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裡碼頭的大門換了不鏽鋼的，1.66萬元。”“我也看到啦，碼頭還加裝了監控設備花了5000多元，說是為了管理和安全需要。”近兩年，在江蘇省江陰市圩裡村，村民們不用到村務公開欄前，隻需摁下遙控器，就可以通過電視上的“戶戶通”平台，全方位了解村裡的黨務、村務、财務。

江陰市對于“戶戶通”的數字化探索和實踐，是近年來我國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縮影。

江陰市璜土鎮戶戶通平台指揮中心。

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石，鄉村治理關乎國家的長治久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标，對鄉村治理的重視也提升到新的高度。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2019年中辦、國辦專門印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一系列頂層設計和部署，為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指明了方向。

經過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國鄉村治理正實現從“政府單向管理”向“社會多元主體協商共治”的深刻轉變——現代鄉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以黨組織為領導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明顯加強，鄉村治理體系進一步完善，方式手段不斷創新，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顯著改善，廣大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強化黨的領導 完善治理體制

“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村黨組織，就不可能有戰旗村的今天。”戰旗村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區西北角，位置偏遠，并無特殊資源優勢。然而在村黨組織的帶領下，戰旗村卻屢屢立于時代潮頭。

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是我們黨的傳統，也是優勢。鄉村治理是一項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對鄉村治理工作的領導。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區唐昌鎮戰旗村黨群服務中心。

十年來，各級黨委、政府高度重視鄉村治理，黨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不斷完善。國家層面，由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牽頭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探索出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範、鄉村治理示範村鎮創建、遴選推介鄉村治理典型、總結推廣務實管用的治理方式等工作抓手。在省級層面，各地也紛紛成立相應的領導小組，建立部門聯動工作機制。在縣級層面，鄉村治理成為“一把手工程”。上下協同、左右聯動的體制機制，推動中央關于鄉村治理的決策部署更好落地。

十年來，基層黨組織建設得到全面加強，帶頭人隊伍得到明顯提升，黨員先鋒模範帶動作用進一步發揮。浙江省武義縣在“一肩挑”背景下，積極探索完善新時代“後陳經驗”，強化“權力受到約束、村務全面公開、群衆有效監督、自我能夠糾偏”的治理理念；山東省莒縣所有村“兩委”成員連續7年在“公心節”大會上述職，村社幹部每半年進行一次“公心體檢”，用“公心”架起了幹群“連心橋”；福建省泉州市羅溪鎮則在村民小組建立由黨員、小組長、各類人才組成的黨群圓桌會，以黨建“同心圓”激活基層治理神經末梢。

發揮“三治”作用 健全治理體系

“自治，激發動能；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風化雨。”發源于浙江桐鄉市的“三治融合”民間實踐，在黨的十九大上升為廟堂之策。在政策指引下，各地在實踐中完善中國特色鄉村治理體系的步履不曾停歇。

以自治為基礎，增強村民自治組織能力，豐富村民議事協商形式，全面實施村級事務陽光工程。河北省石家莊市鹿泉區以“系統、問題、法治、群衆、互聯”五種思維制定村規民約，實現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浙江省象山縣推行以“說、議、辦、評”為核心内容的“村民說事”制度；四川省德陽市羅江區探索定向議事代表會議制度，定向産生議事代表、定向聯系服務對象、定向反饋議事結果。

三治融合發源地：浙江省桐鄉市高橋鎮越豐村。

以法治為保障，加強農村法律服務供給，加大基層小微權力腐敗懲治力度，健全鄉村矛盾糾紛調處化解機制，推進法治鄉村、平安鄉村建設。廣東省惠州市的“法保姆”為農村法律服務短缺問題提供了解決思路；河南省新密市的“一村一警”模式，構建點線面結合的治安防控網絡，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山西省長治市長子縣構建縣、鄉、村聯動，行政、司法、民事和解、行業調解仲裁等多種調解方式統籌的“一縱多橫”多元調解機制，有效化解基層矛盾。

