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些年大力提倡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其實，生态文明或文化的基礎是一種理念，那就是“生态倫理”。

人類之所以是文明的，皆是因為人類社會内部建立了一種倫理關系。人類社會需要在人與自然之間也建立某種倫理關系，這是人類謀求可持續發展的最高意識形态。

1991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提出的《保護地球—可持續生存戰略》的報告，強調人類可持續生存有9項原則，其中第1項就是“人類現在和将來都有義務關心他人和其他生命。這是一項道德原則。”同時指出，必須“努力使一種道德标準— 一種進行持續生活的道德标準得到廣泛的傳播和深刻的支持，并将其原則轉化為行動”。 這就是“生态倫理”（或“環境倫理”）問題。

生态倫理是現代社會生态文明的倫理基礎。它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作為行為準則，要求人們樹立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觀念。它強調在開放利用自然的過程中，必須樹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觀，必須用整體、協調的原則重新調節社會的生産關系、生活方式。

中國的先哲們早就提出過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的生态道德思想。如《孟子·梁惠王上》記載的孟子理想中就有“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廣東肇慶七星崖的摩崖石刻（萬曆年間，教導人們不要亂砍亂伐）

現代生态倫理觀念的提出，源于美國的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他于1949年出版的小冊子《沙鄉年鑒》提出了“大地倫理學”，在20年後成為美國環境主義運動的思想火炬。利奧波德把山川河流、蟲魚鳥獸和花草樹木視為一個有機體，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提出自然界應當像人類一樣，擁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權利，人應當對自然界負有道德責任。

1962年，又有蕾切爾·卡遜出版了《寂寞的春天》一書。該書使得生态平衡觀念在生态學、經濟學和倫理學領域更為流傳。1972年6月,聯合國斯德哥爾摩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提出人類“隻有一個地球”，指出“當前大多數環境問題都是來自于人類對生态系統的錯誤行動”，也極大地促進了生态倫理學的發展。1999年，國内出版了納什的《大自然的權利》（楊通進譯，青島出版社）。

生态倫理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有着極其重要的意義。生态文明則強調經濟發展模式須在可持續發展的條件約束下，由以往的線性拓展為閉環式的。循環經濟正是生态文明這個目标下的最優發展模式。循環經濟是遵循生态倫理要求的必然選擇。隻有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才能更好地實現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我國林業界也已經在關注“生态倫理”的研究。2003年，侯元兆曾連續用5篇動态文章簡介過生态倫理問題。山東省林業局石效貴副局長也認識到生态文明的基礎是生态倫理，并且有了較深的思考。我國林業界關于森林生态文明方面的研究、教學工作已經開始，有關學會等團體也在建立。北京大學開設有環境倫理課程，國内還出版了幾本專著，如《大自然的權利》（納什著，楊通進譯，青島出版社1999年出版），《深層生态學思想研究》，“深生态學”（挪威Arne Naess著），《深層生态學思想研究》（雷毅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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