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北宋慶曆五年（1045），範仲淹57歲。

範仲淹官服像

這一年，他的肺病有所加重，就以身體欠佳為由，上書宋仁宗，求解邊任鄧州。為什麼是去鄧州，而不是别的地方呢？《陳乞鄧州狀》裡是這樣說的：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廁台司，日曕宸扆。親承睿诏，俯念邊防，思得迩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遽将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将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尚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豳土，已逾半年，複以前策奏陳，庶逃屍素。朝廷以彼戎款順，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寝停。今又睹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并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榷務通行博易者。事或甯靜，理當改更。其陜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略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使，今後别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勠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況邠州元系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于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繄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仰聖雲雲。

範仲淹分析研判了時局形勢、表達了危難之際為國效勞的忠心之後，委婉地提出了“許從善地，就訪良醫”的請求。說白了，也就是方便治療。顯然，這隻是一句托詞，或者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因為這樣的理由實在有些牽強——鄧州，無非是名醫張仲景的故鄉罷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朝廷内部保守派對革新派加緊圍攻迫害，甚至瘋狂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在範仲淹看來，如果繼續留任西北且身挂軍職，隻能是禍多福少。這從他給老朋友韓琦的《與韓魏公書》中可見一斑：

蓋年向衰晚，風波屢涉，不自知止，禍亦未涯，此誠懼于中矣。

當然，這種擔憂從範仲淹後來在鄧州任上寫給光化軍知軍李簡夫的《依韻酬李光化見寄》的詩中也能得到應證：“欲少禍時當止足，得無權處始安閑。”放下所謂的權力之争，才是安閑之始，這也是慶曆新政之後範仲淹最深刻的領悟。就在如此複雜的心境下，他上書《陳乞鄧州狀》，請知鄧州。好在很快得到了仁宗的恩準，以保留資政殿學士的館閣身份轉給事中，知鄧州，并于當年十月十四日，帶着體弱的長子純祐從陝西汾州南下，赴任鄧州。

貳

北宋的鄧州，又稱南陽郡，下轄穰、南陽、内鄉、順陽、淅川五縣，據史載，此地“六山障列，七水環流，舟車會通，地稱陸海”，堪稱中原重鎮。範仲淹赴任鄧州，也算得償所願，躲開了政治漩渦，所以心情大好，身體也有所好轉，正如他在《鄧州謝上表》裡所說，（鄧州）“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系寬大之朝，将幸康甯之福”。于是，範仲淹有了更多的時間去讀書著述，去深刻思考作為地方長官如何治理好腳下的這片土地。

範仲淹 《邊事帖》

話說範仲淹到鄧州的第二年，也就是慶曆六年，六月十五日這一天，他收到了滕子京派使者送來的一封信。

滕子京是誰呢？

範成大的老朋友啊！

他們倆同年進士，同朝為官，還曾同任邊帥，抵禦西夏入侵。慶曆四年（1044），兩人又同時遭貶，隻是範仲淹貶知邠州（今陝西彬縣），滕子京貶知巴陵郡（今湖南嶽州）。幾十年的交往裡，兩人引為知己，惺惺相惜，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滕子京到任一年之後，開始重修嶽陽樓——嶽陽樓的前身，相傳是三國時期東吳大将魯肅的“閱軍樓”，始建于公元前220年左右，西晉南北朝時期改名“巴陵城樓”。南朝宋元嘉三年（426），中書侍郎、大詩人顔延之路經巴陵，作《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詩，詩中有“清氛霁嶽陽”之句，“嶽陽”之名首次見于詩文，直到唐代詩人李白賦詩之後，巴陵城樓改稱嶽陽樓，巴陵城也改稱嶽陽城了。嶽陽樓經滕子京組織人力重修之後，平素尚奢華的他不僅喜歡于良辰美景之時登高望遠，還想請老朋友範仲淹為之作文一篇。于是，派人送來了一封信。

信裡頭寫了些什麼？

據乾隆版《巴陵縣志》記載，這份長約600多字的信裡，他的言辭極為懇切：

……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環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

意思很明白，自古人以地名、地以人顯，若想讓新修的嶽陽樓揚名天下，就得有一位雄才巨擘為之作記。滕子京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鋪墊了很多，最後的意思無非就是隻有範仲淹能堪此任。當然，滕子京也很細心，擔心範仲淹缺乏直觀感受，随信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圖》，以資參考。

