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的主要内涵?指出，“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既要以新發展理念指導引領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過深化改革為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提供體制機制保障要在已有改革基礎上，立足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問題導向，圍繞增強創新能力、推動平衡發展、改善生态環境、提高開放水平、促進共享發展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繼續把改革推向深入，更加精準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确了我國發展的曆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确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則明确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當前國内外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也成為我國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内的重要任務我們已經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起點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方向，“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戰略性和引領性的意義，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的主要内涵?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的主要内涵

指出，“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既要以新發展理念指導引領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過深化改革為完整、準确、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提供體制機制保障。要在已有改革基礎上，立足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問題導向，圍繞增強創新能力、推動平衡發展、改善生态環境、提高開放水平、促進共享發展等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繼續把改革推向深入，更加精準地出台改革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體系”。進入新發展階段明确了我國發展的曆史方位，貫徹新發展理念明确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指導原則，構建新發展格局則明确了我國經濟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當前國内外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既帶來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也成為我國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内的重要任務。我們已經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起點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确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本方向，“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具有戰略性和引領性的意義。

自主性

“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面臨着“新形勢”，這種“新形勢”可以概括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中央高瞻遠矚、提前布局、主動求變，提出了“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充分體現了“自主性”的基本特征。

其一，從國内形勢來看，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這種轉變。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标已經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已經開啟，國内消費也構成了一個重要突破口。作為一個人口大國，我國國内具有極強的“内循環”動力，“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是我國根據自身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主動求變”。我們還必須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揭示出了人們的需求已經發生了“質”的改變，由“物質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的轉變是一種“質”的改變，我們所要建構的“國内大循環”就要立足于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力圖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高水平動态平衡。

其二，從國際新形勢來看，當前的國際力量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顯著提升，新舊秩序不斷變化，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也此起彼伏，新冠肺炎疫情更是讓全球經濟發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要“變危為機”，那麼就必須“主動求變”，我們所提出的“新發展格局”，堅持了擴大内需這個戰略基點，是對于全球經濟發展受阻的一種理性回應，把實施擴大内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是我們準确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的重要表現，“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對于擴大内需的突出強調，就是我們自主性的深刻體現。

開放性

“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提出，是黨中央根據國内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所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們要立足于國内大循環，發揮比較優勢。但是，我們所要建構起的“新發展格局”并不是“封閉式”的，而是高度開放的，這種開放性就體現在國内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循環。

其一，雙循環要素的開放性。從貿易過程來看，我們所要建構起的新發展格局主要有兩個要素，即國内市場要素和國際市場要素。我們要以國内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充分利用好國内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首先，我們要實現内需和外需的協調式發展，擴大内需是我們的戰略基點，但從長遠來看，外需仍然構成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尤其是在“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進行轉變的宏觀背景下；其次，我們要實現進口和出口的協調式發展，當我們的需求得以擴大之後，必須依賴于高質量的“進口”和“出口”，而貿易保護主義明顯違背了這一點，不利于建構開放有序的國際流通秩序；最後，我們要實現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協調式發展，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這是“新發展格局”開放性的重要體現。

其二，雙循環标準的開放性。我們所要建立起的雙循環體系必須擁有相應的标準規範，而且這種标準規範必須是高度開放的，而不是像在傳統的國際秩序中，由一個（或一些）發達國家說了算。我們在“新發展格局”中，着力推進國際标準的一體化建設，積極出台相應的法律法規，同時，在監管體制、經營資質、質量标準、檢驗檢疫、認證認可等環節，我們都力圖做到國際化标準的同線、同标和同質，這正是雙循環标準開放性的體現。

其三，雙循環布局的開放性。優化國内國際市場的布局是“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内容，這種布局是高度開放的，在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方面，我們主張要提升出口産品的質量，同時增加優質産品的進口。在國際流通方面，我們主張要構建現代化的物流體系，這是更好地實現雙循環的技術保證，這種宏觀布局體現了開放性的基本特征。

協調性

“新發展格局”要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其協調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新發展理念”與“新發展格局”之間的協調。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在提出“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方針、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則時，都明确指出：“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具體而言，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構成了“新發展格局”的理論邏輯，而“新發展格局”又構成了“新發展理念”的實踐邏輯，兩者是高度統一的。

其二，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個環節之間的協調。我們要形成“國内大循環”，那麼就必須依托強大的國内市場，貫通生産、分配、流通、消費等各環節。我國是一個人口和資源大國，具備“自循環”的基本條件，這也要求我們打破行業壟斷和地方保護，破除妨礙生産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商品服務流通的體制機制的障礙，降低全社會交易成本，并實現供給側與需求側的有效結合。

其三，農業、制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等産業部門之間的協調。“新發展格局”的形成不能僅僅依靠某個行業，而必須讓整個社會成為“一整塊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指出：“促進農業、制造業、服務業、能源資源等産業門類關系協調。”實現第一産業、第二産業、第三産業“齊頭并進式”的發展，也構成了我國“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其四，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協調。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實體經濟構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命脈，也是整個社會行穩緻遠的根本保證。但身處數字化時代，數字經濟構成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數字經濟與金融資本都具有虛拟性的基本特征，我們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也明确要求要實現“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平衡”，這也體現了協調性的基本特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曆史唯物主義視阈下數字勞動的批判性研究”（項目号：20FKSB00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電子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李弦）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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