以德治為支撐，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施鄉風文明培育行動，發揮道德模範引領作用，加強農村文化引領。貴州省福泉市巧用“紅黑”兩榜激活了内生動力；甘肅省平涼市靜甯縣賈河鄉則以家風家訓為抓手，引領群衆見賢思齊，彙聚民心；山東青州市侯王村把“孝治、孝興、孝富”作為治村之策，把昔日的散亂窮村變身為遠近聞名的善治樣闆村。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在實踐中努力實現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機結合并相互配合、相互促進、良性互動，村民積極性不斷提高，共商共建共享氛圍日漸濃厚，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衆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治理體系日益健全。

創新治理方式 提升治理能力

在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慈口觀村，定期查看信用積分，成了村民的新習慣。在村裡，積分跟福利挂鈎不說，更是村民的臉面。出了村，無論是坐汽車、去醫院，還是進公園、辦貸款，積分高了都能有優惠。

文登的積分制實踐并非獨此一家。積分制、清單制、網格化……近年來，各地因地制宜、積極探索，創新出一系列與時俱進、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

湖南省津市市創新“紅色存折”“綠色存折”“愛心存折”三種制度，以積分激勵黨員主動作為，鼓勵群衆參與環境整治、開展志願服務；浙江省甯波市鄞州區建立權力、責任、負面三個清單，讓基層用權有了“固定路線”，實現幹部服務“看圖做事”、群衆辦事“按圖索骥”；天津市北辰區通過制度創新、賦權減負、模式打造、雲端創新、全科深化，走出了全域網格“五步訣”。

湖南省津市市“綠色存折”“紅色存折”“愛心存折”登記本。

去年10月，農業農村部、國家鄉村振興局在總結地方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深入分析鄉村治理中運用積分制、清單制，以及整治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方面典型做法的内在規律、關鍵環節，分别歸納提煉形成了三個“一張圖”，成為鄉村治理典型方式工作指南。

除了積分制、清單制等，數字化也為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新的方法路徑。四川省邛崃市借助騰訊“為村”平台，開發設置6大類90項功能闆塊，涵蓋基層黨建、便民服務、基層治理、産業發展等領域，方便了群衆生活。在廣東省廣州市從化區，村民“仁裡集”手機軟件上，不僅可以查看村務、上傳不文明行為，還可以在網上超市售賣本地特産、推廣本地民宿。上海市寶山區打造“社區通”網上工作系統，黨員幹部和村民實名認證，書記當“群主”、黨員為“中堅”、群衆為“鐵粉”，實現幹群便捷互動，群衆需求精準把握，群衆問題快速處置。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轉變，探索建立“互聯網＋”治理模式，推進各部門信息資源的整合共享，提升鄉村治理的智能化、信息化、精準化、高效化水平。

解決突出問題 實現治理有效

“50元外加一條哈達，就參加了侄子的婚宴。”前不久，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南縣塔秀鄉塔秀村村民索南太見證了侄子人生的最重要時刻，要知道以前至少要1000元禮金和兩瓶好酒才拿得出手。

當下，城鄉利益格局深刻調整，農村社會結構深刻變動，農民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鄉村治理中還存在不少難點、痛點、堵點，比如辦事不便、養老難、婚喪陋習、防災意識薄弱等。

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舉辦“移風易俗 抵制彩禮——百戶授牌、千人宣誓、萬人簽名”活動。

近年來，各地堅持問題導向、目标導向，針對農民群衆的操心事、煩心事，研究破解問題的辦法，努力補齊農村民生短闆，為農民提供便捷服務。在北京市懷柔區，通過建清單、建隊伍、建機制，實現了權限下放、窗口前移、服務下沉，打通政務服務“最後一公裡”；在四川省宜賓市珙縣，由村黨組織、村級老年人協會或其他社會組織、特殊困難老人、助老巡訪員四方簽訂《關愛服務合約》，切實解決特殊困難老人實際問題；在河北省河間市，通過夯實立體組織體系、強化分級分層設計、構建剛性鍊條機制、狠抓正反兩面典型“四位一體”聯動工作法，推動移風易俗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擊戰中，廣大農村基層黨組織積極動員群衆做好防控，抓實抓細網格服務管理，黨員、幹部與群衆一道構築聯防聯控、群防群控的堅固防線，更是彰顯出我國鄉村治理的巨大優勢。

展望未來，鄉村治理仍面臨諸多亟待破解的難題和挑戰。但隻要我們以關于鄉村治理的指示精神為根本遵循，加快補齊鄉村治理短闆，同步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必将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善治之路。

作者：農民日報·中國農網記者 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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