有這樣的随遷老人近1800萬，占全國2.47億流動人口的7.2%，其中專程來照顧晚輩的比例高達43%。

30年前，李安用《推手》講了一個老人從北京到美國，因為文化差異非但沒有享受生活反而經曆了種種無措的故事。現在，類似的劇情在中國的鄉鎮和城市間不斷上演——老人在帶娃之外可能沒有其他生活和朋友，隻能通過廣場舞排解。“老漂族”一詞應運而生。

面對996的工作和生活，就連紅衣教主、360集團董事長周鴻祎都隻能在媒體見面會上無奈地表示：“在座哪位能夠真正做到快樂工作，平衡好家庭和工作關系，我就叫他一聲大爺！”

實際上，帶娃問題早就是世界性難題。雖然大家都知道用錢能解決一切，但是答題的時候，在怎麼用錢、用多少錢的問題上，還是有不同的思路。

“留守兒童”很可能并非隻是中國遇到的問題。

2015年，《紐約時報》就用一篇《矽谷工作狂文化盛行，為人父母者叫苦》描繪過工作和生活不可兼得的問題。文中援引了數據庫公司MongoDB前CEO的席雷森的例子。他忙的時候，每年飛行30萬英裡，還缺席了兒子的一次緊急手術。後來他因為選擇辭職陪伴家人而被社畜們看作英雄。

不是每個人都有裸辭陪孩子的條件。沒有老人幫忙照看孩子風俗的美國，一度近乎走上中國的老路，上演由政策主導的帶娃，隻是因為法案被叫停，走上了市場化的道路。

1971年，國會兩黨聯合投票通過了《全面兒童發展法案》（Comprehensive Child Development Act），該法案旨在全美創立一個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的兒童保育中心系統。這些中心為小童提供早期教育，并且為大童提供課後托管，同時也提供醫療和牙科服務。

但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否決了這個法案，在那個冷戰年代，這種非常社會主義的設想基本沒有市場。尼克松言辭激烈地表示該法案“讓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一躍墜入黑暗的深淵”，會“在育兒問題上從以家庭為中心轉變為社會集體的方式，從而讓國家政府背負上巨大的道德責任。”

這番話體現的是美國重視個人和市場的邏輯，而這種邏輯也為日後日托中心市場的兩極分化埋下了伏筆。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斯圖爾特·弗裡德曼說：“當我們對比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在兒童保育方面所開展的工作，就會感到些許的尴尬和傷心，部分原因在于美國人的個人主義文化。大家都認為要自己靠自己。”

1981年，總統裡根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其後果是中産階級30多年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為保持生活水準，美國母親開始走出社會工作。同時，美國對提供兒童保育服務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

80年代後美國最大的變化是，女性開始走向工作崗位。這裡面有平權運動的結果，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女性需要工作來補貼家庭開支。1966年，全美國隻有20%的母親在外工作，到了90年代末，這個比例上升到了60%。其中孩子不滿6歲的母親在外工作的比例從12%上升到了55%。

在政策和職場母親激增情況下，日托中心橫空出世。

這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行業。美國首都華盛頓日托中心，2016年平均年花費達到2.3萬美元，價格甚至高過一些大學的學費。沒錢的父母則隻能把孩子送去由政府提供的綜合條件較差公立幼兒園或者日托。

電影《當幸福來敲門》開頭，威爾·史密斯飾演的男主角Chris因為沒錢，隻能把兒子寄養到價格便宜的唐人街托兒所“朱太日托”。在充滿污言穢語的塗鴉牆上，“幸福”的英文“Happiness”都寫錯成了“Happyness”（電影的英文标題延用了錯誤的拼法倒成為了影迷的梗）。

威爾·史密斯在電影裡糾正拼寫

英國的托兒以公辦和私立為主，貴起來同樣不遑多讓。2014年，英國家庭和兒童基金會（Familyand Childcare Trust's）的年度報告說，許多英國家長每年為照看孩子付出的錢，要比一年的房屋貸款還多。報告中列舉的情況略為特殊，但多少也體現了育兒的精貴。