叁

範仲淹接到滕子京的約稿後，并未馬上動筆。

他是不是在進行一場漫長的精心構思呢？誰也說不清楚。最大的一種可能是，範仲淹手握舊友來信，一時往事翻飛，回想起曾經跌宕起伏的政治風雲，回想起無疾而終的慶曆新政，回想起與滕子京頗多相同的人生際遇，睹物思情，不免感慨萬千，心緒不甯，終是難以下筆。

反正，他沒有馬上動筆。

差不多過了三個月以後，一場久違的大雨落在久旱少雨的鄧州大地，這讓範仲淹因旱情弄得焦頭爛額的心緒得以緩解。九月十五日這一天，秋風清揚，秋陽朗照，範仲淹百感興發，神思泉湧，信步來到花洲書院的春風堂前，展紙走筆，不一會兒，一篇辭采華美、氣韻生動的文章躍然紙上。

此文就是《嶽陽樓記》！

一篇三百餘字的錦繡文章，氣勢磅礴，旨意深刻，字字珠玑，文情并茂，尤其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情懷，閃耀着古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之光，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浩瀚星空上熠熠生輝。但是，這也就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嶽陽樓在洞庭之濱，而範仲淹卻是在千裡之外的中原大地寫下這篇千古名篇，這不禁讓人發問：寫作不是需要深入生活的第一現場嗎？那麼，範仲淹未到洞庭湖、未登嶽陽樓，于千裡之外的鄧州卻把洞庭湖渲染得生動鮮活，把嶽陽樓描繪得錦繡斑斓，個中原因又是什麼呢？首先，他有洞庭湖邊的生活經曆。宋代任友龍撰寫的《澧州範文正公讀書堂記》記載，範仲淹年少時曾在洞庭湖邊的安鄉一帶生活、學習，這裡的湖光山色早在青少年時期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這也就牽扯到範仲淹的家世。他早年喪父，母親改嫁給朱文翰。因此，他和母親是随朱文翰一起生活的。當時，他的名字叫朱說，而不是範仲淹——改名是後來的事，當然，這也是另外一段典故了。大約在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名叫朱說的範仲淹跟随擔任安口知縣的繼父到安口生活。安口是漢唐古鎮，在洞庭湖區的西北部，與嶽陽一樣，都是臨湖之城。範仲淹在安口寄讀于興國觀村學，交由司馬道士照顧，三年之後，才随“朱縣卸任而去”。其次，他有過洞庭湖詩文的創作基礎。宋明道二年（1033），範仲淹寫過“嶽陽樓上月，清賞浩無邊”，次年他還寫過“去國三千裡，風波豈不賒。回思洞庭湖，無限勝長沙”的詩句，形象地刻畫了舟過洞庭人上高樓的經曆與思緒。翻讀《範仲淹全集》，還能找到他于景祐元年（1034）和慶曆四年（1044）分别寫下的有關洞庭湖、嶽陽樓的詩句，其中“優遊滕太守，郡枕洞庭邊”之句，跟《嶽陽樓記》裡的“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有一脈相承之感。由此可見，範仲淹寫《嶽陽樓記》之前，已經對寫作對象十分熟悉，成竹在胸。再者，從創作原理上講，一篇文章無論寫什麼，最終都離不開作者自己的思想與經曆，且不說我手寫我心，但至少與其才情、閱曆、命運遭際等方面息息相關。而《嶽陽樓記》，看似是寫嶽陽樓，實則也是寫他自己的吏治理念與經曆，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隻是借嶽陽樓表達出來而已。

文會堂。攝影：張蒹維

肆

那麼，範仲淹在鄧州的生活又是什麼樣的呢？

範仲淹到任後，看到鄧州“風俗舊淳，政事絕簡”之後，心有大安，于是把寄養在京城妻兄李纭家的二兒子純仁、三兒子純禮及女兒也接過來一起生活。早在景祐三年，範仲淹47歲，其妻李夫人就去世了。來到鄧州，他又娶妻，慶曆六年（1046），新婚妻子曹氏又為他生下第四個兒子純粹。家中添丁，是一家人團圓之後的又一喜事。如此說來，鄧州也是範仲淹的團圓之地，他不像以前那樣四處奔波、無暇照顧孩子，又續了新弦，一家人其樂融融地聚在一起，在新婚妻子的精心照顧和兒女陪伴的親情中，在衆多文雅幕僚的陪伴下，範仲淹在鄧州度過了一段溫情、安耽的時光。

