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五個兒子?楊焄陶淵明寫過一首饒有趣味的《責子》詩，曆數膝下幾個孩子的種種不肖，“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看來平日裡個個都好吃懶做而無心向學對他們的遊手好閑，日漸衰頹的陶淵明也有些束手無策，隻能徒呼奈何，“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失落懊惱之餘隻能借酒澆愁，聊以自寬詩中所述究竟是切身體驗的如實寫照，還是故甚其詞的戲谑調侃，讓後人頗費猜疑杜甫就覺得确有其事，還直言不諱地指摘道，“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遣興五首》其三）在他看來，貌似超然通達、毫無挂礙的詩人終究未能免俗，因為孩子們的頑劣愚笨而輾轉難安，以至憂形于色黃庭堅對此卻不以為然，認為“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谑可觀也”（《書淵明〈責子〉詩後》），強調這并非闆起臉來訓誡斥責，隻是虛張聲勢的玩笑而已，由此反倒透露出詩人的慈愛可親和童心未泯後人經過比勘斟酌，大抵多以黃說為是，張廷玉稱許“山谷此言得乎情理之正”（《澄懷園語》卷四），胡适視此為“诙諧的詩”（《白話文學史》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證不過，杜詩中特意标舉的“何其挂懷抱”仍然值得特别留意，甚至不妨藉此尋繹陶淵明在出處取舍之際的矛盾心理，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陶淵明五個兒子?以下内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陶淵明五個兒子

楊焄

陶淵明寫過一首饒有趣味的《責子》詩，曆數膝下幾個孩子的種種不肖，“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看來平日裡個個都好吃懶做而無心向學。對他們的遊手好閑，日漸衰頹的陶淵明也有些束手無策，隻能徒呼奈何，“天運苟如此，且盡杯中物”，失落懊惱之餘隻能借酒澆愁，聊以自寬。詩中所述究竟是切身體驗的如實寫照，還是故甚其詞的戲谑調侃，讓後人頗費猜疑。杜甫就覺得确有其事，還直言不諱地指摘道，“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遣興五首》其三）。在他看來，貌似超然通達、毫無挂礙的詩人終究未能免俗，因為孩子們的頑劣愚笨而輾轉難安，以至憂形于色。黃庭堅對此卻不以為然，認為“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谑可觀也”（《書淵明〈責子〉詩後》），強調這并非闆起臉來訓誡斥責，隻是虛張聲勢的玩笑而已，由此反倒透露出詩人的慈愛可親和童心未泯。後人經過比勘斟酌，大抵多以黃說為是，張廷玉稱許“山谷此言得乎情理之正”（《澄懷園語》卷四），胡适視此為“诙諧的詩”（《白話文學史》第八章《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學趨勢》），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證。不過，杜詩中特意标舉的“何其挂懷抱”仍然值得特别留意，甚至不妨藉此尋繹陶淵明在出處取舍之際的矛盾心理。

陶淵明的筆下經常會閃現孩子們的身影，足見其愛子心切并溢于言表。長子呱呱落地時，他就按捺不住興奮提筆賦詩，一方面追溯悠久輝煌的家族曆史，另一方面則對這新生兒的未來滿懷希冀，“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毫不掩飾急切渴盼的心情；到最後還不忘自嘲幾句，“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命子》），雖然朝思暮想都盼着孩子将來能夠出人頭地，但日後若不幸事與願違，也隻能聽天由命了。等到幾個孩子陸續降生，“幼稚盈室，瓶無儲粟”，在帶來諸多歡樂的同時，也給日常生計造成極大負擔，他不得不奔赴百裡之外的彭澤去任職謀生；而在忍受了一番“違己交病”“心為形役”的屈辱折磨之後，又毅然決定“自免去職”，令他念茲在茲的依然是“稚子候門”“攜幼入室”（《歸去來兮辭》）的溫馨場景。他時常迫不及待地要向友人們炫耀田園生活的安逸快樂，“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複樂，聊用忘華簪”（《和郭主簿二首》其一），“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止酒》），看着牙牙學語的孩子圍在身邊嬉戲玩鬧，頓時讓人萬慮盡消，這種發自内心的閑适歡暢又豈是案牍勞形的仕宦生涯所能提供的。他還苦口婆心地規勸朋友，人生苦短，稍縱即逝，“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酬劉柴桑》），不惜現身說法，展示攜子出遊的逸樂足以遣悶銷愁。對陶淵明而言，孩子們确實是他時刻牽挂心頭，絕難割舍忘懷的。

