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南周刊特約撰稿 阮忠

據說，清代文人張鵬翮留下一副對聯：“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上聯說的是北宋的蘇洵和蘇轼、蘇轍父子三人，下聯說的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轼。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說的是寫詩要從讀書開始，不僅要讀，而且一定要多讀才行。文章寫作有法。在好方法的指導下，寫作能少走一些彎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轼流傳至今的讀書、寫作方法值得後人學習。

韓愈塑像。 資料圖

蘇轼的“八面受敵”讀書法

中唐時，秀才李翊向韓愈請教文章作法。韓愈說，文章要寫得好，要達到古人寫作的境界，首先不是寫作，而是要讀書。讀書得專心，“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答李翊書》）。這其實是很高的要求。凡人做事，望其速成者衆，以緻揠苗助長。誘于勢利，不能專心讀書的人也多。管甯割席，與華歆斷交，就因為他為勢利所動，用心不專。

韓愈說，讀書要專且多，“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讀得少，就不容易寫得好，“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答李翊書》）才是以讀書長寫作的本領。這句話說得很透，韓愈自己也是先讀後寫的。他在《進學解》中描述過自己讀書的情景：“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韓愈并不自恃天才，老老實實地苦讀。韓愈對自己讀的書有嚴格要求，即“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他以此原則讀書和寫作，以文載道，成為唐朝古文領域高揚的一面鮮豔旗幟。

在讀書方法上，以蘇轼的“八面受敵”法最有名。蘇轼希望求學者每部書都能多讀幾次，因為書富如海、百貨皆有，人的精力有限，不能兼收盡取，每讀一次隻取一意，不生餘念，他日學成，八面受敵，與一般的涉獵不可同日而語。他也特别強調，這樣的讀書法不是“速化”之術，與韓愈說的“讀書不能速成”相一緻。

在海南儋州時，蘇轼還說過兒子蘇過借抄書來讀書的方法。當時蘇過抄了一部《唐書》，又借來《前漢書》繼續抄。蘇轼高興地說，如果抄得這兩部書，“便是窮兒暴富”（《與程秀才書》），沒有學問的人也能成為很有學問的人。

韓、柳、歐、蘇的“文章四法”

多讀書是希望文章能寫得好，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轼以下四種寫作方法值得學習。

一是“務去陳言”。韓愈對李翊說：“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惟陳言務去，換句話說是“辭必己出”，心有所思，才能筆有所寫。寫作要務去陳言，立意要不同凡響。是不是去了陳言，韓愈有一個衡量标準：文章寫出來後，看讀者是譏笑還是贊譽。如果讀者譏笑，他就高興；如果讀者贊譽，他就憂愁，擔心文中有些話别人已經說過，有些想法和别人雷同。

二是“氣盛言宜”。韓愈曾對李翊說過，“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愈尊孔尚孟，孟子講浩然之氣，韓愈的文章氣盛，一往無前，雖曲折往複，氣不衰也。曹丕曾說“文以氣為主”，這氣得靠自己培養。他這話雖然說得有些玄妙，文章有“氣”卻是真的。不平則鳴，這不平之氣或因喜、或因怒，最後都形于文字。當然氣盛還得言宜，話要說得合适，當長則長，當短則短。理之所在，情之所之，都是如此。

蘇轼在揚州時，受潮州太守王滌委托寫下《潮州韓文公廟碑》，文中的韓文公就是韓愈。這篇文章氣勢逼人，他評價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贊揚韓愈挽救了自東漢至隋的八代文風，重振儒學道統，憑一己三寸不爛之舌平定了鎮州兵亂等，這些都成了韓愈身後最經典的評價。

韓愈的《祭十二郎文》感人至深。和韓愈一起長大的侄兒韓老成死了，他寫下這篇祭文，訴說心中悲痛，“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韓愈在文中說，“沒想到你這個年輕強壯的人死了，我這個病弱的人還活着。”接着他又說，“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這些和着血淚說出的話，同樣氣盛言宜，引起許多讀者的強烈共鳴，稱其為天下第一祭文。

三是“得意明事”。蘇轼在儋州時曾教葛延之怎樣作文，還以用錢購物打比方。他說集市上貨物繁多，用錢才能統攝萬物。作文也是這樣，天下之事林林總總，必得一物以攝之，才能為己所用。這個“物”指的就是文意。“不得意不可以明事，此作文之要也”（《誨葛延之作文法》）說得很好。陸機也說過，“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這“片言”就是“意”的代名詞。

韓愈的《師說》就是“得意明事”的好例子。《師說》全篇之旨，不出孔子說的“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隻是韓愈說得更為明确，“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師說》全文就圍繞這句話來展開。“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何人可以為師？以聞道先後為原則，“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不論年齡，不論先後。這樣的例子在韓、柳、歐、蘇的散文中俯拾皆是，得意明事、得意明理是寫作時不能不注意的問題。

四是“行雲流水”。蘇轼說過，“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裡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随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類似的話蘇轼還說過，文章“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橫生”（《與謝民師推官書》）。文章語言的自然流露如同行雲流水，是語言表達的最高境界。孔子也說過文章要“辭達”，表意應準确流暢。

描繪蘇轼居儋生活的《儋耳山圖》。 劉運良 作

歐陽修的《醉翁亭記》開篇寫道：“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裡，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醉翁亭記》善用語氣詞“也”，讓其舒緩漸進，從容沉醉。讀這段文字，讓人感受到的不是流水潺潺的感覺，而是滔滔汩汩的激越，一瀉千裡後才放緩。“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别有一番韻味。

蘇轼的《前赤壁賦》也是如此。他在文中說江上水與月的盈虛消長，有變與不變的法則，“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适。”流貶黃州的蘇轼，此時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行雲流水般的表達中充滿人生快意。

韓、柳、歐、蘇的“文章四法”并不獨立，而是交互為用，這也是寫作的自然之道：靈活變通，用所當用。荀子勸學，說讀書是借舟楫以絕江河，借輿馬以緻千裡。學習前人之長，是提升寫作水平的硬道理，也是人生進步的硬道理。韓、柳、歐、蘇四人一生都在堅持讀書寫作，為官于廟堂之上時如此，流貶于僻遠之野時也是如此。磨砺之下，他們的文章出神入化、名冠千古，至今仍令人贊歎不已。

（作者單位：海南師範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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