當然，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沉醉于家庭的溫馨當中。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勤于政事，重教化，輕刑罰，廢苛稅，倡農桑，甚至親自帶領百姓鑿井耕田、引水植禾。正如他後來在《鄧州謝上表》裡所說：“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國憂于千裡。”範仲淹知鄧三載，《嘉靖鄧州志》如此總結：“孜孜民事，政平訟理。”鄧州百姓安居樂業，百業俱興，算得上一段難得的政通人和的好時光。

相較之下，最為人稱道的還是修築花洲書院。

花洲書院山門。攝影：張蒹維

發源于南陽内鄉縣翼望山的湍河，自北向南流經鄧州，至城東南形成一個洄水灣，連帶一處淺淺的沙洲。範仲淹的同年進士、摯友謝绛任鄧州知州時，在沙洲上修建一處園林，取名百花洲，曾為一時勝景。範仲淹知鄧時，亭閣傾頹，雜樹叢生，勝景不再。惋惜之餘，範仲淹動意重修。他率先垂範，拿出自己的全部積蓄，社會賢達及當地百姓也是踴躍參與，很快，百花洲上桃李迎風，亭閣輝映，百花洲再次成為鄧州勝景，就連歐陽修路過鄧州時也寫詩盛贊：

野岸溪幾曲，松蹊穿翠陰。

不知芳渚遠，但愛綠荷深。

依百花洲畔，範仲淹建花洲書院——書院之名，想必是因百花洲而命名的。花洲書院的創建，顯然是範仲淹為了實現自己培育人才、州縣辦學的偉大願景。書院講堂取名“春風堂”，取“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的典故。公務之暇，範仲淹在春風堂上執經講學，春風閣裡以文會友，百花洲上與民同樂，一派溫潤儒雅。就連範仲淹自己也陶醉于這樣的書院生活，并寫詩記錄：“七裡河邊帶月歸，百花洲上嘯生風。”然而，在漫長的曆史長河裡，再顯赫有名的書院終将要經曆修而荒、荒而廢、廢而重修的經曆。花洲書院概莫如此。五十年後的紹聖二年（1095），就出生于鄧州的範仲淹的四子範純粹任鄧州知州，作為地方大員，他對老父親親手創辦的書院進行了第一次整修。從南宋到明朝，花洲書院屢圮屢修，其中明代有過三次重修，并易名春風書院。到了清代，修複次數達15次之多，算是書院達到了鼎盛時期。現在的書院，是2004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的一處标志性景觀。整座建築是南山北水、東西相照的布局，五進四院，春風堂講堂居中，東為百花洲園林，西為範文正公祠，沿中軸線望去，亭台假山，錯落有緻，九曲回廊，曲徑通幽。

花洲書院自開辦以來，一直都是鄧州的教育中心，并不斷易名。明代是“花洲相迹”，清代是“花洲霖雨”，光緒三十一年（1905），又易名為“鄧州高等小學”，這也标志着儒學正式退出曆史舞台，新學開始發揚光大，今天的鄧州一中也是由此發展而來。在花洲書院的曆史上，有很多名人均求學于此，如官至禦史中丞的狀元賈黯、官至門下侍郎的韓維。就算在近當代，語言文學家丁聲樹、文學家姚雪垠、著名作家二月河，都是從花洲書院走出來的賢士名人。

盛名之下，必有尋訪。

宋元豐元年（1078），黃庭堅專程來花洲書院，瞻仰範公遺迹，并揮毫題詩，寫下七絕一首：“範公種竹水邊亭，漂泊來遊一客星。神理不應從此盡，百年草樹至今青。”

春風堂。攝影：張蒹維

伍

關于花洲書院，我願意宕開一筆，說說另一個人。

有這樣一段話，經常在文章裡被引用，想必不少人也很熟悉：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稱之為“橫渠四句”的這四句話，因其言簡意宏而曆代傳頌不衰。而他的作者就是宋代理學大師張載。張載（1020—1077），字子厚，陝西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學創始人之一，世稱橫渠先生，尊稱張子，封先賢，奉祀孔廟西庑第38位。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為老百姓指明一條共同遵行的大道，繼承孔孟等以往的聖人不傳的學問，為天下後世開辟永久太平的基業。