英國政府已經把每年用于托兒費的補貼從60億英鎊增加到了70億，盡管如此還是沒有能趕上托兒費價格的飛漲。報告說，如果一個家庭有一個孩子在非全日制托兒所，還有一個孩子在課後活動班，該家庭每年為他們所付的費用平均為7549英鎊。而根據2012年的統計數據，英國家庭每年所付的房屋貸款平均為7207英鎊。

法國算得上是政策指導日托的翹楚了。在家庭津貼上，有越多撫養子女，領的錢就越多，四個或四個以上孩子的家庭每個月的補貼為467.24歐元（約合人民币3695元）。2011年，法國政府在鼓勵生育方面的相關财政支出達830億歐元，占當年國内生産總值的5%。

在法語裡，托兒所是Crèche，最早的意思是“耶稣誕生的場景”。與他國相比，法國的托兒所也如名字般更加神聖和規範，它們一般集中在大城市，可以由市鎮府、大區政府、家庭補助金庫CAF、某個協會、職工工會等領導。

2012年，法國400多家大企業簽署《公司父母雇員章程》，覆蓋全國300萬員工，旨在讓職場父母有時間照顧孩子。6年後，法國推出放寬遠程工作規定，勞工部長佩尼科更宣稱，“職工在家辦公是一項權利”。這也從某種程度上讓家長可以工作和帶娃雙線操作。

國情的不同導緻了中國隻能參考海外情況，不能照抄。而擺在中國面前更實際的問題是，面對越來越多的“互聯網留守兒童”，能夠做些什麼。

1986年初，國家科委做了一個課題，研究在中國縮短工時的可能性。他們在全國圈定了幾個主要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廣州、南京、長春等，在當地委托大學或研究機構做調研，涉及299個大中型工業企業和223個商業企業。

當時中國還是每周單休制度，課題組發現大部分單位的有效工時隻有制度工時的40%到60%。也就是說一周48小時工作時間，有近20小時都在摸魚。

在調查問卷裡，課題組設計了一個問題：在“增加一天工資”和“不增加工資，增加一天休息”中，你選哪一個？課題組覺得在當時的經濟狀況下，大多數人肯定會選擇“增加一天工資”，但結果是，80%的人選擇了“增加一天休息”。

如今我們更多看得見的是互聯公司員工如何被工作狂虐，但忽略了這批互聯網公司職工的下一代孩子，他們的童年時代缺乏父母陪伴，長大後會對他們個人以及社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一個可以參考的先例群體是農村的“留守兒童”，我們已經聽過太多關于他們不幸的故事。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說“互聯網留守兒童”是新一代的“留守兒童”，并非危言聳聽。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互聯網行業也隻是城市衆多行業中一個被媒體放大的行業，金融、廣告媒體、醫生等同樣要996高強度工作的職業父母的孩子，面對的是同樣困境。

用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吉爾博特的話來說：“十年後，你不會因為少做了一個項目而遺憾，但你會因為沒有多陪孩子一個小時而遺憾”。

回到上文中國家科委的研究課題，時任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室副主任武欣曾提到，要說服決策者，報告需要一個更亮眼的點。他在後來的報告中提到，五天工作制的最大亮點在于：縮短工時，客觀上能調整社會的勞動總投入，增加人們的閑暇時間，直接刺激消費[7]。

在離開國家科委之前，武欣曾研究過把工作日縮短到四天的可能性，但無疾而終。

參考資料：

[1]回響·破局中的職場人，騰訊新聞，BMW

[2]透視城市留守，中國青年報

[3]被壓榨的一代，艾麗莎·奎特

[4]國企不再“辦社會”社會服務職能誰來接？，中國經濟周刊

[5]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美國學前教育，光明日報

[6]托兒所的“生”與“死”，澎湃新聞

[7]中國人是怎麼過上雙休日的，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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