在曆經數度進退仕隐的搖擺以後，陶淵明最終做出了辭官歸隐的抉擇。後人往往據此着力表彰他的特立獨行和高蹈出世，卻每每忽略由此導緻的一系列嚴重後果，不僅需要他本人去承擔和化解，其實更需要整個家庭的認同和付出。尤其是那五個孩子，此時都尚未成年，就要共同承擔起原本完全可以蠲除的重負。為了謀取食物以供家人果腹，陶淵明有時甚至還觍顔向鄰人乞讨，“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裡，叩門拙言辭”（《乞食》），總算鼓起勇氣敲開了門，卻又一時語塞，不知該如何開口，真是潦倒窘迫至極。王維對此有過極為嚴厲的批評，認為淵明在彭澤令任上如果能與世浮沉，稍稍委屈一下自己，就足以“安食公田數頃”，何至淪落于斯，“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與魏居士書》）所言自屬人之常情，并非求全責備。陶淵明還有一組《詠貧士七首》，細緻描摹前代貧士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日常生活，其中如“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刍藳有常溫，采莒足朝餐”雲雲，想必都融入了個人不堪回首的慘痛體驗；最後一首又進而感喟，“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俦。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看着絕望無助的妻子，心意已決的丈夫或許還可以勉強隐忍自持，可是一旦面對饑寒交迫的孩子，無能為力的父親就不能不為此深感茫然焦慮。這種不足為外人言說的隐痛，毋庸贅言更有夫子自道的深長意味。

在晚年寫給孩子們的《與子俨等疏》中，陶淵明的歉疚愧悔表達得更為直接明瞭。他坦言自己“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贻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狷介執拗的性格既讓自己無法因應世俗而委曲求全，也讓懵懂無辜的孩子平白遭受株連牽累。為人父母者總想竭盡所能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生活，一直深愛着孩子的陶淵明毫無疑問更不會例外。所以當他回想起孩子們在童年時所經曆的諸多艱辛時，就不由自主地深切自責，“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這種錐心刺骨的酸楚顯然已經郁積許久，直到此刻方能一吐為快，盡管孩子們對此或許早已記憶淡漠，并無任何怨言。他在信裡還特意提到東漢隐士王霸（字孺仲）夫婦的轶事，“餘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小心翼翼地為自己當年所作的抉擇辨白申說。據《後漢書·列女傳·王霸妻》記載，王霸早年與令狐子伯相交為友，其後子伯出任楚相，命其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正在田間耕作的霸子聞訊後趕回家中拜見客人，居然自慚形穢而不敢仰視對方。王霸為此深覺愧疚，卧床不起，慨歎故人之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适。而我兒曹蓬發曆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自家孩子非但形貌醜惡，而且不通禮數，作為父親顯然難辭其咎。幸虧霸妻在旁勸解寬慰，勉勵丈夫“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才令他轉憂為樂。想來“抱茲苦心，良獨内愧”的陶淵明正欲藉此稍稍纾解難以直言的隐衷，以便獲取孩子們的體諒理解，順勢也可以求得一己之心安。

從他時隔多年依舊耿耿于懷并備受煎熬來看，陶淵明當初做出退隐閑居的決定，雖然并不是罔計後果的一時沖動，恐怕也不能算是義無反顧的徹底決絕。他本人回歸園田确實心甘情願，與其說是迫于政治環境的被動選擇，毋甯說是依循自由天性的本真展現。然而身逢晉宋異代遞嬗，正是世相波谲雲詭、人事浮沉升降的敏感時期，孩子們的生計和前途必定讓他舉棋不定，久久處于猶豫彷徨之中。究竟是希望他們可以衣食無憂，甚或位至公卿，卻難免因此變得唯唯諾諾，乃至蠅營狗苟而降志辱身，還是祈盼他們能夠安貧樂道，即使庸常平凡，也能夠心懷坦蕩而毫無愧怍，保持純然樸厚的天性不受沾染？在反複權衡利弊得失之後，他終于艱難而鄭重地替孩子們選擇了後者。盡管他們從此就必須付出自食其力的沉重代價，而他自己也将終生籠罩在揮之不去的負疚陰影裡，可是一想起那個讓自己始則躊躇滿志終至視若畏途的渾濁官場，他還是絕不願意他們深陷其中而重蹈覆轍。可見在陶淵明的心目中，不受扭曲摧折而得以盡情舒張的人性才是最可寶貴、最值珍視的。

這五個成天嬉鬧而胸無大志的孩子最終隻在父親的詩文裡留下了天真活潑的生動剪影，後世史籍對他們長大成人後的經曆沒有任何記載可供追尋。就此而言，《責子》詩雖然确有幽默調笑的意味，但其中娓娓講述的那些片段，大概也反映了部分真實情況。當然，有時候能夠泯然衆人，平安甯靜地度過一生，未始不是世間最大的幸事。而一位時或開懷大笑、時或憂愁低徊的父親，也遠比一位忘卻情累、仿佛不食人間煙火的隐士，更能深深地觸動讀者的共鳴。

來源：文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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