而張載之所以能成為一代理學大師，和範仲淹關系特别大。1040年，範仲淹任陝西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時，18歲的張載慕名拜見，請求跟随範仲淹從軍，為國立功。範仲淹見他宜文非武，就加以規勸：

“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啊。

自此以來，張載開始研讀《中庸》等書，走上學術之路。範仲淹知鄧州時，張載亦從學于花洲書院，是範仲淹易學方面的得意門生。後來，逐漸成長為理學關陝學派的一代宗師。而他為天地立心的觀點，最早就萌發于花洲書院，并得益于範仲淹在花洲書院的教誨。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和氣節，也一直貫穿于張載居官從政和著書講學的理念當中。仔細回味，“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為天地立心”之間，就有着一脈相承的律動與氣息。

陸

《嶽陽樓記》甫出，就美名傳遍天下。

起初，是在範仲淹和滕子京的朋友圈裡傳為美談。書風清瘦勁健、善寫行草的蘇舜欽專門書石，當時以篆書著稱的邵餗篆額，加上滕子京巴陵郡的政績和範仲淹的文章，一時号為“四絕”。宋代王辟之在《渑水燕談錄·文儒》裡，也專門談到：

慶曆中，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重修嶽陽樓。屬範文正公為記，詞極清麗，蘇子美書石，邵餗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雲。

範仲淹像，見于清道光年間的《滄浪亭五百名賢像贊》。

在中國的書畫界，一直有一個優秀的傳統，就是書者喜歡抄錄脍炙人口的詩文，既是雅玩，也是對先賢緻敬。而《嶽陽樓記》自其甫出，就一直是曆代書法作品中的重要題材。但迄今為止，最有名的可能要算明代書法家董其昌的作品。明萬曆三十七年（1609），董其昌55歲，他在補福建副使前四個月賦閑在家時，信筆寫下了《嶽陽樓記》。觀覽全卷，字大如拳，流暢勁健，通篇數百字一氣，極見功力，堪稱董氏行書中的精妙之作。仔細賞讀，融晉、唐、宋、元各家風格于一體，筆力遒勁，悠閑自得，既見米芾風骨，又顯曠世之志，隐現慮思，抒情寓懷。為什麼董其昌的《嶽陽樓記》寫得這麼好呢，這既與他正處于創作成熟期有關，也和當時的處境、心境有關。這一年，久居官場的董其昌像曆代文人為官一樣，俯首輔弼，忠心不二，但又小心翼翼，矛盾重重。因此，長卷《嶽陽樓記》的字裡行間，隐隐流露出董其昌于仕途、于人生的一種複雜心态。

董其昌書《嶽陽樓記》

此卷紙本，縱 37.6cm，橫1499.5cm，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卷末，董其昌撰有百餘字的自識：

範希文嶽陽記，宋人猶以為傳奇。文如東坡醉白堂記，壹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由範公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絕類《樂毅論》，雖文與書非所以重公，公在此道中，未嘗可稱當行名家也。己酉七月廿七日。董其昌。

自識後钤有“董玄宰”印。

鑒藏印有“王時敏印”“煙客真賞”。

柒

慶曆八年（1048）正月，範仲淹鄧州任滿，朝廷将其調到荊南府（今湖北江陵）任職，聖旨都到了鄧州，但鄧州百姓把傳旨使者圍得水洩不通，請求收回成命，更有數萬百姓跪道挽留，綿延數裡，“不忍公去”。範仲淹為民情所動，遂上書皇帝，訴說了種種理由懇請留任，比如大兒子體弱生病，比如舟車勞頓之苦，比如荊南的醫療條件不好，當然，最大的理由正如他在《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裡所言，願意繼續在鄧州“拳拳民政，戰戰官箴”。

這一請求，得到了批準。

于是，他繼續執政鄧州，直到次年（皇實元年，1049）正月，才離開鄧州，移知杭州。細細算來，範仲淹在鄧州雖有五個年頭，但滿打滿算也就三年時間，但這也是他地方吏治生涯裡居留最長的一段時光。在鄧州，範仲淹留下了花洲書院，留下了一世清名，也留下了彪炳史冊的千古名篇《嶽陽樓記》——吊詭的是，請他撰寫此文的滕子京，就在範仲淹知鄧州時病逝蘇州，痛失好友的範仲淹，含淚寫下祭文，足見他們情誼之深。（責編：孫小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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